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长期以来，情感劳动只是作为一种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学者忽视了情感在数字时代参与劳动的新方式，更鲜见对其劳动价值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情感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互联网世界中广泛传播和交换。这一过程中，数字媒介成为了情感劳动商品的载体和物化形式。这种情感的数字化过程使其成为区别于情感参与下的传统服务劳动的一种新兴劳动形式。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具体形式，情感劳动在互联网平台上创造价值，推动价值增殖，促进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升级，使得情感交往变得更为便捷。但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情感劳动必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仍然存在资本固有的顽疾。
　　[关键词]情感劳动;数字时代;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生产
　　[中图分类号] C970.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2-0032-09
　　一、引言：情感劳动的研究历程
　　情感劳动的研究最初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展开，被称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渐向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领域扩展，被称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虽然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他们都围绕人的情感及其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论述。
　　学者普遍认为，Hochschild于1983年出版的《情感整饰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中首次系统研究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开创了情绪劳动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她采用了Goffman的戏剧表演、符号交换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将人类情感和行为与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开启了情绪劳动的研究新视角。社会心理学家对情绪劳动的理论建构主要围绕情绪的作用机制以及情绪对于商业行为中人的影响。美国学者Morris和Feldman把情绪劳动定义为“在人际交往中表达组织所需的情感而做出的努力、计划和控制”[1]（PP986-1010）。他们与Hochschild的观点一致，认为原本应是私人领域内的情感表达，经过企业的组织后，已经成为了一种市场商品。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情绪劳动的重点是“表达行为”而非“控制情感”。与Morris和Feldman类似，Ashforth和Humphrey将情感劳动定义为“表达适当情绪的行为（即符合表达规则）”[2]（PP88-115）。Jones和James[3]、Grande[4]（PP86-96）、Defendorff和Gosserand[5]（PP945-959）、Glomb和Tews[6]（PP1-23） 等学者对情感劳动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论述，核心观点均认为：情绪劳动是在商业服务行业中，员工通过对情绪的自我或外在规制，隐藏或调节自身真实情感，表达企业所需要的情感，以此满足顾客的情感需求。对于情感劳动，社会心理学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对情感劳动的定义还是其内涵特征，都有非常多的论述。但是限于心理学的专业方向，这些研究没有对情感劳动中的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
　　由于传统的情感劳动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对产业经济模式和社会生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情感劳动同样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关注。而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结合非物质劳动理论对情感劳动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使其不再仅限于服务行业中的情绪管理，而是更加强调情感这一因素对经济活动和人的社会交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探讨在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的社会中，由情感劳动而产生的数字生产关系。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使用了“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概念，以形容人与人在真实或虚拟的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所付诸的情感实践。哈特认为在个人层面，情感劳动生产的是一种无法触碰（intangible）的感觉，如轻松、幸福、满足、激动、激情，还包括连接感（a sense of connectedness）或社区感;而在群体层面，情感劳动持续不断地生产着集体的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ies）、社会性（Sociality），并最终产生了社会本身。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存在区别，“和情绪性劳动不同，情感劳动表达了特定思维模式下的行为方式，其本质是生产或支配情感”。情感劳动更注重一个人情感的主动表达，而非按照组织期望的情绪进行扮演，其和情感营销中强调的“心灵和思想的接触”更为接近。Hochschild认为情绪劳动和情感工作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以工资出售”并具有“交换价值”，而后者是指“在私人环境中完成”的情绪管理行为，“只有使用价值”。而哈特和奈格里坚持认为，“生活政治和生产政治在生活和生产方面往往无法区分”，导致公地的“扭曲”不断增长。
　　哈特和奈格里有一个重要的论断，他们认为，从工业和耐用品制造构成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范式，到今天普遍存在的服务生产和信息操纵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信息、沟通、知识、影响和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情感劳动被认为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重要子类别。它是人类接触和互动的劳动，涉及影响的产生和操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曾提出“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cs）这一概念[7]，用于概括消费者在消费决策制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因素。“情感经济”日益引起媒介娱乐工业的重视。这种新的营销理论强调的是消费者在观看选择和购买决策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它实际上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商业翻版。情感经济的浮现与后福特生产体制关系密切。澳大利亚学者贾莱特（Kylie Jarrett）认为，随着后福特体制的扩展，大规模消费模式日益碎片化。为了应对过度积累的危机而出现的弹性生产体制日益依赖于快速的产品创新。这导致了消费品更新换代的可能和对专门的缝隙市场的开发。弹性生产必然伴随着弹性消费， 而且后福特体制更注重时尚和审美。市场上出售的不再仅仅是物质产品， 还有非物质的、符号性、情感性体验。瑞典学者阿维森（Adam Arvidsson）也指出：“生产”一般被当做工资劳动，“消费”则包含再生产、娱乐休闲和超越了工资关系的各种享乐活动。消费者的这种“非物质劳动”在后福特生产体制中越来越具有经济价值[8]（PP71-94）。哈特认为，非物质劳动并不是一种新的劳动，它在整个经济中被逐渐推廣，以至于它在当代后福特主义信息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认识到情感劳动形式中的性别和种族分歧，以及低价值情感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他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中澄清不平等和压迫性的分工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了三种非物质劳动力，它们推动服务业处于信息经济的顶端：工业过程的信息化、分析和象征性任务与常规的象征性任务。他认为情感劳动对于集体主体性，社会性和主体性本身的产生至关重要，并认为情感劳动的产物是维特根斯坦式的“生命形式”本身，他称之为生命政治生产，或称为生命权力（biopower）。简而言之，哈特认为情感劳动是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界限破裂的地方。然而，他反对以强化性别分工和传统压迫性家庭结构的方式强化女性工作[9]（PP89-100）。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内涵
　　虽然国外学者对情感劳动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局限于情感在劳动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忽视了对劳动本身的回归。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情感劳动的研究又走向单纯的对主体性和生命政治的探索，对于情感劳动的建构并不具有广泛的认同，既缺乏对劳动价值的系统阐述，也缺乏现实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国内的情感劳动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延续了国外学者研究的路径，理论研究的专业局限性比较明显。
　　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对象非物质化的劳动形式，其形式与第三产业的服务、管理等形式的劳动相似，但本质又具有显著的不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一词源自于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区分，他们认为，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两个重要子集之一，情感劳动生产的是诸如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激情的无形产品，它能创造一种处于交流或联结的感觉[9]。这一概念对情感劳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了描述，但是不能反映情感劳动的全部内涵和特征。Dean、Jarrett和Pybus则认为商业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劳动是情感劳动，因为这种劳动关注交流、关系、欲望、表达，是线上情感的传播[10]（PP22-29）。哈特和奈格里为情感劳动做出了基本的定义，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的理解仍然是从劳动产品的具体形态上看，这一标准显然不如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深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情感劳动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一）情感劳动是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自我意识的体现
　　与传统概念上的劳动一样，情感劳动也是人的主观意志在客观世界的实现过程，是将自我意识对象化的过程。不同的是，工业社会的劳动运用和改造的是客观世界的物质存在，直接构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了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情感劳动则将劳动者的意识直接对象化于社会交往上，直接构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二）情感劳动是在劳动者操控自身情绪、情感而进行的理性实践活动
　　情感劳动并不是人的感情的本能表达，也不是情感操控下的直接行为，而是有目的、经过思考和处理过的情感活动，因此情感劳动是一种理性实践活动。在情感劳动中，劳动者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利用社交媒体传达和沟通情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有意地、独立地制造新的情感联络、情感依赖关系和情感共同体这整个过程和目标是劳动者主动追求和达到的，不依赖于其它类型的劳动或活动。
　　（三）情感劳动是人自由自在的情感活动的异化
　　情感是人所特有的生理反應，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语境下，情感的内在需求和表现应该是真实、直白和自由自在的，但是在情感劳动中，人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社会交往目的或者情感反馈目的，往往会表现出不真实的情感，无法完全表达和实现自我。在资本控制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中，情感劳动者会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刻意向他人传达虚假情感，即使有些类型的情感劳动完全出于劳动者的真实情感和内心意愿，在互联网平台的运营下，其劳动产生的价值也并非完全由劳动者占有，因此情感劳动是全部或部分被资本所挟持和控制的异化劳动。
　　（四）情感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情感活动
　　情感劳动的直接作用是满足了人们的特定情感需求，因而具有“有用性”。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11]（P208），他所指的使用价值，并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由资本生产出的商品提供的“有用性”[12]（P80）。亲人朋友之间的情感沟通，如同农民种植自给自足的口粮，仅仅是具有可用性，但不具有使用价值。情感劳动之所以能超越一般的人类活动而成为劳动，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类情感活动能满足人的特定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们交往形式的变化，在商业资本的运行模式下，情感活动逐渐被商品化，正是由于情感劳动的劳动产品能够进入商品市场，因此它能够创造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
　　（五）情感劳动是与信息技术深度结合的劳动形式
　　拉扎拉托在对非物质劳动进行界定时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劳动指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的工人与计算机、通讯网络沟通的劳动[13]（P139）。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一种类型，情感劳动也是这样。情感虽然本身是非物质的，但是在与信息技术结合之前，与情感相关的劳动或是工作却始终在物质领域内。这些情感活动虽然也有情感的需求、满足与消费，但是情感只是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或是服务方式，促进其它使用价值的实现，情感本身没有直接产生使用价值。情感能够成为劳动，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经过社交媒体传播的情感，才能在互联网中形成新的情感社会关系，从而被商业化并直接产生使用价值。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情感劳动与现代信息技术是深度结合的。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体系中，情感的生产像娱乐工业那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14]（P339）。实际上，在现实的情感服务如教育、餐饮、护理等服务中，情感并没有单独创造使用价值，消费者也没有购买到“情感”商品，因此不能认为现实的生产中存在情感劳动。
　　三、数字技术的介入：情感的生产
　　长期以来，情感只是作为一种服务劳动的具体类型而存在，并不能真正单独称之为情感劳动。但是数字技术的产生，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互联网传播媒介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正是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情感得以生产和创造价值。
　　（一）情感劳动的商品
　　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开始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情感劳动的研究中，商品仍然是整个生产的逻辑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是交换价值的承载者。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有用性，也是物化了的具体劳动，体现的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情感劳动中，劳动者满足了人们对特定情感的需求，同时满足了互联网商业平台对消费客户情感需求的趋势，具有多重有用性。但是这里没有实体的“物”，只有非物质的情感和情感关系，因此认定情感劳动中的使用价值需要对“物”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马克思强调，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实体内容”和“形式规定”两个方面来考察[15]（PP40-47），这种“形式规定”主要指的是“物”的社会性，因此一切实践活动的产物都可以称为“社会物质”[16]（P152）。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感劳动的具体劳动是物化的，物化的载体是“由共同情感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这种类似于情感纽带的交往关系成为了一种可持续的、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物”。这种“物”，被互联网商业平台所获取就成为情感商品甚至是情感资本，被用来创造更大的利润。而且，在互联网产业中，不仅是劳动者参与劳动，用户也在参与从事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17]（PP387-402）。从现实来看，情感劳动的商品有几种具体形式：一是情感劳动者提供的直接供用户消费的互联网传播载体，如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直播等带有情感因素的载体，通过对这些载体的阅读、观看或欣赏，引发消费者情感上的认同和满足;二是由互联网用户基于共同的情感需求而产生的情感传播、情感社群。互联网平台将其收集、汇总和编译后形成的新的情感交流热点及其平台。消费者在这些平台中冀求通过情感的共同性达到塑造自身身份的目的，这正是梅斯特罗维奇提出的后情感社会中“他人导向型”[18]（P49） 群体身份认同模式的现实表现;三是由情感劳动者和互联网用户共同形成的社交网络信息。情感劳动的所有参与者在情感劳动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在互联网上留下了其使用偏好、情感需求、好友关系、以及社交链路等信息，这些信息是关于人的身份、情感和交往的最真实的数据，用户一般不愿主动提供。但是在互联网的社交活动参与中，人们却会自愿地提交包含这些信息的数据。情感劳动形成的社交网络聚集了大量的人流，使之留下了海量的数据，成为互联网平台进行分析和应用的重要资源。 　　（二）情感劳动的劳动过程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要素主要有三个：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从这三个要素来看，情感劳动与传统的物质生产劳动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的劳动过程。第一，从劳动本身来看，传统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情感劳动则主要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情感传递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第二，情感劳动的主要劳动对象不是现实中的物质资源和原材料，而是人的知识、智力、情感、阅历等方面的属性，是无形的，且是需要在长期教育、学习、生活中积累的。它们不像自然资源那样开采即可获取，也不像农业原料那样靠农民的种植即可获取，而需要更加复杂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劳动者通过长期学习、感悟和生活经验而获得情感劳动所需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的获得建立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和情感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凝结的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的全部经验，是一系列非物质劳动的积累，其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是难以计量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情感劳动者都能占有人类情感和知识积累的全部劳动对象。不同情感劳动者的学习领悟能力不同，因而也就造成劳动对象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有的劳动者劳动对象丰富，而有的劳动者则相对匮乏，这导致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劳动能力的差异。第三，情感劳动的劳动资料不是传统的机械性工具，而是被普遍运用于生活、工作和娱乐的计算机软硬件和互联网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联网企业提供的算法、网络计算服务和网络连接服务，这些劳动资料并非仅限于生产，不再具有典型的工具特征。情感劳动是劳动者利用计算机及互联网这一类劳动资料，将特定的情感通過自身不同的肢体动作、语言等信息固定在数字化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媒介中，通过这些媒介的传播而传递情感，从而满足他人的情感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劳动并没有生产物质形态的产品，但是消耗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出了可供流通的商品。
　　（三）情感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将劳动物化在原料从而改变原料的物质属性和使用形式，以满足人们的特定使用需要的过程，劳动的实质是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产生的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被资本家所获取，成为价值增殖的根源。情感劳动价值增殖的实质与物质生产劳动相类似，只是情感劳动的生产并不改变生产资料的物质属性和使用形式，情感劳动的生产资料（如劳动者的情感及其表达方法）并不会因为劳动过程而改变或者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使其更加丰富。在产生情感劳动商品之前，劳动者自己内心的情感没有对特定的人展现出来，它只对劳动者自身有价值并且没有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它消耗了自身的劳动才获得，而且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通过情感劳动，劳动者对自身情感进行深入加工和处理，使之展现出更具有情感感染力、更满足特定人的需求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吸收了一定量的劳动，成为一种新的情感和新的情感关系即情感劳动产品。但是，劳动者必须在互联网平台的软硬件帮助下才能生产出物化的情感劳动商品，使劳动者转瞬即逝的情感能够固定在媒介之上，从个体产品转变为社会产品。资本参与到情感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得情感劳动产品进一步商品化，分化出了可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使用价值和可满足互联网平台情感社群扩大的使用价值。情感劳动商品化的结果是情感劳动产品的前一部分使用价值由消费者获取，后一部分使用价值则由资本所有者所占有。消费者购买了劳动者劳动产生的全部价值，但是资本基于对市场资源的权力支配，能够决定劳动者所得收入的多少，最终分配给劳动者的只是其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在资本的干预下，劳动者只得到了其劳动力的价值，劳动生产的价值与其的差额被剥夺，这就造成了情感劳动的价值增殖，也成为资本所有者剥削情感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这种对劳动产品的剥削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分成奖励得到了支付，而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却不止这些。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生产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壮大所需的流量、关注和社群，提高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情感商品的交换价值，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资本。情感劳动者劳动力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本质上是相同的。
　　四、结论与展望
　　（一）情感劳动扩展了生产性劳动的范畴
　　对情感劳动是否是生产性劳动的认定，涉及到情感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认定，也涉及到对情感劳动者地位和作用的认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生产性劳动有过一些论述。马克思说，“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19]（P61），“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个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20]（P432）。从这些论述来看，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看法似乎是限定在“物化劳动”这一劳动形态上。但是综合分析马克思的著作，这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对生产劳动的一般特征的总结，所谓的“物化”应该理解为抽象的“物”，泛指作为群体的劳动者所面对的物，而非单个劳动者所面对的具体的“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特定范围来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内涵的阐释是基于对斯密生产性劳动定义的修正，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19]（P47）”由此可以发现，关于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特殊和一般两个层次进行了定义，一个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内涵，一个是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内涵。从一般内涵来看，部分学者否认情感劳动等非物质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认为其只是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源于对生产力概念理解的局限性。早期生产力的概念虽然多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这就使得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同样也包括精神生产力[21]（P191）。情感劳动的劳动成果促进了人的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提高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水平，因此可以被认定为生产性劳动。从特殊内涵来看，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情感劳动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从而实现情感劳动的价值增殖。围绕情感劳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资本化生产的产业，情感劳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不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而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同样可以被认定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将情感劳动认定为生产性劳动，将加深我们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多重需求特别是精神情感需求的认识，促使人们加深对自我需求的认识，将对物质需求的过度追求逐渐调整到对精神情感的满足，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一般的物质生产将大部分由机器自主完成。而情感劳动由于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难以被机器所替代，将成为人类的主要劳动形式。情感劳动中大量的感性因素使得人工智能的纯粹技术理性得以控制和平衡，也将成为可以主导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劳动形式。情感劳动的价值创造与人工智能的生产相结合，将是未来劳动形式发展的新方向。 　　（二）情感劳动开启了劳动者自我觉醒的新途径
　　马克思在分析工业时代的劳动时，认为劳动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现象，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二是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工人的所有物。 但是在后工業时代，情感参与的劳动形式正在改变这些特点。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情感劳动的劳动对象通过人的劳动将其进行塑造和展现。这种类型的劳动对象不像土地、机器一样可以与劳动者分离，而是与劳动者自身紧密联系。情感劳动的劳动资料也非资本所有者垄断，不需要依赖于资本所有者的提供。从劳动关系来看，情感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即互联网平台之间一般无雇佣关系，甚至许多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是对劳动收益的分配有一定的约定。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互联网平台对情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类型、劳动质量等没有约束力。由此可以看出，情感劳动者比工业时代的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劳动自由。从第二个方面来看，情感劳动的产品是由劳动者自身展现出来的，消费者购买和消费情感劳动商品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不同情感劳动者所展现出的不同情感特征，这使得情感劳动产品在市场上带有强烈的劳动者个人属性。这种虚拟商品本身不可能脱离劳动者而单独存在，互联网平台对劳动产品的展示和推广并非已经将劳动产品实际占有，而只是促进情感劳动商品的交换，劳动者仍可以自由选择删除、修改。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情感劳动与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相比具有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所蕴含的正是情感劳动者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新途径。
　　第一，情感劳动最明显的进步是情感表达的自由和情感劳动劳资关系的缓和。劳动者能够在这一环境下更自主地思考自己劳动的目的、过程、手段和方式，更自由地选择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关系。特别是对于与互联网平台未签约的个人劳动者来说，情感劳动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爱好或者利益需求，是具有劳动自觉和劳动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劳动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群体或阶层。这一阶层摆脱了过去以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的区分形式，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更容易实现劳动平等和劳动自由。第二，“情感”与“意识”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人类情感的多样化反应到互联网劳动者之上就表现为劳动者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在满足不同人的不同情感需求过程中，劳动者必须充分认同和理解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了单一的、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保持这种多样性能够使得劳动者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更兼容并包地进行情感交流，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元局面，避免在情感劳动领域陷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同时，这种多元化的情感劳动也摆脱了传统劳动的简单机械重复，呈现出劳动的高级形态。第三，情感劳动广泛存在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互联网用户中，劳动者和消费者并非是泾渭分明，消费的行为进一步延申了情感劳动的这种关系使得情感劳动的监督与管理具有分散性和自发性，劳动者自身而不是互联网平台在担负着对劳动产品质量进行监管的职能。在无酬的情感劳动中，消费者也是情感劳动者，是劳动关系的监督者，劳动者既可以点赞、好评、关注，也可以通过举报、建议、投诉等方式对劳动产品的意识形态导向进行纠偏。在一些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管理更加严格的国家与地区中，得益于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完善，情感劳动者有规范、畅通的渠道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网络道德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在web2.0时代，数量众多的自媒体传播商品对平台的监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挥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参与到劳动的生产监督之中，才能更好地引导情感劳动的生产。
　　（三）情感劳动仍然无法逃离资本的沉疴
　　情感劳动虽然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彰显劳动者主体性的劳动方式，但是其仍然处于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仍然受资本的支配，因此难以逃脱异化、剥削和拜物教等问题。由于互联网媒介传播的优势，使得情感劳动商品在时间和空间上高速流动，加速了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加深了其对人们的影响。情感劳动的剥削主要发生在对“公共生产的价值进行部分或者全部私人占有”[22]（P150） 上。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用户共同参与了情感劳动的生产。网民的点击、观看、评论和发言既满足了劳动者和其他网民的情感需求，使其获得被认可的满足和快乐，同时汇集了互联网用户情感需求的特点，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提供精准的导向。这些行为创造的价值被全部无偿占有和剥削。这种现象与保罗·博卡拉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剥削特点的认识颇为相似。博卡拉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型生产单位中生产的商品和剩余价值的各个生产过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23]（P209），劳动结合程度很高的大型生产集团或垄断集团对劳动者的剥削可以不限于生产领域。相对于普通互联网用户来说，互联网视频直播平台是大型垄断生产集团，他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剥削推广到生产之外的领域中，实现了剥削的社会化。
　　少数西方学者（如Jodi Dean、Eran Fisher）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更加自由的生产和更加便捷的社会交往使得异化逐渐缓和，尤其是社交媒体为去异化做出了贡献。哈特和奈格里也认为，今天的社会中，资本逐渐解体，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24]（P110）。他们认为，社交媒体的作用是使劳动者能够更大程度地与他人协作劳动、更真实地在网络上表达自我，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情感劳动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异化随着资本权力向更广领域的渗透而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作用不是去异化，而是使资本的权力从工作走向休闲生活[25]（PP424-439）。社交媒体中的表达并非像少数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彰显主体性。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行为会受到策略行为（strategic action）和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的影响，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下，还不可能通过建立“主体间性”结构来保证真正自由而真实地交流。劳动者并不会毫无保留的展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会调整自己的情感表达，使之符合观众的需求。网民也并没有在互联网的交往中将插科打诨和嬉笑怒骂信以为真而展现真实的自我，更多的是参与到这种表演和喧哗中，与这个社群保持一致，以此达到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在资本主导的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和观众共同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假的幸福感，劳动产品反过来支配了劳动者的意志，使之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中。如弗洛姆所言，我们所创造的物变成了我们的主人[26]（P68）。 　　資本支配下的新媒介产生的强大传播力使得其正在剧烈影响人的交往方式。在商业化的社交媒体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后，人们逐渐用社交媒体代替现实的人际交往，随处可见的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观看视频直播、短视频、聊天。人们真实的情感交流被数字化、网络化的媒介所代替。公众更愿意参加互联网上的社会交往，在现实生活中则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互联网时代产生了新媒介拜物教。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交往更加便利、成本更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商业化的社交媒体始终在制造意识形态幻象，使得在互联网媒介中情感显得比现实世界的情感更加丰富、更加迷人。在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中，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已经物化为情感商品的一部分。人在网络视频直播中的精神生活更加趋于同一，也更加功能化。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虚幻的意识是由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27]（P29）。人的情感因为商品交换而屈从于物质和物欲。纯粹的精神生产也逐渐脱离了情感满足的使用价值，而被资本所控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情感劳动逐渐从一种单纯的情感满足演变为一种文化潮流和消费习惯。在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劳动者和消费者在表面的自由自主的互联网空间内活动，实际上已经被互联网平台企业塑造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所左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被商品化的情感交流所代替，被网络媒介所隔离。网民的真实面目、真实身份、真实情感都被互联网的空间和时间所遮蔽，全部通过互联网媒介展现出来，使人难辨真假。
　　（四）情感劳动需要扬弃自身的双重属性
　　情感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其自身所蕴含的劳动自由和劳动异化的双重属性比传统劳动形式更为明显，也更加具有不稳定性和可塑性，会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进步而快速发展变化。情感的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更多的人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享受到便捷的情感满足，也使得情感劳动中的情感不可避免地偏离其真实的本质。商品经济固有的顽疾不能成为否定情感劳动的理由。要更好地发展情感劳动和与之相关的情感经济，必须看清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两个方面，以扬弃的态度实现情感劳动的进步发展。一是防范商业资本的过度操控。情感劳动中的情感表达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彰显人类情感的独特性，防止最终演变为具有情感躯壳的工业化产品。鼓励和推动政府或公益机构在资本化情感劳动平台之外建立非营利性的情感劳动平台，给劳动者和消费者提供更加自主的非商业劳动及交换平台，实现情感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精准有效匹配，以削弱资本对情感劳动市场的过度操控。进一步加强对商业平台算法和盈利模式的外部监管和内部自律，提升互联网平台自身运营模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多样性，寻找互联网平台可持续的盈利手段，降低互联网平台对平台商品内容打赏、流量广告的依赖，防止互联网平台对情感劳动商品的人为引导和过度操控。二是建立情感劳动管理体系。互联网行业对情感劳动的自我规制不可能解决资本带来的所有问题。情感劳动市场内部的问题还应该从外部予以解决。从立法层面健全对情感劳动的准入资格、商品属性限制、劳资关系、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使情感劳动的生产管理有法可依、执法有据。建立专门的情感劳动管理机构和机制，使情感劳动处于常态化的管控之中，也使互联网平台及情感劳动者在商业规则之外可以找到更权威的纠纷解决渠道。三是引导情感劳动的理性自由。劳动者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这种解放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存在，更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只谈个人的劳动自由，劳动者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和历史的。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感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应该立足于劳动者自身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的最大公约数，既使劳动者尽量在自由自在的劳动状态下获得与付出劳动相当的物质财富，也应该通过情感劳动的作用使得社会交往更加紧密便捷，通过情感劳动的生产和消费达到更加和谐幸福的整体社会氛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足于实践，立足于发展，从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充分肯定新兴劳动形式中蕴含的劳动解放的不断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Morris J A， Feldman D C. The Dimension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motional Lab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4）.
　　[2]Humphrey A R H. 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3， 18，（1）.
　　[3] Jones， James 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motional labor construct and its effects on employee outcomes[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1998.
　　[4]Grandey A A.When “The Show Must Go on”： Surface Acting and Deep Acting as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Peer-Rated Service Delive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1）.
　　[5]Diefendorff J M， Gosserand R H.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al labor process： a control theo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3， 24，（8）. 　　[6]Glomb T M， Tews M J. Emotional labor： A conceptualization and sca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 64，（1）.
　　[7]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Arvidsson， Adam. Brand Management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Consumption[A]// Consuming Cultures， Global Perspectives[M]. London：Berg，2006.
　　[9]Hardt， Michael.Affective Labor[J]. Boundary 2，26，（2）.
　　[10]Johanssen J. Towards a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Affective-Digital Labour[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8， 6，（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上接第40页）
　　[12]彭宏伟.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资本论》议题再审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3]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A].帝国、都市与现代性[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4]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5]白刚.资本：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概念[J].南京社会科学，2015，（05）.
　　[16]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7]Fuchs C.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J]. Rethinking Marxism， 2009， 21，（3）.
　　[18]Metrovi，Stjepan G.Postemotional society[M].London：SAGE，1997.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1]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22]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York： Penguin，2004.
　　[23]法共中央经济部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册）[M].宇泉等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5]Harvey D. Universal Alienation[J]. TripleC， 2018， 16，（2）.
　　[26]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杜亦欣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600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