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与《白鹿原》的经典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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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面世至今，历经风雨飘摇，逐步迈入经典行列。而在《白鹿原》的经典化过程中，其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个特殊的节点。一方面，茅盾文学奖作为重量级的文学评奖，本身便参与了这部小说的经典化建构，对其经典化有所帮助;另一方面，茅盾文学奖又带动了这部小说的文学史书写、出版发行、评论界批评和跨媒介传播，成为它经典建构中的隐形推手。
关键词：《白鹿原》 茅盾文学奖 经典化
一、引言
论及中国当代文学，《白鹿原》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堪称文坛经典作品。关于经典问题，斯蒂文-托托西曾说：“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在决定文学生活和文学经典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及重要文学奖。”由此可见，“经典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外部世界产生关联，并不断被建构。谈及《白鹿原》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下文简称为茅奖）十分重要。
二、作品的生成与获奖
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把这部作品当作身后的枕头书来创作，具备了创作经典的主体意识，为此，他付出了许多努力。作品在1992年完成时.他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就去养鸡。”作者本人的自信一目了然。不出所料，《白鹿原》是20世纪90年代的“平地一声雷”，完成后在各大广播电台连番播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小说单行本。评论界也对其热切关注，《文艺争鸣》《当代》《小说评论》等文学主流刊物纷纷刊发相关文章，这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都十分罕见。此外，《白鹿原》接连斩获“双五”最佳文学奖和“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在评论界、读者和评奖机制的肯定下，《白鹿原》的经典地位初步形成。
然而，《白鹿原》也曾遭冷遇，要进入经典行列，作品还缺少一份强有力的支持，比如茅奖。何启治作为《白鹿原》的责编，曾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上级领导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的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重印着，照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小说出版一个月后，他曾向北京某刊报送评论文章，从编者那里得知目前还不能讨论《白鹿原》，无论褒贬。广电部的副部长王枫则说：“《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这两部作品解释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编成画面展现给观众。”其后，小说在评奖中接连败北。
要找回其在当代文学场中失落的位置，第四届茅奖是关键，这也是作品经典化建构的一个转折点。评论者认为《白鹿原》是茅奖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如果它在名单中缺席，那将是对茅奖权威的伤害。《白鹿原》以其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奖，消解了其获奖前的尴尬处境，它的经典性得到初步建构。
三、茅盾文学奖之重
文学经典的建构往往涉及意识形态的选择，美国学者阿诺德·克拉普特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绝非无涉于任何意识形态，而纯为先人所思所想的集萃精选;更确切地说，经典的形成是对那些最能传达与捍卫统治秩序的特定语言产品的体制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往往通过文化制度的手段达成，文学评奖作为文化制度建设中的一环，暗合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潜在规约，也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但不是所有文学评奖都能参与经典建构，首先，这个奖项需要具有“重量”。
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的遗愿设立了针对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此前，中、短篇小说的文学评奖工作早已如火如茶开展起来，唯有长篇小说文学奖留有空白，茅奖在这个背景下汇入新时期文学制度的建设中。
首先，茅奖具有特殊的“身份”。它由主管文学的中国作协主持，受中宣部直接领导。茅奖虽然不是一个政府奖，却在政府领导下体现着国家意志，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文学，而国家文学往往指涉国家意志，代表着国家权威。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文学制度，是由国家的文化制度安排或政治文化设计决定的，文学的底线则是国家政治。茅奖是当代文学制度设计上的一个具体实施环节，它的地位、权威由国家权力所保障，同时，它的意识形态呈现也被权力意识形态所规范，是一种特定文学的某种诠释。
其次，茅奖评委具有权威性。茅盾作为此奖特殊意义上的创始人，是隐形的“评委”。历届茅奖的评委会都由中国作协聘请文学界重量级的评论家、作家、理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他们代表的是精英话语，保证了遴选作品的艺术性。正如王宁所说，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取决于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三种人：“学术权威”、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和“读者大众”。其中，前两者确立作品的经典地位和价值。权威人士和机构存在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经典的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的运作机制，茅奖的评委具备了为经典作品把关的专业水平。
再者，茅奖经过了时间机制的考验。文学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文学奖同样需要。茅奖创办于1981年，时代更迭，各类文学评奖不知凡几，时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茅奖始终是坚实的存在。
最后，茅奖要求获奖作品是那一时代“最优秀”的。在评奖时，茅盾遗嘱中提及的“最优秀”具化为《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即“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还有“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巴金对此有所解释：第一是“新”，即考察作品的時代性;第二是“深”，考察作品的史诗性。茅奖以此来挑选作品.拒绝流俗。
一方面，茅奖的评选包含了经典品格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茅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建设中的一环，暗合了意识形态话语，它的评选实际上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经典的选择。
四、《白鹿原》经典化中茅奖的隐性推动
斯蒂文·托托西提出：“人们理应多关注对经典形成的运作性和功能性因素，即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政治等等。”茅奖对《白鹿原》的经典化建构可从以下几点论述。 第一，茅奖推动了《白鹿原》从文学经典转变为文学史经典的进程。温儒敏认为：“由于文学经典化权利主体及标准的多重性，经典需要划分为‘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前者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或者降低遴选标准，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种语言都可能为人类文明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后者则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并接受与之有关的‘文学史’标准之苛刻淘洗，再最终确立其地位。”获奖未满两年，《白鹿原》就进入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和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此后，丁帆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王又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将其纳入。《白鹿原》入史，是综合考量，茅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获奖加速了这一进程。茅奖本身包含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性，文学史不只是学术研究成果，它还常被用于高校教材，被列为考研参考书目，被纳入教育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之中。因此，文学史不仅是编写者的选择，还隐含了意识形态的话语。获得茅奖的肯定，其实也是给予《白鹿原》一张入史许可证。
第二，茅奖推动了《白鹿原》的出版。获奖以前，《白鹿原》通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发行的单行本;1997年，其获奖修订版再出版;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茅盾文学奖书系”，此书系包含了其所拥有版权的所有获得茅奖的作品。2012年，《白鹿原》出版20周年，出版社还推出了作品的精装本、手稿本。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也出版过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其间，以奖项为名头的图书系列层出不穷，《白鹿原》都稳坐其中。谢冕在1997年与钱理群和孟繁华分别合作推出了两本书，即《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都收入了《白鹿原》。2002年1月大学生必读本系列书目上市，2012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共和国作家文库精选本·茅奖书系”，在这类书系、丛书中，《白鹿原》是“常驻嘉宾”。特纳在布迪厄的基础上归纳了四类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在布迪厄看来，象征资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会变为经济资本，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经济”利益。获得茅奖的《白鹿原》间接拥有了象征资本，进入图书出版市场时，出版商都为其加上了“茅盾文学奖”的腰封，和奖项夹在一起进行包装。数据证明，这种营销手段十分成功，小说出版至今，各种正版和盗版的总印数接近400万册。茅奖这一象征资本不负众望成为《白鹿原》出版市场中的经济资本，推动作品由畅销书转变为常销书。
第三，茅奖推动了评论界对《白鹿原》的持续关注。《白鹿原》以修订版获得茅奖，立即引起评论界的争议。《今日名流》杂志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上诸多学者就版本之变发出抨击。这一议题之后也不断被学者、评论家们关注，许多学位论文、期刊都以此展开论述。同时，获奖后的《白鹿原》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评论现象。获奖以前，相关论述总体上充满了正反双方激烈的争议，雷达、朱寨、白烨等学者持正面观点，朱伟、张颐武、孟繁华等学者持反面观点，此时评论态势可以基本归结为作品“是否经典”。而获奖后，许多文章都开始趋向论证其经典的合法化，转而争夺评论界的“经典资源”，陈涌、王玉林、张志忠等人的文章可作代表。这一变化耐人寻味，茅奖的肯定无疑鼓励了评论界参与论证《白鹿原》的经典性。
第四，茅奖推动了《白鹿原》的跨媒介传播。获奖以前的《白鹿原》在主流话语圈曾处境尴尬在前文中有所提及，而有了茅奖的加持后，这一困境自然消解了，作品在跨媒介传播上获得了便利。以《白鹿原》为底本改编的秦腔、泥塑、连环画、话剧、交响舞剧、电影、电视剧十多年来陆续登场，被人熟知，在跨媒介传播中完成另类的文本接受。从接受美学出发，读者是完成文学作品的最终力量，没有他们的介入，文学作品的生命便不完整。通过丰富多彩的媒介手段，《白鹿原》被大范围地接受，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完成经典价值的增值和衍化。
综上所述，《白鹿原》的经典化建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众多力量的参与。小说获得茅奖无疑证明了其价值，这一认可继而暗暗引导了其他经典化因素投注到《白鹿原》中，茅奖对这一过程起到了隐形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白鹿原》是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在其经典化的建构中，茅奖的影响引人注目。茅奖作为文学奖，本身就参与了经典秩序的构建，继而也参与了它的获奖作品《白鹿原》的经典化。同时，茅奖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上又能够引导文学史、出版、批评、跨媒介传播等力量一同进入作品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当然，《白鹿原》的经典化建构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茅奖，这一作品具有“经典性”是文学经典形成的必要前提，但是，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也需要外部因素进行参与，所以从茅奖这样重要的外部因素探析《白鹿原》的经典化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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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宁.“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1996 （5）.
[7]温儒敏.关于经典化与学院化[J].文艺研究，1999 （1）.
作者：陈兰兰，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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