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结构调整背景下社会治理工作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翟玉晓

　　[摘 要]转型期的社会结构调整和阶层分化为我们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但由此带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等问题，也给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我们要认清阶层分化条件下社会治理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通过整合利益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优化阶层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措施，不断改进治理方式方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治理;阶层结构;整合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9）04—047—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阶层分化形势下，如何继续发扬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体系、经济关系逐步建立，随后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共同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简单所谓“两阶一层”的社会结构形态出现分化，产生了新的阶层、新的消长趋势，具体表现为阶层结构的内部分化与新的社会阶层的生长、阶层地位的消长变化、阶层身份快速流动与固化趋势并存等。
　　（一）阶层结构的内部分化与新的社会阶层的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原有的单位体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各阶层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形成了各种子群体。例如在城市，打破了“铁饭碗”体制的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企业管理者、普通工人、失业下岗职工等子群体;在农村，原来以集体生产为主的农民阶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共同推动下，农民群体中衍生出了农业体力劳动者、乡镇企业打工者、进城务工农民等子群体;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也由于工作内容不同而裂变出了多种类型，如专家教授型、企业高管型、公务员型、咨询服务型、自由职业型等。[1]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内部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利益结构。
　　另外，随着新的经济业态的建立，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比如，“新兴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以及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从事中介服务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2]这些社会新阶层从传统社会阶级阶层中演化而来，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当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6962.5万户、私营企业3000.2万户，与1978年的数据相比，分别增长了497倍和331倍。个体私营企业占到了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4.9%，创造了全国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和60%的工业产值”。[3]大量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被这部分群体所掌握，他们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二）阶层地位的消长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评价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政治标准优先。这一时期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很高，是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90年代以后，在社会地位评价体系中财富经济指标的地位不断凸显，各阶层地位也随之发生调整。在多种所有制和灵活分配方式的促动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依赖于人力、智力、资产、关系网络等资本要素的多寡，社会各阶层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有所拉大。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工人和农民由于其他资本占有量相对较少，所得报酬有限，阶层地位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经济效益低下等原因，出现了部分下岗失业的产业工人。同时，由于收入渠道的单一化和对土地的天然依赖，农民在增收上十分乏力，其中部分人也逐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占有足量经济资本和智力资本的私营企业主、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等阶层，在新的分配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也推动了这部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三）阶层身份快速流动与固化风险并存
　　一方面，社会成员身份地位流动趋势不断增强。在地缘方面，由于我国东西部间、城乡间经济发展的相对不均衡，受发达地区“虹吸效应”的影响，以及地区间交通、物流、信息交流技术的进步，区域间的横向社会流动不断增多。频繁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各阶层间的交流和社会地位的转化。
　　另一方面，在社会纵向流动上，社会成员地位的流动渠道和方式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阻滞现象，存在固化的风险。城乡低收入群体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影响，他们在医疗卫生、就业选择和教育进修等方面相对弱势，进而限制其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发现：“1978—1998年间，农村生源的北大学生比例约占三成，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比例出现下降，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211’大學里，非农户口学生数量是农业户口学生的1.3倍，‘985’大学的比例是2.7倍。在大学保送机会方面，企业家、干部、知识分子阶层子弟分别是农民子弟的7.6倍、8.5倍和10倍”。[4]
　　二、转型期社会结构调整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动，社会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风险增大，这都考验着党和政府协调大局、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一）阶层间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迫切需要更高的协调利益格局的能力
　　社会利益格局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的发展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经济利益是刺激个体进行社会活动和实践的重要目标和动力。但是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自然会出现社会利益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不均衡性和不同步性。当前社会中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日趋复杂就是阶层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现实折射，如舆论媒体关注较多的因城市执法、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矛盾纠纷等，这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阶层间矛盾日益显性化的态势下，如何整合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做好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紧迫课题。 　　（二）阶层间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加大了整合意识形态、教育引导群众的难度
　　在社会整合工作中，意识形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源，是维系社会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如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执政党所引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减弱或者丧失，那么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将减弱，由此可能引起人们产生信仰危机，对政治权力主体合法性的怀疑。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和阶层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多样化。社会自由度的不断增加也使得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差异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受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分子的个人往往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衡量和需求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思想领域的解放，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在新旧价值观念、中外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中，各种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不断产生出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下，人们在价值选择面前容易失去判断标准而产生迷茫心理。尤其是社会成员对非主流价值观的接受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无疑会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功能，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聚合力，给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治理带来难度。
　　（三）中间阶层发育滞后，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按照社会学理论，极富极穷阶层的数量很少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型。通常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相对温和、保守，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器’和‘稳定剂’的作用”。[5]当前，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我国虽已初见雏形，但囿于收入分配失衡、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备、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等原因，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育完全。
　　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给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一方面，阶层结构发育滞后不利于中间阶层的成长，而中间阶层规模过小，则意味着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悬殊。随着社会资源和财富更多地向上聚集，不满情绪在社会底层不断积聚，极易导致社会发展活力下降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阶层结构发育滞后阻碍了社会的合法上升流动，使得阶层结构刚性化和固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由于向上流动受阻，下层民众看不到改变自己处境的希望，便逐渐产生对党和政府的失望情绪和离心倾向，这都无疑增大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三、社会结构调整背景下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面对社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阶层关系和社会治理风险，我们党和政府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为了有效应对社会分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格局，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迈向现代化，党中央制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单就社会阶层关系的整合和打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对策思路：
　　（一）整合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
　　利益分配是社会政策制定中最棘手、最敏感，也是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我们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通过健全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利用税收等手段，适时合理地对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进行再分配。与此同时，还要关注和扶持弱势群体，注重协调规划，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努力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结构的利益均衡。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切身利益提供全面保障;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如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商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等，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
　　作为我国的主导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的精神风尚和发展方向的灵魂。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工作，就要进一步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心的功能。引导和规范多元化的价值观，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作用，凝聚民心、汇聚民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首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宣传工作上加大力度，充分利用多种舆论传播工具，特别是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在普通民众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次，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上下功夫，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民众的价值认同感。同时，积极正面的行为要靠刚性的制度来保障和激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观念向制度转化，确保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常态化。
　　（三）优化阶层结构，打造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
　　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做好社会治理工作的前提。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实践中努力培育并形成一个合理而开放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要加快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提高中产阶层质量，尽快形成“橄欖形”的稳定社会阶层结构;要通过扩大就业、减税增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教育质量均等化等措施，缩小社会中下阶层的比例，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中产阶层行列;要打造公平公正的经济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以激发社会的活力。
　　（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只有重视保障和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把民生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上来抓，让所有阶层的群众都能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中下层民众，使党的凝聚力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这些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生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6]但不能回避的是我国目前存在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经济收入分配不均，就业总量压力大，由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明显增多等现象。对此，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采取有力措施妥善解决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让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保证各阶层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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