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教育扶贫理论基础及内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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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扶贫是扶贫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对人力资本理论、能力贫困理论和贫困文化理论等教育扶贫理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教育扶贫的内涵进行阐释，有助于在政策实践中依靠教育扶贫来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教育扶贫;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再次成为我国改革的前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任务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脫贫”，而“扶贫重在扶智，扶智教育为本”。贫困地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资源的缺少，更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自身能力的匮乏。“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增强农村贫困人口“造血”能力，从根本上激发其内生动力，才能解决我国的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2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各界专家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内涵及路径等内容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且认识较为统一，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项政策，而是具有总括性质的指导性战略（宗诗淇，2018）。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升级，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导方针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李长学，2018）。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振兴的内涵进行了理解。万信（2018）等人基于农业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推进方式和发展最终旨向等4个方面的内容，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进行解释，并指出，乡村振兴是在解决“三农”问题基础上，以实现农业繁荣、农村发展、农民富裕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战略。杨仪青（2018）基于城乡融合视角，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不仅要注重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更要注重城乡区域间的相互融合发展，以城乡融合来实现乡村振兴。李长学（2018）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的具体展开，是扭转乡村衰落的重要途径。
3 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在对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问题展开研究时，发现在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中普遍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并据此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为解释此现象，学者们大多在贫困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原因展开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3.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84）提出，后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谢德新，2018）。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主要为人身上的资本，由不同资本形态构成，具有质和量的区别（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多少和高低）。人掌握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管理技能及健康状况等因素是其具体表现。即使个体拥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存量， 但其效用也有所差异。人力资本以人的生命为载体，具有资源稀缺性，为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收益性，势必需要对人进行正规教育和有组织的研究活动等投资，否则难以获得回报， 最终导致贫困。
王大江（2016）将精准扶贫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精准分析了不同家庭致贫的原因，并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成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实现了精准脱贫。潘志方（2018）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村教育扶贫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继续加大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完善考核监督体系等方式，优化农村教育的扶贫发展路径。
3.2 能力贫困理论
能力贫困理论由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尔·森从能力的视角，在深化贫困内涵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杨晨晨，2017）。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贫困的原因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可行能力的剥夺”。阿马蒂亚·森在贫困问题研究中特别强调能力的重要意义，认为反贫困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贫困人口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鼓励加大社会公共教育投入， 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和机会，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收入，以此扩大和实现人的实质自由，从而摆脱贫困状态。
王秀华（2017）指出我国贫困劳动者所缺乏的能力更具有指向性，需要职业教育发挥在精准扶贫战略中的作用。杨晨晨（2017）等人以早期儿童教育为研究对象，以能力贫困理论为指导，从“多维识贫、多元治贫、考核评估、重点预防”等四个环节构建了早期儿童教育扶贫实践路径。陈希球（2018）等依据能力贫困理论，结合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及自身特点，从开展职业培训、派驻科技工作队、对贫困家庭子女开展初中后的教育扶贫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和实现路径。
3.3 贫困文化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了贫困现象的产生 ，并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文化一经形成便趋于永久化”（Oscar，1966）。贫困人口由于在居住方面的独特性，会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而处于这种亚文化中的儿童，会自然习得贫困文化，导致贫困文化发生代际传递，形成恶性遗传链。基于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政策应该以补偿贫困学生的能力缺陷以及教育补救措施为导向，借助主流文化的洗礼，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孟照海，2016）。
贫困文化现象在我国广大贫困地区是客观存在的，通过知识教育和文化传播能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的文化形态，从根本上改造贫困文化滋生土壤（王秀华，2017）。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对于贫困文化的研究都是不加批评思考地使用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忽视了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贫困文化的差别。吴海龙（2018）结合我国边远少数民族的实践，在传统型贫困文化视角下，对少数民族村落的贫困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传统社会让中国的少数民族过于容易满足，而阶级社会让西方贫困人口感到绝望，虽然两者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但其主观心理体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说明，运用贫困文化理论对不同地区贫困实践进行研究时，需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教育扶贫的内涵阐释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部分学者对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展开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扶贫的内涵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即通过加大投入教育事业，促进贫困地区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大发展，最终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王嘉毅，2016）。刘军豪（2016）将教育作为扶贫的目标、任务、内容和领域，提出教育扶贫应首当其冲解决“扶教育之贫”问题，继而再“依靠教育扶贫”，最终实现教育领域的减贫与脱贫。李兴洲的研究表明，教育扶贫能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顶层设计的进一步细化，教育扶贫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不少学者对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了多元理解。刘传铁（2016）将精准扶贫与教育扶贫的内涵进行融合，从“精准改造”、“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就业”和“精准培训”五个方面，厘清了教育扶贫的内涵。单耀军（2018）在分析贫困成因基础上，提出教育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文化因素、能力因素和教育保障因素。段从宇（2018）等基于元教育视角的系统分析，延伸了教育扶贫的内涵，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针对贫困人群人力资本增值、生产技能提升、思想观念塑造的综合性教育治贫活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赋予了现有教育扶贫新的内涵。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教育扶贫是指，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导方针下，以扶智为目标，通过分析不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结合贫困人口教育意愿及需求，调整原有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途径，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精准帮扶措施，提升贫困人口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素养，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基础上实现脱贫减贫的一种扶贫方式。
5 结束语
教育扶贫是彰显教育服务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乡村振兴战略为教育扶贫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也对教育扶贫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有效开展教育扶贫，将教育扶贫资源精准传递给贫困人口，有助于从乡村振兴战略层面到精准扶贫战术层面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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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军豪，许锋华.教育扶贫：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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