晚明工匠入仕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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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身份限制，工匠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且缺乏上升的途径，但明朝晚期工匠入仕的范围和规模皆远超历代。相应地，他们受到的阻碍也越来越多。传统文官集团的反对，使得工匠入仕的步伐有所放缓。但随着班匠银制度的实行、经济结构变化与社会转型，工匠的人身自由和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他们入仕的意愿和热情也有所降低，开始由依附朝廷向适应社会需求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晚明;工匠;入仕
在历史上，工匠长期处于奴隶和半奴隶的状态，受到严格管束。但明代出现了大规模工匠入仕的情况，他们不经历科举考试，而是凭借一技之长获得拔擢，这是值得瞩目的现象。不少专业匠师因参与重大工程而被提拔为官。前期出现了陆贤、陆祥、蒯祥等高级匠官;而后期官位高的匠官较少，尤其是徐杲之后的工匠几乎未有再升至京卿之列者。据初步统计，明朝前期的成化年间，升授匠官次数最多，23年共有24次，人数有五百二十余名。其次是弘治时期，18年有11次，人数约二百四十名，[1]而明后期鲜少有这样的记载。成化年间内府匠官共1260名，但隆庆元年内府匠官共1160名，有所减少;直至天启六年一次升授965人后才得以增加，不过崇祯一上台便对这些匠官进行减裁。整体而言，明后期入仕的步伐放缓。明中叶后期，对工匠入仕的反对之声愈加浩大，传统官员纷纷上书反对工匠入仕与晋升。同时经济结构变化、社会转型等也影响着工匠入仕。班匠银制度的实施，使匠人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风气观念的转变等都给了工匠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实现身份的转变。
1 传统官员反对
在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影响下，明代一些传统士大夫对工匠群体创造的辉煌成果视而不见，认为其技术发明是“奇技淫巧”。这些官员队伍庞大、地位显赫，是朝廷的中坚力量，他们蔑视工匠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匠的仕途发展。
成化年间便有士大夫批判升授工匠为官，认为是“浪费钱粮，混乱名器”。弘治初年亦有人进言“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2]明后期，由于统治者大量擢拔工匠入仕，上书反对擢拔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嘉靖四年，因修理清宁宫而一次升授五百十匠人，给事中黄臣等进谏以为不可。嘉靖五年，工匠赵奎等人的升官也受到兵部侍郎胡世宁的反对。胡世宁认为这是工匠的职责，不能获得嘉奖，“今官赏既滥，则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输不能给无涯之用度，陛下为祖宗保天下，为天地养生民，不宜有此。”[3]他认为当时人口增加，仕宦人数增多，朝廷在官员俸禄方面开支太大，不宜再过多升授嘉奖。随着越来越多的反对，嘉靖帝也前后三次下达诏令削减匠官的俸禄。嘉靖十年，规定“匠官升级，悉照见行例支与半俸，奏扰者治罪。”嘉靖二十三年又强调：“匠官加俸后又升级者，止照今品级支半俸，其节次所加之俸，不许重支。”[4]
反对的情况还不止于此，例如明代进士张瀚，他官至工部尚书、吏部尚书，较有话语权和代表性。其先祖也有工匠背景，他在书中提及也不以为耻，但他仍是不太喜欢工匠的，“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5]他批评了三吴地区的匠人制造了大量奢华精美的服饰器物，使江南地区勤俭困难。
2 官位品级降低
除了传统文官集团对工匠群体入仕的反对，还有朝廷官员对工匠个体通过技术入仕并逐步官居高位也表示不满。那些凭科举入仕的官员们心中不平，觉得自己寒窗苦读数载，不及工匠以手艺“伎俩”得圣眷升授官位来得快。徐杲官至工部尚书，且荫及子孙，达到了很多普通官员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引来外人的诸多不满。嘉靖年间，旁人对其便是颇有微词，只是碍于明世宗对其的喜爱而不敢谏言，“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书，当时在世诸公亦有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谏。”[6]即使徐杲一生完成众多重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且平日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还是得不到官僚们的认可和尊重。当时从工匠中选拔官员也只是看其是否有娴熟的技能、高超的技术再加上统治者的喜好。他们的选拔并没有形成相关制度体系，没有制度的保障，一切都显得很脆弱。因此，嘉靖帝一死，士大夫便纷纷上书弹劾徐杲“滥名器，坏政体”。隆庆元年，明穆宗下令革除徐杲官职。徐杲被罢免后，一些士大夫还指控其偷盗官银。自此之后便几乎没有工匠能出任较高的官职了。如之后的知名工师冯巧，修建明宫廷陵寝，做出巨大贡献。虽得一片赞赏，却无任何赏赐，更遑论入仕升官了。
由此可见，一些官员的不满对高级工匠的仕途发展产生了巨大阻碍，使得在明晚期，徐杲之后的匠官官位品级大大降低。徐杲的罢黜，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匠的积极性，使工匠入仕意愿降低。
3 入仕意愿降低
嘉靖四十一年，将匠籍服役的制度改为纳银代役，这也意味着匠籍制度名存实亡。工匠的自由度更高，也就不再依附于官营手工业，而是更多地投入到民营手工业中。他们将大量的精巧技术注入民间市场，留下了如明式家具这样璀璨的艺术品。当时民间經济活跃，奢靡之风盛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商队带回了大量高级家具用材。工匠用这些红木创造的家具更加昂贵。[7，8]同时，当时的民众也比较注重养生，李渔就是一个代表。家具的紫檀红木材质、榫卯结构都具有一定功效，促进人们消费。[9]人们对于精益物品的追求，给工匠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晚明江南地区的工匠较为富裕，官府雇佣他们劳动所给的报酬也较高。万历年间填漆匠人在官府做工是一十两八钱，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和靖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二尚书祠庙户一名银二两;王阁老看坟户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10]可见，此时填漆匠的工资相较书院门子、尚书祠庙户等还是较高的。同时，匠人也出现向商人转变的趋势，他们累积了大量财富，如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等墨匠，声名远扬，获利颇多。他们两家也并非亲自制墨，而是雇佣墨匠为其生产。还有原是机房织手的潘氏，后来也是拥有百万家财。由此可见，只要有高超的技艺，工匠在市场中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获得较多财富的，而入仕则相对较难。匠官的俸禄被一削再削，或许还不及在民营手工业中工作更吸引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匠想凭技术入仕的意愿。 明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长期以来的封建“四民”等级观念也在受到冲击。“惟士为尊”也逐步变为“士商并举”，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人地位大大提升。晚明工匠人身自由松绑，凭自己的出色技艺制作出更多的物品，获得财富，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均发生了显著变化。[11]明晚期，士人的生存也越发困难，不论是生存需要还是对“物”的追求，都使得晚明士人开始与工匠不断互动。文人士大夫将他们的精神文化寄托在家具上，明式家具受到了文人的生活方式、处世哲学和审美意趣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风貌。[12，13]在这样的互动中，士人保证了生存需要;匠人也获得尊敬和认可，地位进一步提高，实现了自我价值。明晚期，匠人们还乐忠于在自己的工艺品上留下款识，形成一种品牌效应，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自己的声名威望。虽然以前就有“物勒工名”的制度，但这只是为了保证物品的质量，一旦“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14]这只是为了方便官府对工匠更好地管控。随着工匠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也在不断寻求更高的社会文化认同感。晚明的工匠也许是受文人的熏陶影响，也尝试着用文字去记录他们的工艺制作手法，工匠编纂的设计工艺著作大量涌现。匠人们已经不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提升地位了，况且明晚期匠官官职小，没有话语权，他们在官府所得到的地位和尊重不及平民社会。
晚明工匠通过技术入仕，辛苦劳作也只获得较低的官职，地位低且无话语权，且受诸多官员反对。而班匠银的实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文人和工匠的合作使工匠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也更易获取财富和声望。他们不再依附于朝廷官府，其入仕意愿降低，因此明代晚期匠人入仕的发展脚步放缓。
4 科举限制减少
明代前期，匠籍地位低下，身份受限，匠户参加科举有较多限制，且经济和时间都不利于他们准备科举考试。因此工匠进入仕途，主要还是依靠技术选拔。技术入仕虽属官吏选拔制度中的异途，但由于明初兴建两京，一些参与设计营造的工匠贡献杰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士大夫的认可。就如陆祥，士大夫不因其出自杂流而弃之，这也使身份低微的工匠大受鼓舞。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匠与公卿伍，传统士大夫心中不满愈多，反对愈多。通过技术入仕的工匠不被尊重，地位不比从前，俸禄也被削减;且还有许多匠官尚未除籍，仍需服役，通过科举入仕的工匠一切待遇等同于一般士大夫。同时，晚明工匠与文人深入接触且受以往观念的影响，仍对科举进士充满向往。[15]毕竟身处中国传统社会，学习儒家典籍、通过科举跻身仕宦行列是每个人的愿望。晚明一些工匠創造积累财富后更愿意让其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同时银代役的制度又让他们有了很高的自由度。科举制度相较之前对匠籍的限制也少了许多，因此明代中后期匠籍进士也逐渐增多。对比永乐年的7个人，嘉靖朝总共开设科举考试15次，选取匠籍进士225名，[16]之后也有增无减。明晚期科举入仕逐渐成为匠户入仕的主流，技术入仕则退居次要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技术入仕，尤其江南地区少有之前的盛况。
5 结语
明代工匠入仕人数众多，但明后期传统士大夫的反对也愈来愈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匠的入仕和晋升。班匠银制度的实施，使匠人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风气观念的转变，文人匠人的合作都给了工匠更多的选择;提高了工匠的地位，使他们通过技术入仕的意愿降低，使其实现身份和价值的反思和重构。同时，科举制度对匠籍限制减少，也使他们选择这一途径来获得与士大夫同等的待遇，实现身份转变，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工匠技术入仕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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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佳艳（1998—），女，本科，主要从事家具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杜游（1980—），男，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设计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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