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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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形成的新的经济特征。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时代经济特征下现代商贸流通对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作用的系统分析,研究认为“互联网+流通”形成的效率提升使定制化和个性化生产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生产相对过剩与需求不足形成的潜在危机。同时,“互联网+流通”模式创新也补充了马克思理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判断,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选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然性。
[关键词] 马克思流通理论;互联网时代;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08-0107-02
Abstract: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circulation theory in the new era must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new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formed in the Internet era.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other new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the effect of modern commercial circul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is studi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 circulation" can make customiz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production possible, to a large extent,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crisis caused by relative surplus and insufficient demand of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 circulation" mode also complements the judgment of Marx's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terms of choosing the market to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better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Marx's circulation theory, the Internet era, innovative development
一、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经济时代愈发显示出区别于传统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些新特征不仅对现实生产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马克思流通理论产生了内在的发展需求。然而,尽管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流通理论进行了丰富的发展和完善,但是,这些发展和创新的研究范式多数仍是基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思考与研究,而尚未将研究视角纳入新经济形态下进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创新和探索,尤其是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时代经济特征下现代商贸流通对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创新和发展新时代经济特征下的马克思流通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现代流通实践的科学阐释能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贸流通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我国马克思流通理论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愈发重视马克思流通理论研究,并立足我国实践进行了丰富的拓展和完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流通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如夏春玉(1997)从流通时间与流通费用研究入手,认为流通的含义不单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而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总和。晏维龙(2008)则进一步分析了流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认为马克思流通理论忽视了废弃消费品从社会到自然的反向流通过程,因此流通概念本身是具有层次性的。
(二)马克思商贸流通费用问题研究
杨圣明(2014)在系统总结我国商贸流通发展实践经验之后,对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进行了再分析。杨圣明认为,流通费用的形成取决于对流通性质的分类,而从市场运行过程来看,流通性质主要可以从三方面来界定:一是从流通与交换的关系来界定;二是从商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界定;三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媒介来界定。而谢莉娟等学者(2014)则基于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构成的完整论述,将视野拓展到商流活动所产生的费用,详细分析了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的现实表现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强调了批发零售业对整体流通费用的影响。
(三)商贸流通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由于马克思经济理论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突出强调,因此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同政府在商贸流通中的职能作用。如邱海平、李民圣(2015)等学者结合马克思国家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视角考察了国家参与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的具体方式,提出政府需要通过对市场的干预来保证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顺利进行。鲁品越(2015)则通过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深入分析,系统勾勒出如何通过价值量度与物质补偿,创造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进而建立了以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相互转化为中心过程的国家治理的非均衡宏观经济理论。 (四)关于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商贸流通实践也起到了较大影响,因此国内学者也对两种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商贸流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如柳思维(2014)、雷彬(2016),陈军周(2016)等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流通理论的比较分析,认为二者无论是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较大不同,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其各自研究领域中都出现了成果与局限并存的局面。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流通理论进行了丰富的发展和完善,但是,这些发展和创新的研究范式多数仍是基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思考与研究,而尚未将研究视角纳入新经济形态下进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创新和探索,尤其是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时代经济特征下现代商贸流通对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缺乏系统性分析。
三、“互联网”时代马克思流通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一)“互联网+流通”与生产周期的再认识
马克思理论的突出成就之一,在于其基于唯物史观,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阐释。马克思理论认为,当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具备了现实可能性。此时,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从生产(供给)角度上看,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供给能力扩张;而从消费(需求)角度上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劳动者就业需求不断缩小,失业率不断提高,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生产的相对过剩与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冲突,演化为经济危机形成的内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然而,在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时代经济特征使得流通效率大幅提高,这无疑会深刻影响着现代经济生活中的生产与消费。随着链接生产与消费的流通效率大幅提高,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很难继续成立。一方面,尽管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某一生产领域劳动者就业需求不断缩小,但是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更多的新的行业会产生,就业需求会不断产生;而另一方面,互联网条件下的流通渠道、流通组织以及流通模式的不断创新也会使得生产的针对性不断增强,订单生产愈加成为可能,这就是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种互联网经济下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一定程度上标明了马克思生产周期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互联网+流通”与资源配置手段的再认识
一般认为,马克思并未明确阐述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职能作用,而马克思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在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的整个流通过程分析之中。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总循环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的现实统一。这些特殊的循环必须表现为现实的连续性,才能实现整体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如果任何一个循环出现了中断,那么生产就会中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循环,而且也是资本的周转过程。在资本的周转过程中,资本会获得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在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但是在资本循环和周转的各个环节中必须有行之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显然,这种组织和管理的执行者既可以是(对价格刺激具有敏感反应的)资本所有者,也可以是(以规划和调控为主要职能的)政府。可见,马克思理论中是承认市场和政府的资源配置地位和作用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明确提出,产业资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各产业资本的运动总和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就意味着,是否有利于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所有产业资本顺利实现资本循环和周转,就成为是否选择(无形之手)市场还是(有形之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标准。如果无形的市场更有利于资本循环和周转,那么就应该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如果是有形的政府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本循环和周转,那么就应该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事实上,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本对市场环境的反应是盲目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于每一个产业资本家来说,是不可控和無法完全预知的。然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可以充分共享,传统经济条件下信息失真所导致的产业资本间的错配完全可以预先规避,市场机制可以使产业资本顺利实现循环和周转。因此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在互联网时代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是指政府要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时代经济特征下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进行系统性改革。可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期我国政府顺应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充分掌握互联网经济时代特征,准确厘定“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各自作用边界,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这仍是未来马克思流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雷彬.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商贸流通理论的对比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6(10).
[2]鲁品越.马克思宏观流通理论:非均衡宏观经济学-兼论生产过剩与投资扩张的兼论生产过剩与投资扩张的“乘数效应”[J].经济学家,2015(5).
[3]邱海平,李民圣.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J].经济学家,2015(1).
[责任编辑:王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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