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利益、政治关系与中国农产品进口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晓莉 王浩 吴林海

　　 摘 要 “美国优先”的美国贸易利益至上表明政治关系已嵌入中美贸易争端。從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视角，利用权力均势理论，探讨印度替代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可能性，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研究显示，美国和印度的农产品贸易存在竞争，且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显著正影响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虽然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对于中美政治关系修好具有显著的正作用，但并不能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主动权可以在中国，短期内（至少4年），中国增加从印度进口农产品，可以替代美国，促成中美权力均势。但长期来看，除了印度，中国仍需发现新的替代国。
　　关键词 贸易利益 政治关系 中国农产品进口 环境内涵 印度 美国
　　
　　一、引 言
　　当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其实质就是美国贸易利益至上（崔成，2017），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挥向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终结和全球化的逆转（Pylas and Keaten，2017）。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间政治关系与相互经贸往来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并内生于国家的政治关系（杨文龙等，2017），无论中美，还是中印经贸问题都呈现出政治化倾向（宋泓，2017;王元方和孙彭，2018）。在“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的情形下，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成为“新常态”。但中印政治关系却呈不断回暖态势，加上与中美贸易发展势头不同的是，中印两国贸易绝对额增长迅速，双方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贸易的互补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余振等，2014）。实际上，中国、美国和印度分别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六大经济体，中美、中印间双边农产品贸易联系较为密切，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平均维持其10%以上的出口份额，同时，中国从印度进口农产品平均维持其4%—5%的出口份额数据来源：根据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计算而得。。而且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作为农产品净进口国，中国进口贸易的生态足迹的减缓，一度使得中国国内环境污染态势趋缓（江林，2015），也减缓了世界生态足迹增长（图1）。可以推断，在全球治理格局中，中国继续维持现有农产品进口规模，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其一，中美贸易争端虽是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下挑起，但中国是否因此失去主动权？中美作为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大国，究其本质还是国家间权力角逐，在当前的现实情境下，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均势理论，在经贸利益中加入政治关系、环境内涵等因素，初步探讨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理论渊源，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其二，仅以价格而言，印度农产品与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相比，并不具备全球竞争力。但从环境内涵视角，以中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大豆为例，印度产大豆因其非转基因特点（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8），对环境内涵具有更为明确的作用（邵宏波等，2005）。而且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对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美国贸易利益至上政策感同身受。将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美国贸易利益、印度贸易利益、政治关系共同纳入中美贸易争端，利用印度急于提高大豆出口的现状，制衡中美农产品贸易。从全球环境治理角度，虽非关键因素，但既符合中国大国风范，也不妨成为探讨中美权势角力的新途径;其三，从研究方法而言，在经济分析模型SVAR中加入政治、环境变量，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探讨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是否通过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贸易合作与竞争，探讨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形成的时间历程，也是本文初步尝试的方向。
　　二、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研究假说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针对进出口贸易产品的环境内涵，以及双边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的互动而展开。
　　1.进出口贸易产品的环境内涵研究
　　一国经济收入的累积在于其自然资源基础（Brown and Ulgiati，2011）。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在进出口贸易产品价格中逐步成为关注热点（王晓莉等，2018）。其中，国内外学者基本遵循“将人类消费转换成对应生产资源或吸纳废物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原则，将投入产出法（I-O）、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等作为分析进出口贸易产品环境内涵的主要工具（Tian et al.，2018）。由于I-O法通常只能适用于宏观或者行业层面，且投入产出表的更新较慢，因此，I-O法并不适用于微观层面的分析（Dong et al.，2016）。逐渐地，以产品用地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法（I-O）为基本，能值足迹法、多区域投入产出法（MRIO）、产品用地系数矩阵（PLUM）法及投入产出——产品用地系数矩阵法（IO-PLUM）等，也逐步用于国际贸易产品生态足迹研究的评估（李剑泉等，2016）。以上既可以改进成为一种度量和反映国际贸易各国环境利益得失的新的评估方法，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非货币化生态系统，是用以评估商品进出口贸易环境内涵的新工具（Borucke et al.，2013）。
　　具体来看，党玉婷（2013）通过I-O方法测算认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更多地生产高污染排放的产品，属于出口环境污染内涵大于进口环境污染内涵的环境赤字国，但同时技术效应也有效降低了出口环境污染内涵，缩小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环境赤字。李昭华等（2013）利用EF测度发现，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实际用地EF贸易条件改善。同样，赵玉焕等（2014）采用I-O方法发现，印度是一个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国。且分析中美和中印双边贸易的产品环境内涵，中国都存在出口产品的环境污染内涵大于进口产品环境污染内涵（邓荣荣，2014）。 　　2.双边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
　　邝艳湘和向洪金（2009）提出，国际贸易与双边冲突（合作）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且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对经贸活动的影响，要大于经贸活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蔡洁和陈军亚（2011）认为中美贸易发展可以减少或抑制政治冲突，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甚至中美间的贸易一度被视为中美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李戈，2012）。但双边政治关系恶化也会对两国经贸往来产生阻碍（Hegre et al.，2010）。Fisman等（2014）提出中日之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对企业出口产生了影响。杜映昕（2015）进一步证实，中国与七大国的政治关系改善对贸易往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中国与贸易国的政治关系越友好，与该国的经贸往来越频繁。当然，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还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徐奇渊和陈思翀，2014）。且由于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与相互制衡，双边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杨攻研和刘洪钟，2015）。与一国政治关系的恶化会造成贸易破坏，而与一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会造成贸易的转移（邝艳湘和向洪金，2017）。但即使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到两国经贸往来，其影响时效也较短（Du et al.，2017）。
　　3.环境内涵、贸易利益与贸易持续性
　　Siebert（2004）研究认为，国家之间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环境资源的丰缺程度。如果进出口贸易考虑了环境内涵，则贸易条件也会不断改善（邓荣荣，2014）。而由于贸易条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对于一国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属地”含义，对于一国国民而言，贸易条件所要反映的利益归属还具有“属人”含义（邵宁，2012），因此，贸易条件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进出口产品能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事实上，较早的研究已经证实，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贸易条件得不到改善并持续恶化，贸易利益逐渐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徐建斌和尹翔硕，2002）。基于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矛盾与协同关系（王立和和王国聘，2007），学者们认识到，在农产品贸易中，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将环境要素内涵纳入贸易条件，以保证其贸易利益分配（章秀琴和邓小华，2012）。当然，贸易利益分配的公平也影响到贸易的持续（Chung et al.，2016），从微观产品层面看，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其实是不稳定的，新贸易关系的建立伴随着原有贸易关系的失败，而维护现有贸易关系比开发新贸易关系更重要（朱映迪，2015）。
　　4.文献评述
　　目前研究发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背景下，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政治关系探讨中美两国经济权力均势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尚未涉及，也未能将农产品贸易合作与竞争纳入均势理论分析。就本文而言，已有研究未能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对于农产品贸易而言，其环境内涵与工业制成品贸易环境内涵的测度存在显著差异，而政治关系与贸易不仅相互影响，也与贸易产品的环境内涵相互交织，尤其经济权力均势的框架下，利用“竞合”讨论贸易利益、政治关系、农产品进口贸易的环境内涵之间的影响机制，分析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形成历程需要进一步展开;其二，在中美贸易争端的现实情形下，美国利用试图利用经贸政策来固守其贸易利益至上，却并没有将这一贸易利益纳入全球治理格局讨论，有失大国风范。在此背景下，同为崛起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和印度，可以考虑立于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与印度政治关系不断改善的情形下，利用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但一方面目前并没有结合中国进口贸易环境内涵讨论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增长，另一方面也没有基于经济权力均势理论分析环境内涵、政治关系在农产品贸易竞争与合作的现况，讨论两国合作对全球治理可能起到的作用。
　　（二）研究假说
　　权力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初期聚焦于经济权力制衡。强调区域间各国商品贸易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关系是经济权力的基础，并决定全球经贸结构（Hirschman，1945）。如18世纪的欧洲，经贸条约成为制衡各国经济权力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通过农产品贸易支持制造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全球实现权力均势（Alimento and Stapelbroek，2017）。逐渐地，经济权力均衡作为一种动态的结构修复模型，在功能上成为解决体系内部因个体私性扩张所引发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次优方案，意味着经济权力均衡不仅是一种经济现状，更是“一种政策倾向和体系运行的自然结果”。而任何试图使自身的处境高于均衡水平的国家，几乎必然会受到来自同一政治格局中所有其他国家的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姜鹏，2012）。当然，超越区域政治格局的控制，这些国家仍拥有其自身经济、政治独立性（Richman et al.，2011）。本文基于权力均势理论，将不同政治格局的中国、美国和印度共同纳入中美、中印的农产品贸易，在全球治理中，贸易的环境内涵、政治关系均内化为国家间经济权力制衡变量，最终形成图2的研究假说。
　　
　　如图2所示，在全球治理格局中，中國具有农产品进口贸易环境内涵偏好。假定美国和印度对中国的经济权力对等时，美国和印度将根据中国释放的信号对其偏好进行判断，并决定其经贸政策选择和贸易利益流动，同时双边政治关系与经贸政策、贸易利益相互依存。当美国坚持“美国优先”保证其贸易利益，实施强制性的经贸政策，考虑到中美政治关系，此时中国可以利用农产品进口贸易的环境内涵偏好，将与美国同在农产品市场的印度作为替代性的进口国，在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美国双边政治关系、美国贸易利益、印度贸易利益的相互影响下，增加从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要素进入中国。在经济权力角逐的绝对竞争机制下，美国为防止印度的贸易利益提升，可能会选择改善中美政治关系，形成贸易利益、进口环境内涵在中美、中印间有序流动，形成中美的权力均势。
　　三、贸易利益、政治关系与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中美和中印的比较 　　（一）美国、印度的农产品贸易利益
　　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原则，图3中，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即：农产品贸易利益=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分析，1992—2016年间美国一直从全球农产品贸易中获得利益。但同时，印度从农产品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则并不稳定。除了1992—1997年间显示印度获得农产品贸易利益之外，1998—2016年间，印度的农产品贸易利益一直上下浮动。且总体来看，印度的全球农产品贸易利益要小于美国的农产品贸易利益数据来源：根据FAO数据库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计算。。
　　
　　（二）中美和中印的双边政治关系
　　进一步采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提供双边关系指数分析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图4中，与中美一路下滑的双边政治关系，尤其在当前的贸易摩擦影响下一度降至冰点的政治关系不同，作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同为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印度，其2015年和201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01%和7.1%，超越中国，成为“最耀眼的金砖”。与此同时，中印双边政治关系在经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怀疑”态度到2018年4月的“习莫会”，以及2018年7月的金磚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日趋缓和，其改善程度明显优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数据来源：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双边关系指数计算而得。。
　　
　　2.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环境内涵测度
　　借鉴Moran等（2009）构建的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在李昭华等（2013）研究基础上，本文选择全球恒定产出来测度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环境内涵。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生态足迹值转化为gha测度，对比分析进出口贸易的环境内涵。
　　其他假设包括：第一，与李昭华等（2013）一致，为排除气候等外在因素变化导致的土地生产力的变化，以及可能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假设世界土地生态生产力不变，1992—2016年间均采用2014年的世界土地平均产出系数;第二，参照Moran等（2009）的研究，因建筑用地在全球范围内占比不足10%，在商品贸易中，建筑用地占比更不到2%，本文不考虑农产品贸易的建筑用地情况。另外，由于农产品贸易的碳汇用地为虚拟用地，是吸收农产品生产排放所需用地，而农产品生产碳排放本身不高，故本文也未予考虑。
　　将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以生态足迹表示，并分解为耕地、牧地、水域以及林地等四种实际用地之和。进一步构建n年q种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的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
　　
　　Vn，q为n年第q种农产品的贸易量;Cqcr、Cqgr、Cqmf和Cqfr分别表示第q种农产品中耕地、牧地、水域以及林地的转换系数;而Yqcr、Yqgr、Yqmf和Yqfr分别为第q种农产品中耕地、牧地、水域以及林地的用地产出系数，其中，如Yqcr、Yqgr、Yqmf和Yqfr等于0或者缺失，则统一将Yqcr、Yqgr、Yqmf和Yqfr设定为0;ecr、egr、emf和efr分别表示耕地、牧地、水域以及林地的均衡因子，各种类型的土地的用地面积与均衡因子相乘转化为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土地面积。
　　3.相关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量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采用HS92商品编码;而用地产出系数来源于FAO和国家足迹统计（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NFA）2018，均衡因子的系数来自NFA 2018。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生态足迹测度1992—2016年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的环境内涵。
　　4.中美、中印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对比
　　（1）中美农产品贸易的环境内涵
　　图5显示，1992—2016年间，中美农产品贸易中，中国是实际用地的净进口国，且总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具体从四种土地类型分析，占比份额最大的是中美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的耕地类型，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净进口状态。
　　
　　成为AB型SVAR模型，估计四变量的p阶SVAR模型，为了使其可以被识别，结合图2，需要在A矩阵施加kk-12=6个约束条件，包括：
　　1.美国作为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根据其“美国优先”原则，假设其农产品贸易利益（ATT）不受同期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中美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RA）、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的影响;
　　2.美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受同期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ATT）的影响;
　　3.印度农产品贸易同样受到“美国优先”原则影响，为避免考虑美印政治关系可能的叠加效应，假设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不受同期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RA）、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的影响;
　　4.假设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RA）受同期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ATT）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的影响;
　　5.假设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RA）不受同期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的影响;
　　6.假设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受同期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ATT）、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和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RA）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1.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本文借鉴董桂才和王鸣霞（2018）的处理方法，以每年12个月的双边关系指数的平均数据将月度数据转换为年度数据。且为观察对比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可能存在的同期变化，采用中美双边政治关系指数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指数的比值表示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双边关系指数。 　　2.中国从美国、印度农产品进口贸易的环境内涵。由于农产品贸易可能成为中美贸易争端范围，而印度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与美国、加拿大、巴西等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存在差异化竞争，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具有明确正效应。在上节计算结果的基础上，采取中国进口美国的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的比值，并将该比值取对数作线性化处理。如果印度可以恰好代替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环境内涵，则该值为零;如果不能完全代替，则该值大于零;如果印度不但能代替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环境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印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印度对中国仍有农产品出口潜力，则该值小于零数据来源：根据FAO用地产出系数、UN Comtrade、NFA2018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美国、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一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会促进其贸易利益增长，而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主要表示形式。本文分别选择1992—2016年间FAO公布的美国、印度农产品进出口价值指数（value index）作为分析美国、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的指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1.平稳性检验。在构建SVAR模型时，需要对每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ATT）与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在水平序列均存在单位根，取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与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RA）水平序列平稳。
　　2.滞后阶数确定。构建SVAR模型之前，还需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本文进一步通过LR、FPE、AIC、SC以及HQ准则进行判断，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5种方法中AIC准则所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其他四种方法所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阶。因此，本文采用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3.协整检验。根据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进一步展开协整检验。表4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都大于显著性为5%的临界值，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4.模型稳定性检验。为确保SVAR模型的稳定性，对模型进行单位圆检验。图7的结果显示，模型的特征根全部落在单位圆内，显示模型稳定，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A矩阵反映了各个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而B矩阵仅表明各个变量对当期冲击的反应。结合A矩阵估计结果，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中国从美国进口与从印度进口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三者可能的影响是：
　　（1）若不受同期中美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的影响，美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其农产品贸易利益受损的同时，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却显著增加，也就是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不考虑中国进口农产品的环境内涵，美国和印度的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是此消彼长的。这也是符合权力均势理论中美国和印度的竞争关系局面。
　　（2）若不考虑同期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的影响，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受到同期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的正影响。亦即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增加，则中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程度要大于中印双边政治關系交好程度，“美国优先”的贸易利益至上已经充分体现。
　　（3）若考虑中国进口农产品环境内涵，则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显著正影响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角度，也就是只要印度获得的农产品贸易利益越多，即使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交好程度大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修好程度，中国仍可加大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而减少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
　　基于权力均势理论分析，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美国和印度存在农产品贸易利益的竞合关系，且“美国优先”原则在其农产品贸易利益至上的政策中充分体现。结果显示，如果引入印度竞争，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并不会显著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反而存在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修好的可能性。也就是，若中国逐步释放农产品进口贸易环境内涵的信号的偏好，如耕地类型的农产品进口（大豆等），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情形下，面对美国所强调“美国优先”的贸易利益至上政策，中国从印度进口更为确定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以替代美国进口，存在推动中美权力均势形成的可能。
　　五、印度替代美国出口中国农产品的时效性：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
　　进一步利用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从环境内涵视角，考虑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以及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国从印度农产品进口贸易何时可以替代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促成中美权力均势形成。
　　本节重点分析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LNRAI）分别对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ATT）、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ITT）、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RA）以及自身滞后期的动态响应程度。脉冲响应的结果如图8所示。
　　
　　
　　（一）脉冲响应的结果分析
　　图8可以看出，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对于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的响应各不相同。除了对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的冲击表现为较为明显的正负震荡波动外，对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都总体表现为较为明显的正响应。这与上文S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1.如图8（a）所示，当给予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在滞后第3期显示出最大的负效应，但在第5期又反弹为最大的正效应，直至第7期后减小到0。表明在受到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正冲击的第7期后，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逐渐不受其影响。 　　2.如图8（b）所示，当受到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相较于对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冲击的反复波动，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在滞后第1—4期呈现出较明显的正效应，且至第6期后逐渐没有响应。
　　3.如图8（c）所示，当受到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在滞后1-5期呈现出较大的正响应，至第5期后逐渐没有响应。
　　4.如图8（d）所示，当受到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的比值在滞后第1期即呈现最大的正响应，至第5期后逐渐没有响应。
　　可以认为，如受到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增长，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冲击，短期内（至少在冲击后第4期内），都能够显著提升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而虽然该值对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的冲击反应存在一定持续，但在第7期后也逐渐稳定。
　　（二）方差分解分析
　　本节将进一步通过方差分解发现每一个冲击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变化的贡献度，锁定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表5中，本文利用方差分解分析滞后1—12期的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分别受到一个单位正向冲击后，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变化的贡献度。其中，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的波动74.09%—75.80%归因为其自身，而10.40%—1354%由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造成，8.80%—12.23%由中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解释，仅0.13%—5.00%可以由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解释。
　　结合图8，即使中国进口农产品的环境内涵对于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的冲击更具持续性，但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变化的贡献度最弱，也就不具备显著影响了。
　　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争端现状，农产品贸易，尤其是中国大豆进口，由于印度可以提供与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差异化的产品，利用印度農产品贸易利益增长、中美与中印政治关系改善，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的环境内涵具有明显正效应。即使面对“美国优先”原则主导下的美国贸易利益至上政策，至少在利用印度取代美国农产品进口，增加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后4年内，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农产品进口的稳定，助力中国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推动中美权力均势。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认为：其一，从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内涵视角，无论是中国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还是中国从印度的农产品进口，中国均是耕地、牧地、水域和林地四种实际用地总和的净进口国，中国进口耕地型农产品的环境偏好，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二，若考虑中国进口农产品环境内涵偏好，印度对于美国存在竞争。而印度农产品贸易利益、中美与中印双边政治关系比值显著正影响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环境内涵与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环境内涵比值，印度存在替代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促成中美权力均势形成的可能性;其三，中美贸易争端虽由美国挑起，看似主动权在于美国，但只要中国充分调动农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关系，采取相对灵活的环境治理策略，则并不会受美国农产品贸易利益政策的限制，至少在短期（4年）内可以利用印度替代美国，增加从印度进口农产品，促成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是，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引入印度的竞争关系，从中国农产品进口环境内涵角度，美国越强调其贸易利益至上，反而越可能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针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环境内涵的生态足迹测度，因为没有考虑能源用地面积，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低估，但由于农产品能源用地占比非常小，该结果应不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受限于SVAR模型的假设条件，在经济权力均势的理论框架下，现实中还有其他变量影响中美权力均势的博弈，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本文也只是初步讨论了形成中美权力均势的可能性，后续研究仍需进一步验证印度等其他潜在市场对于中美经贸角力的深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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