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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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制造业的服务化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实体产业国际贸易规模产生影响。通过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各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部门的服务化水平，并以此分析其对各国各行业进出口额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化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利于一国外贸活动的开展，这可能与服务化增加了产品成本有关，但在高收入国或是高端技术产业，服务化还是会对外贸活动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为高端制造业配套高精尖研发设计服务业，并对落后的制造业产能进行淘汰或更新改造，应当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体发展的普遍选择。
　　关键词：服务化;国际贸易;欧盟投入产出数据库;系统GMM方法
　　一、引 言
　　近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为企业的变革提供了机会，诸多高新技术在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如云计算、大数据及数据价值链整合、互联网+、机器人以及3D打印技术成为时代的烙印，战略上的转型为饱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制造企业打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供了新的方向。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关税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地理上的分散变得不那么重要，加之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发展，生产与管理的流程都可以在地理上进行切片式的分离，因此，各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愈发水涨船高。其中，制造业服务化日益成为促成企业改变国际贸易策略的重要因素（Marsh，2012;Nordas和Kim，2013），制造业服务化实质是生产商在产品供应的过程中不断增加配套服务业元素从而提升产品价值的过程，该范式愈来愈成为主流，根据Fang等（2008）对全美制造企业的统计发现，顺应这一潮流的制造企业超过六成，各国制造产业进行的服务化，目的是在市场中保持其强大竞争力，自然也包含在国际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大批学者聚焦于产业创新与调整对一国进出口变化的影响，产业创新与调整在外贸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普遍认同。服务化作为产业战略调整的方向，这种趋势对全球各经济体外贸活动的影响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当今世界科技高速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已不仅仅表现为低端的产业配套，而往往更体现为高科技为制造业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譬如，近年来开始兴起的射频识别（RFID）技术，把数据从附在物品标签上的方式传送出去，以自动辨识与追踪该物品。某些射频标签附在衣物、个人财物上，甚至植入人体内，在解决侵犯个人隐私问题的前提下，这一技术对于B和C之间信息沟通有相当大的帮助，至少可以大大削减沟通成本，使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涉足一些服务领域。可以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产业融合是各国服务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实体产业服务化体现出的是各国的科技实力。一国由于在某一行业领域内产品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以及暂时性的垄断，使得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外贸进口的方式获取该商品，直至通过技术模仿打破这一技术上的垄断，从而反转国际贸易形势，这一反转期的长短部分取决于这些国家服务化的程度，但服务化程度的提升毕竟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厂商通过业务模式的服务化，提升产品所蕴含的技术含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服务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固有的生产方式，产业价值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国境进行重构（陈淑梅、高敬云，2017），服务元素的注入在为产品增值以及调整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性政策以及政策监管也开始引起制造商的重视（Rentzog，2010）。由于商品与服务的捆绑改变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也引发了有关贸易与企业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产品不可能在缺乏服务业支持的前提下进行跨境移动，但客观而言，服务业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作用在国际贸易中被很大程度地忽略了，因此，该领域的文献阐述可以非常简略。科技时代带来的高效、可靠且合理的运输、分销、金融、公用事业以及电信和商业服务等，无一不对厂商控制成本以及促进销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Francois和Wooton（2010）指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上述服务业尤其是运输商和分销商会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其利润往往会大幅增长，而实体产业却很难由此获得成本上的节制，换言之，利润向非实体产业转移，但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并未因此削减。高昂的运输成本抬高了进入新市场的门槛，并导致了更高的市场退出率（Crozet和Milet，2015）。
　　承前所述，商品和服务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着捆绑，在制造产业中，服务性元素通常提供的是战略投入，这使得生产商可以更好地瞄准高端或利基市场，更好地覆盖价值链的两端。这与宏碁品牌创始人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思想不谋而合。制造企业为主体业务所配套的服务，无论是生产前期初始端的研发设计，还是产品生产结束后的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工作，都已经逐步演变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业务，而原本主营的制造业务反倒成为低利润附加值的工作，因此，可以大量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专业制造工厂。上述观点在近年来的文献中普遍存在，比如，Marsh（2012）研究指出產品制造商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需花费大量精力与客户群体进行交流，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成为最常见的平台，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产品的工艺质量，也包含公众对产品在环境乃至公共道德层面的关注，在诸多环境下，甚至需要专门的计算机公司帮助挖掘这些重要的数据信息。瑞典经济学家Lodefalk（2012）针对该国企业的研究也证明了服务元素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仅在投入端服务性元素与日俱增，而且服务性产出与制造产业的出口规模也是正向关联的。而来自我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也表明近年来服务元素在制造业产品总营收中的占比在提升，这也反映在企业的出口收入方面（刘斌等，2016）。
　　现有研究从诸多领域关注服务化在国际价值链分工整合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客观而言，从服务化角度出发，分析各国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其外贸活动影响的文献是较为缺乏的。因此，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及地区，旨在从实证角度揭示各国制造业服务化在各国及各类行业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分析各国不同产业部门服务化对其产品进出口额的影响。这对于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在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价值，也可以为各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融入国际市场价值链提供指导性建议，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所在。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制造业服务化的视角分析经济体之间的外贸活动行为，过往针对服务化的研究视野半径很少能超越企业经营问题，但正面分析服务化所导致外贸问题的研究在领域内是罕有的。而本文所分析的外贸活动包括了进出口规模以及产业内贸易等技术指标，这种理论视角是之前研究很少涉及的。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论证服务化所引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对一国贸易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度量产业融合内贸易之间的关联。
　　二、典型事实
　　高密集度服务元素的注入使得制造商将自身与同行其他厂商加以区分变得更加容易，高科技产业往往拥有更为复杂的工艺流程，需要更多的服务性元素加以支持，图1分别展示了制造业在2000年、
　　2005年、2009年、2014年4个年份内服务化程度的核密度分布情况，服务化的具体算法将于后文给出。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除了2009年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之外，其他3个年份的全球实体产业服务化大体在同一水平线上，而2009年正是全球性经济下行最为严重的年份，制造商需要通过产业转型的方式摆脱大环境带来的压制。因此，这一年的服务化水平整体走高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但4个年份内世界各国服务化水平在分布跨度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变化。我们对不同技术水准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进一步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技术水准的制造部门需要的服务化程度也是存在差异的，本文根据OECD公布的行业口径将后文所涉足的制造业部门划分为三类：高技术、中技术以及低技术水准的制造业，具体计算口径在后文详述。图2展示了2000-2014年期间三种技术行业部门的服务化水平变化，总体上，高端制造业的服务化在震荡中略呈下行趋势，而中端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出现过先上升后下滑的迹象，低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则随时间推移总体略有走高。而且在2009年前后服务化水平出现过一定幅度的变化，但之后又逐步恢复到“常态”水平。这大体反映出21世纪以来全球高精尖制造业产业服务化的发展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顺利，而机械及材料等中端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则恰恰在经济危机时期有所提升，反映出行业为破解困局所做出的努力。而食品及基础能源等低端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反倒在提升，刘斌等（2017）指出这些行业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短，而且在产业链中更接近最终消费者，因此，需要更多研发设计、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优质服务要素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及战略转型对于一国提升其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具有较强的作用。但令人不解的是，高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甚至低于低端制造业，这通過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无法给予全面解释，可能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先进制造业所提供的配套服务不足有关。接下来，表1从国家及地区层面分析这一问题，本文将样本国家按照2014年的人均GDP三等分，分为高收入、中收入以及低收入国家三部分，通过表1的数据展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国的服务化平均水平高于高收入国以及低收入国，在中高端技术行业的制造企业中，高收入国更占据优势，而低端技术行业中，中等收入国则优势明显，从数据结果上看，低收入国在三种技术水平制造业中服务化的发展都相对较为滞后，这也证实了发展中国家服务化水平不高的论点，也透露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面临着较发达国家更突出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产品配套服务上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其国际贸易结构呈现出优化的趋势，但在国际贸易中仍被锁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三、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根据上一部分典型事实的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一国进出口贸易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可以在国家层面建立面板数据，并从技术迥异的行业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以下OLS估计模型：
　　（1）与（2）式中的下标i和t分别表示国家以及年份，ln（iptit）以及ln（eptit）表示在t年i国的总进口与出口额的自然对数，Servitizationit表示该年i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Controls为相关的控制变量，vi与vt分别表示国家与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通过公式（1）（2）分别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公式（1）（2）中具体的变量设定如下：
　　1.前因变量
　　进口额[ln（ipt）]与出口额[ln（ept）]，这两组指标反映一国的外贸状况，本文收集了若干行业的相关数据，具体行业部门在数据说明部分中详述。取自然对数加以平滑。
　　2.核心解释变量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Servitization），服务化的本质是产业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黄群慧、霍景东，2015），近年来学术界主要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产出中服务性投入的占比来衡量服务化程度，这种做法必然会带来一些“低估”（徐盈之、孙剑，2009），但如果在时间与地区之间的纵横维度上进行比较并保持一致的尺度还是可以反映出产业融合程度的问题。投入产出表数据信息可以反映的是直接消耗系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Servitizationijt是t年i国j行业部门的服务化水平，Siptijt表示该国在时期t制造行业j中生产者服务业元素的中间投入值，Moptijt表示在此国该时期对应行业的总产出额。具体行业已在前一部分述及，然后，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大类的技术行业部门，通过（4）式计算三大类行业部门的加权服务化水平，Servitizationit可以分别指代i国三大类（即高中低端技术行业）制造业在年份t的服务化程度，wijt是为该时期大类行业中细分行业部门j总投入值占该类工业产业中间投入的比重，以此为权重加权计算各类行业的服务化程度。（3）（4）中的服务化指数值应当介于[0，1]之间，0表示某制造业中没有生产者服务业元素的融入，1则表示该制造业完全是由生产者服务业投入所支撑的，这在实际上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强调的是，（4）式中的服务化指数包括了三类技术制造行业以及整体制造行业。 　　3.控制变量
　　1.ln（GDP），各国在样本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国的规模总量是该国外贸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Olivero和Yotov（2010）所提出的动态外贸引力模型的核心精神之所在;2.人均GDP[ln（GDPPC）]，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这对一国的外贸导向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人均收入水平真正反映一国民众的富裕程度，因此，需要对此进行控制，而且可以根据富裕程度标准来对国家进行分组分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总的GDP以及人均GDP虽然用的是相关性较强的数据，但其所反映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前者表征了一国的经济总规模，后者则体现出一国民众的富裕程度，总规模量大，不代表民众的生活水平更高;3.贸易成本，以进口运输成本[ln（Ic）]与出口运输成本[ln（Ec）]表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降低关税在贸易影响中的地位，而交通运输的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凸现出来，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为贸易伙伴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决定性因素（Marquez等，2007;Ghanbari和Ahmadi，2017），此处衡量的运输成本是指货物从制造商到出口国的船舷以及进口国港口到目的地所需的运输费用，但并不包括国际海洋或空运等交通工具运输的成本，这组变量会影响到运输服务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取自然对数平滑数据;4.进口所需时间（Itime）与出口所需时间（Etime），另一组相关变量是产品在贸易进出口国所需的导入导出时间，这个变量与上一组变量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对于一些行业，比如，对时尚较为敏感的服装、家电等行业，时间就是效益并非虚言，零售商的品牌策略依赖于所谓“快时尚”的全球采购活动，当然，这在不同收入的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5.关税税率（Tariff），此处本文希望通过吸纳如关税作为分析各国贸易政策对产业贸易影响的变量，Ghanbari和Ahmadi（2017）指出即使是温和的低关税也可能对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内，关税对于不同收入国家贸易影响的弹性差异也是巨大的，因此，在考察国际贸易时，将关税因素考虑其中是极有必要的。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研究的国家样本来自表1所示OECD的42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GDP总额占世界总产出85%以上，而国际贸易额的占比则愈九成，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计算服务化程度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出以及服务型元素投入数据来自欧盟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各国贸易进出口数据采自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考虑到两个数据库之间行业划分口径的对接，本文筛取的高端技术制造业部门包括制药（Pharmaceutical products）、光学与制图（Optical， photo， technical， medical， etc apparatus）等行业，中端技术制造业部门包括橡胶、塑料、电子設备、汽车摩托、铁路、造船以及家具、照明、预制建筑等行业部门，低端技术制造业包括烟草饮料、饲料、造纸、纸浆、钢铁以及其他金属制造业等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内所涉及部门较多，故没有一一提供对应的英文注释。，当然上述行业并不能涵盖所有COMTRADE的制造行业，但只有上述行业在WIOD统计资料中存在服务化中间投入数据，因此，可以直接用于计算服务化程度，同时，可统计各国在相关行业的进出口额。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方面，GDP、人均GDP、进出口运输成本、运输时间等均采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DI），关税税率数据来自WTO数据库中有关国际贸易及关税税率的数据。
　　四、服务化与国际贸易：基础性的估计分析
　　表3的（1）（3）两列报告了制造业服务化对进出口额影响的OLS估计结果，服务化对一国进出口产生的都是显著的负向作用，其中进口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进口系数值超出了出口系数值的6倍。综合来看，服务化降低了一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即服务化程度越高，其总体外贸额度愈发受到冲击，从而萎缩。根据Roberts和Tybout（1997）的研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其外贸行为具有持续性。因此应当在实证过程中引入一阶滞后项，但滞后项的植入必然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最有效克制内生性问题的途径是构建工具变量，但事实上，好的工具变量往往可遇不可求，因此，在技术方法上比较多地采用GMM方法，其中系统GMM方法更为适用，因此，本文在表3的（2）（4）两列报告了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采用GMM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服务化对进出口仍然是负向作用，从中感知的是，在进口侧，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的提升为本土产品的市场拓展提供机会，从而挤压了进口。但出口领域，由于面向的是国际市场，在大的市场格局中，我国制造业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并不高，没有能够真正为产品的品质带来提升，只是增加了产品的出口成本，因此，造成了服务化程度加深却降低了出口规模的实证结果。
　　 在控制变量上，一国经济规模以及人均收入对进出口带来的基本都是正向影响，进出口运输成本与时间以及关税都负向地影响了一国外贸形势，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2）与（4）两列的AR（1）与AR（2）系数保障了不存在自相关问题，J检验也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此可以尝试进行的解释是，如果一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那么，势必提高该国产品线的深度，厂商可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至少增强了产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从而降低了对外贸进口的依赖。而从实证结果看，服务化也未能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活跃程度，这可能也表明现有的服务化所涵盖的售后服务、维修保养等业务无法有效提供给国外消费者，要实现产业链的参与仍存在较大的桎梏。
　　当然，在不同技术条件的行业以及不同经济环境的国家组内，实证结果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别。表4与表5分别报告了分技术水平行业组以及高、中、低收入国家组的系统GMM检验结果，从表4的分行业检验来看，在出口侧高端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正相关于产业出口额，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都是不利的;而在进口一侧，服务化对于三种技术行业都产生制约作用。换言之，生产型服务业只能对一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而对于其他行业，服务元素的注入则不利于产品出口，本文的高端技术行业包含的只有光学影像以及制药等行业部门，这些部门所需提供的服务元素主要是技术研发类、高科技服务类，这对于一国增强此类产品国际竞争力必然是有助的。但中低端行业主要为交通工具、家具以及金属塑料的制造，这些行业的服务元素则主要是维修保养类简单服务项目，无助于产品的出口。根据刘斌、王乃嘉（2016）的研究，服务化会导致产品价格提升，从而对出口数量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在中低端行业部门内，这种价格造成的出口限制作用显然大于由产品服务的注入为消费者提供的便捷所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而在高端行业内，国外消费者对 　　价格的敏感性弱化则使得服务质量成为驱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件。同时，在进口端，由于服务元素的投入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部分实现了进口的替代工作，从而降低了对进口的依赖。而在分人均收入段的国家组内，服务化对三类国家的进出口带来的都是消极作用，其中高收入国服务化对外贸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略小，收入低的国家服务化造成的外贸进出口消极影响较大。一方面，收入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对服务化造成的成本增加的敏感程度，收入越高的国家，服务化对进口的限制效应越小;另一方面，由于高收入国往往也是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度，由于科技上的优势服务化所耗费的成本要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因此，服务化所造成的成本也低于其他国家，由此，高收入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受到服务化的负向影响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
　　五、结 论
　　本文以OECD国家为研究样本，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系统地计算实体行业的服务化程度，以此分析其对一国进出口额度的影响，最终目的是致力于分析服务化导致的一国产业内贸易的变化影响，从而度量产业融合与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联。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从而考量出最适合的手段，最后选择了对内生性控制得较为理想的系统——GMM方法。实证结论表明：1.总体上，制造业服务化不利于一国的进出口活动;2.在分技术水平的行业维度上，高端制造业的外贸活动受服务化的影响最大，低端行业次之，中端技术水平的行业受影响最小;3.在分收入水平的国家维度上，高收入国服务化对外贸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略小，收入越低的国家服务化造成的外贸进出口消极影响越大。
　　从实证结论来看，盲目地进行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能增强产业内贸易，反倒会由于服务化带来的成本增长导致产品价格增加，从而影响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而言，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由于客户对价格往往不敏感，服务化提高了产品供应的质量而增强了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在服务化过程中，一国所应追求的方向是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扩展，从而提高高端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而在中低端制造业中，盲目进行服务化，并不利于后发国家在国际市场中获取竞争机会，因此，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才是未来发展的出路。无论如何，期望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引领浪潮，那么各国都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新知识的攫取上，通过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对产业动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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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Research Based on OECD Economies
　　Xiao Ting and Sun Su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is article reports a study made of the impact of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n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manufacturing entity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world major economies. An analysis is therein made of the impact of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n the importexport volume of different trad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index constructed of the servitization levels in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levels in those countries by studying their inputoutpu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most cases， the servitization is not beneficial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 certain country，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cost of services.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or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however， servitization can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a long term choice for the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to provide high level elaborate top R&D and design services for their high 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well as to eliminate or upgrade their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ies.
　　Key Words：Servit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WIOD; SYSGMM Method
　　責任编辑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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