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同危机中的信息传播与族群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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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人：
　　纪 莉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刘 俊 中国传媒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副研究员、《现代传播》责任编辑
　　从鼠疫、黑死病到非典、埃博拉，人类每一个族群遇到的传染性疾病都在一定范围内给生命、社会治理带来了危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不同族群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任何一场疫情及其带来的危机，都是全球必须面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了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信息的畅通，是人类抵御共同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后，中国政府同各个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良好沟通、全球信息传播网络表现出的对中国疫情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成为我们共同抵御危机的基础。
　　那么，在这次危机中，全球性的信息传播与族群沟通实践有哪些案例与经验？又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与扬弃之处？相比2003年非典疫情的处置，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取得了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就这些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让历史照进现实
　　纪莉：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共同性疫情的传播。疫，即人传人的疾病，英文传染病（pandemic）的词根即含有“all people”的意涵。只要人与人的相处与交流未被切断，一旦病毒演化到具有人传人的机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人类面对的问题。但由于人类群居生活的特点，族群往往成为某种疫情的集中发源地，从而导致某个族群以切断与阻隔的方式对待其他族群，这是为了达到阻止病毒传播的目的。因此，每一次疫情的传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生理性病毒与社会性病毒、文化性病毒的大作战。
　　姬德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人们借助现代交通工具进行跨境流动的规模和频次的空前增加，各类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传播也呈加速之势。这给全球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伴随着疫情的暴发，虚拟疫情或称信息疫情也在全球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呈现病毒化传播态势。紧急的疫情裹挟着复杂的舆情，成为共同性疫情危機时刻人类社会面对的新挑战。我所了解的案例，如2003年的非典、2014年的埃博拉，以及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而且因为复杂多维的沟通问题，导致了全球健康传播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于2005年发布过一份疫情暴发阶段的传播指南，提出了五条指导性方针，包括建立信任、尽早发布、保证透明、理解公众和缜密计划。这可以被视为处理疫情期间发布信息与进行劝服的经验之一，也是如今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处理重大疫情时所拥有的行动共识。
　　危机中的传播要素
　　周庆安：传统意义上看，影响人类共同性疫情危机的传播因素很多，落实到跨族群的传播中，主要可以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主体的信息传播意愿和能力。由于当前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国际政治单位，国家主体的传播意愿和传播能力，决定了主要权威信息的出口。当前各国都建立了一套自身的政治传播体系，在疫情产生过程中通过自身体系释放信息，如中国采取了新闻发布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相结合的方式。随着自身的传播能力建设，疫情危机中不同国家主体的发布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是基于全球化发展下的公共网络。其主要体现为专业化信息的快速扩散和跨族群沟通。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脱域机制已经成熟，专业化体系构建了当代公共网络的核心。在疫情危机中，由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国家疾控中心、卫生部门、医院和病毒专家组成的这一公共网络体系的传播意愿是很高的，其自身的传播能力虽然不如民族国家主体突出，但是信息的跨族群复制能力很强。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当来自不同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族群在公共议题层面分享信息时，由于理解门槛较低，容易形成较大共识。
　　三是不同族群的社会主体。全球多元化的社会构建了当前跨族群传播中的多种角色，但在疫情危机中，其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意愿空前强烈，这种意愿超越意识形态，但传播活动中必然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当前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加畅通，尤其是在跨族群的信息获取和发布方面，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在全球网络媒体上获取到更多的深度信息，当然恐慌性信息也因此得以蔓延。
　　纪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2009年H1N1流感病毒疫情的传染病阶段分类，传染病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与自然相安无事，即便有人传人的个案，也不足以造成社区范围内的暴发；第二个阶段是出现了社区暴发，有可能带来疫情的风险；第三个阶段是疾病向至少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扩散，这时我们才可以将其称为传染病；第四个阶段是高峰与后传染病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传染性疾病，其信息传播即可简单分为暴发地所在群体内的传播与暴发地所在群体外的传播。在还没有形成传染病的第三个阶段之前，“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环境观念传播、以科学预防为目的的公共卫生健康知识传播是这个阶段传播的有效活动。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包括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水平、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以及传播方式和方法的积累与创新。而一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合作将成为重要的传播目标，在这个阶段，不同群体间的传播不仅需要有科学知识的交流，更需要有跨文化传播的先进理念与方法为成功的信息交流保驾护航。在后传染病阶段，对于疾病的认识形成共识，并清除疾病的隐喻对族群关系的伤害将成为传播活动的重点。
　　姬德强：有三点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第一，社交媒体的平台化角色，即在大多数地区，在疫情发展的所有阶段，社交媒体都成为最主要的真实和虚假信息的集散平台，也是各种传播关系的再现空间。第二，跨境传播的隔离主义。历史证明，超越国族界限的信息流动往往带有内在的民族中心主义框架，这也是国际传播的常态，不足为奇。共同性疫情的全球传播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关注和参与。关注是由于发现与己相关，参与是因为解决自身面对的抗疫问题，以及参与国际行动的必要性。这里的全球传播往往会重启某些根植于人们世界观深处的偏见，比如种族主义、发展主义，以及宗教和性别偏见等。第三，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复杂性。在这里，传播的全球性和地方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全球传播解决的是信息透明、知识散播与组织救援的问题，而地方传播解决的是信息发布、传播信任和心理安抚等问题。包括国际卫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在内的多元传播者如何进行国际传播的多维合作，依然是一个重要挑战。 　　刘俊：疫情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隐瞒或疫情信息发布滞后，或许是造成人类共同性疫情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造成这种信息隐瞒或者不畅的原因，大致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验不足，这未必是主观性特别强的隐瞒或者信息发布滞后，而是因为在疫情早期，该国对疫情的了解和认识不足，难以判断疫情在未来能否大规模发展，疫情本身没有引起该国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对疫情信息的采集、上报、汇总、处理和发布也因此并不及时，造成了疫情初期的信息不畅。
　　二是发展性考虑，即疫情所在国家和地区虽然掌握了疫情信息，但由于担心如实发布严重疫情信息之后，会造成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危机，因此控制信息。特别是疫情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会选择对疫情国家和地区进行封闭，如切断人员往来、经贸往来，这常常会造成疫情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震荡。对于发展程度一般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自然难以像大国那样能够承担经济损耗的后果。
　　三是文化性因素，也即不同文化对灾难有不同态度，这涉及到文化的集体性格问题。有的文化看重“家丑不可外扬”，有的文化对灾难的严重性看得比较散淡，有的文化在危机应对上不够高效，有的文化过度依赖过往经验来判断当下和未来，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疫情信息的传播障碍。
　　当然，之所以提出以上思考，更多的是考虑到疫情信息在国际传播中的障碍，其实造成疫情信息不畅的原因，可能以国内传播因素为重。错综复杂、互相掣肘的国内原因，会直接导致疫情信息传播的漏洞和困难重重。诸如政府管理能力不足、行政体制机制不畅、政治诉求遮蔽社会危机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专业网络、积极沟通、信息透明及其他
　　纪莉：本次疫情暴发较为突然，在各国出现传染病例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对是否把此次新冠肺炎传播界定为传染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与斟酌。在科学研究尚未明确、疾病传染路径和防控手段尚在探索阶段时，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权威组织建立了透明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以最快的速度公布病毒基因序列，以透明、科学的态度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获得了赞誉和肯定。相对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此次中国关于疫情的全球信息传播在初期是成功而有效的。全球各国主流媒体的疫情报道显示，各流行病与病毒防御等方面的专家都对此给予了肯定与尊重。
　　疾控专家提出，随着气候变化的逐步加剧，以及人类迁徙活动的日益频繁，我们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泛流行病时代。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介泛滥造成了信息过载。科学信息的及时分享、社会关注的理性引导、决策过程透明公开的讨论，对于打破族群间的敌意、消除族群由于疾病而被污名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團结协作就变得尤为重要。
　　姬德强：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危机中，虽然也有虚假信息、谣言、歧视和偏见在散播，但全球信息传播在整体上是比较稳定的，这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信源的及时启动和负责任地工作：一个是中国政府，在经历了疫情初期由于地方政府信息管控的短暂失语后，在农历新年前夕开启了大幅度的信息发布、打击谣言和情感动员等工作，并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沟通最新进展，与此同时，积极回应泛起的舆情和民意，在抗疫的同时高压问责，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和广泛支持；另一个是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健康传播机构也在中国政府的开放传播与积极合作中，迅速掌握了疫情及其防控的大量信息，有效提升了疫情全球传播的透明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关键舆论领袖，比如各国政要、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疗专家、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移民群体都通过多种媒介平台表达关切、澄清事实、解疑释惑，有效缓解了围绕疫情的解释框架的冲突性问题。
　　周庆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疫情危机中，专业化的公共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专家群体发出的声音，是跨族群中最活跃的声音之一。从这次来看，公共卫生领域专业网络的信息搭建是很前沿的。如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专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参与治疗的医生等，他们发挥了四种作用：一是构建了信息框架，通过他们的沟通实践，在全球范围而非一城一地设置疫情的相关议题，每一个议题都直接和间接引发了舆论关注。二是构建传播的预期，疫情何时开始，如何过去，拐点在哪里，严重程度如何，这些公众社会心理上的预期，都通过专业网络的回应和沟通得以构建、印证或者被打消。三是提供了专业的解释，由于疫情的专业性，公共卫生专家群体的活跃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了疫情本身。因此，在各国包括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生和专家群体都逐渐成为了发布主体。四是验证了全球化环境下信任机制的变化。由于疫情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很快，专业公共网络的信息准确性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不同的观点碰撞和否定的情况。尽管专业网络具有这些特征，但也引起了公众的大量质疑甚至公开挑战，这也说明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脱域机制发生了变化，信任带来的风险在增加。
　　沟通中的中国与世界
　　周庆安：我认为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对于疫情危机传播的认识和传播制度建设。从当前的传播环境来看，国家主体、专业网络和社会主体都拥有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跨族群的信息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多主体的竞争和博弈。一旦某个主体对于危机的传播认识缺位，或者缺乏传播制度建设，其他主体就会在跨族群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信息重心的偏差。如国家主体一旦没有认识到传播的重要性，那么必然让位于专业网络和社会主体，而社会主体因为信息渠道的网格化和活跃度远高于专业网络，势必会以非专业的公众信息引领不同族群在疫情危机中的认识。因此，不同主体各司其职、公开透明有序，是疫情危机的传播要务。
　　纪莉：理解疫情，首先要接受科学的特性——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对待未知的、需要时间去解锁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呼吁理性沟通，建立尊重专业技术的沟通渠道。但是对待受到病毒威胁与攻击的人群，以民众利益为决策依据，以透明的决策过程给民众以信心，对于保护本国本族，并赢得其他群体的认同与合作尤为重要。
　　具体到媒体层面，中国在与世界沟通的实践中有成功与进步的一面，也有面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手忙脚乱的一面。与疾病要分层诊疗的原理一致，与世界的沟通也要分层分级、合理实施。主流媒体应着力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国家宣传机构要以政府公共关系的操作思路与世界顶级权威专家保持良好的沟通，请他们为我们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同时社会化媒体也要多讲有人情味的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并支持事实核实的社会力量予以补充，对网络传播中无事实依据的流言进行辨析，以便于民众获得有效信息。总之，要双管齐下、多层协作，建立我们与世界的共同体，一起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努力。
　　姬德强：本次疫情中，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开放合作，在深入调查和全面动员（包括利用各种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出透明、负责的传播与沟通环境，值得肯定。但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进一步与国际范围内健康传播的规范、标准和话语对接，如何提升跨文化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能力，如何动员文化和情感因素，打造国际范围内的抗疫传播共同体，以及如何借助关键舆论领袖丰富抗疫传播的主体。
　　刘俊：疫情初期，我们经历了疫情信息不畅的阶段，无论是在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中，也无论这种信息不畅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它都带来了严重后果。中国在矫正疫情初期信息不畅的力度、决心和成效上，同样值得肯定。尽管纵观疫情全过程，国内舆论在政府信息传播问题上，负面情绪不断，但自疫情进入到2020年1月下旬之后（特别是进入鼠年正月之后），中国政府迅疾开始坚持如实公布疫情信息，而地方政府和官员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也几乎成为其行政上的灾难，这些是值得称道的，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
　　包括信息应对能力在内的政府管理能力，既是国家硬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涉及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一个国家政府管理、服务能力的真正强大，并不是拒绝灾难，而是能够在每次灾难过后有深刻的反思，有切实的完善。“多难兴邦”不仅意味着心灵激荡，而更让人期待的是治理能力的提升与制度环境的优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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