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说猫：宋人、宋诗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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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刚至，辄有大疫当前，让国人不仅难以舒心，而且倍感忧心。《礼记》中描述了古时“迎猫”以制鼠的祭祀之礼，佚书《物性纂异》里揭举了“猫之为兽，其性属火”的五行之气。在这个特别的鼠年，我们就来说说别有灵性的猫的“故事”。
　　人类对貓的“接受”渐次建立于功利和审美的基础之上，对于自然界也是如此。
　　中国人与猫的交集，借由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诗经》《周书》里提到过猫。《诗经·大雅·韩奕》记载：“有熊有罴，有猫有虎。”《逸周书·世俘解》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猫是流连山林、野性未驯的王侯狩猎对象。《礼记》记载：“天子大蜡八……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这里讲猫是朝野同祭、与农事有关的八种神祇之一。诸子百家阐述过猫，如《孔丛子·记义》记载：“向见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为之音也。”《韩非子·扬权》说：“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韩非这里说的是捕鼠为能、各司其职的“狸属”动物。彼时的猫多与虎、狸并提，与后世驯服畜养的猫、犬一族似乎相去甚远。
　　至于后世“养猫”的起源，记述中国古代养猫史的两部集大成者——清嘉庆年间王桐初的《猫乘》和咸丰年间黄汉的《猫苑》都援引了《玉屑》《尔雅翼》中的相关记载：中国原本无猫，其种源出西方天竺。佛家因老鼠咬坏佛经，常常加以畜养。唐三藏往西天取经时，将其带回中国繁育。因此，中国之猫源于印度。黄汉在其书中对这一说法则颇不以为然，认为自天地开辟以来，各类飞禽走兽即化育而生，所以《五经》中早已出现“猫”字，何须等到后世唐三藏带回西土的猫族？孰是孰非，年代久远，已难明辨。但中国畜猫、宠猫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以前，少有畜猫、宠猫的人物和事迹见诸文字、载之史籍，在《北史》《隋书》的稀疏记载中，多为养猫事鬼的巫蛊之祸、宫闱之乱。李唐一朝，都邑内外养猫之风渐起，武则天即为好猫之人，可惜留下的却是她“强迫”猫儿与鹦鹉同器而食，最终猫儿捕杀鹦鹉、当作饱餐的笑谈。历史还留下了武则天谗害萧妃良娣，遭其咒骂“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1]之说，自此宫中禁止畜猫的秘闻。据《南部新书》记载，被时人视为“猫精”的大夫张搏，养猫至数十头，各种品色皆备，每只取有佳名，退朝之后群猫在家门前曳尾延颈相候，其人堪称宠猫的典范。之后，晚唐武宗李炎、后唐琼花公主亦有宠猫的轶事。自此，猫也便享有了除“狸奴”之外、更多妙趣横生的异名：衔蝉、田鼠将、昆仑妲己……
　　但，猫的家居、温驯、乖巧模样却是在宋诗中才跃然纸上，真正走近了人，走进了人间，夭矫、鲜艳、生动。
　　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诗史》中所云：“唐诗如酒，容易醉人;宋诗如茶，久用怡人。”相比于唐诗呈现生命激扬的执着浪漫，宋诗则显出现世如常的平和淡定。即此，猫儿这一寻常生灵，躲藏在唐人的绚烂诗画里，即使偶被发现，也不过是李端《长安感事呈卢纶》诗中的“扪虱欣时泰，迎猫达岁丰”，柳宗元《掩役夫张进骸》诗中的“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的旧时礼俗，以及元稹《江边四十韵》诗中的“停潦鱼招獭，空仓鼠敌猫”、路德延《小儿诗》“莺雏金镟系，猫子彩丝牵”的见惯模样，乃至卢延让诗中的“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的粗鲁疲顽、惹人生厌。纵然因守护经书为诗僧寒山、拾得所重，“骅骝将捕鼠，不及跛猫儿”“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等寥寥数语却也难觅多少禅机智慧。而只有当它悄然走进宋人渐次铺展的日常诗意生活画卷，便恰如陆游《鼠屡败吾书，偶得狸奴，捕杀无虚日，群鼠几空，为赋》所说“书眠共藉床敷暖，夜坐同闻鼓漏长”的时光定格，为诗人寂寥孤峭的人生平添一抹灯火如豆的温情和暖色。而宋人对猫的宠爱，更是富有层次和意境，大致可分为以下三重：引之为伴、视之如子、待之以士。
　　先说“引之为伴”。宋人畜猫，缘起捕鼠，不仅限于守卫仓厨，亦能护卫书简——宋代庶族寒门借由科举之途群起，雕版印刷和书籍刊行空前繁荣，大量私人藏书亟须猫的护持。诗人养猫，得之有道，谓之“聘”，具体方法有“买鱼”“穿柳”“裹盐”“裹茗”等。
　　黄庭坚《乞猫》曰：“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曾几《乞猫二首》其一云：“春来鼠壤有馀蔬，乞得猫奴亦已无。青蒻裹盐仍裹茗，烦君为致小於菟。”
　　但猫大多时候却未必忠于职守，整日里攀花折柳、捎蝶扑雀，可谓不务正业、尸位素餐。于是诗人叹息、诘责之声四起。
　　方岳《猫叹》道：“雪齿霜毛入书图，食无鱼亦饱於菟。床头鼠辈翻盆盎，自向花间捕乳雏。”
　　刘克庄《责猫》曰：“将钱聘汝向雕笼，稳卧花荫晓日红。鸷性偶然捎蝶戏，鱼餐不与饲鸡同。首斑虚有含蝉相，尸素全无执鼠功。岁暮贫家宜汰冗，未知谁告主人公。”
　　可惜太息也罢，责骂也罢，既来之，则安之，诗人们对此只能留下徒笑无奈的轻嘲和自嘲。
　　李璜《以二猫送张子贤》曰：“家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欹鞍似闹装。便请炉边叉手坐，从他鼠子自跳梁。”
　　林逋《猫儿》道：“纤钩时得小溪鱼，饱卧花荫兴有余。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
　　好在捕鼠之职未能尽责，作伴之事倒是尽心。晨兴夜寐、暑往寒来，猫的陪伴最见对主人的深情。
　　陆游《小室》道：“地褊焚香室，窗昏酿雪天。烂炊二龠饭，侧枕一肱眠。身似婴儿日，家如太古年。狸奴不执鼠，同我爱青毡。”
　　杨万里《新暑追凉》曰：“去岁冲炎横大江，今年度暑卧筠阳。满园无数好亭子，一夏不知何许凉。待等老夫亲勘当，更招幽鸟细商量。朝慵午倦谁相伴，猫枕桃笙苦竹床。”
　　由上可见宋人的人生态度。讲求现世安稳的宋人在当政者的默许之下，于出处之际、行藏之间渐渐消弭了出塞入幕的事功追求，解构了“修齐治平”的人生范式，开始变得内敛而自省、客观而理性、沉静而敏感。也逐渐从对猫的现实功用视角中走脱出来，能够用一种审美欣赏的眼光看待身边温驯的猫、周遭寻常的事，幽然生出一种“无用之用”的趣味主义——宋人很诗意。 　　再说“视之如子”。诗人们在坐拥田园、坐守书斋的生涯里，每每将狸奴们视作“童子”“小友”，陆游《得猫於近村，以雪儿名之，戏为作诗》所谓“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但似乎仍未免显得“客套”，视之、待之如子者更是大有人在。
　　鄭刚中《所居苦多鼠，近得一猫，子畜之，虽未能捕，而鼠渐知畏矣》曰：“嫩白轻斑尚带痴，敛身摇尾未成威。已知穴内两端者，只啮馀蔬少退肥。”
　　诗人以序为题，已作“视之如子”的夫子自道，力劝其多食蔬菜、稍许减肥。又如。
　　姚勉《嘲猫》道：“斑虎皮毛洁且新，绣裀娇睡似亲人。梁间纵鼠浑地策，门外攘鸡太不仁。”
　　胡仲弓《睡猫》曰：“瓶吕斗粟鼠窃尽，床上狸奴睡不知。无奈家人犹爱护，买鱼和饭养如儿。”
　　小小猫儿空有一副好皮囊，但不司捉鼠本职、只会欺负家里的鸡，主人笑骂之余还是由它酣睡在身边;更有甚者不仅不忍苛责、仍旧宽容骄纵，还倍加怜爱地添鱼加饭——行为种种，像极了口是心非、爱恨交织的老父母。
　　老父母最爱的天伦之乐，猫儿亦能帮助实现。
　　沈说《暮春》道：“燕翼初乾渌满池，桑阴收尽麦黄时。一年春事又成梦，几日愁怀欲废诗。料理病身尝药遍，揩摩睡眼看书迟。悠然独倚阑干立，花下狸奴卧弄儿。”
　　方回《初夏》曰：“忽复荒山唤子规，来归已是腊残时。人穷怕老吾何愧，夏浅胜春古有诗。草靸纻衫并竹扇，石榴罂粟又戎葵。猫生三子将逾月，卧看跳嬉亦一奇。”
　　在春秋代序、诗书自适的悠长岁月里，满眼笑意地看着初为“父母”的猫儿在花下香里侍弄乳猫，活脱脱一派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即使诗僧云岫这样的方外之人，似乎亦难勘破、斩断与猫的世俗亲缘。他在《悼猫儿》诗中写道：“亡却花奴似子同，三年伴我寂寥中。有棺葬在青山脚，犹欠镌碑树汝功。”在此，猫儿已不再是畜养的宠物，而是亲人、小儿，甚至是让诗人“移情”的自身。在平凡的生活、平淡的日常里，用真心去发现至美，用物境去营设心境，从而撷取、品味最率性也最诗意的人生况味——宋人终究不俗。
　　最后来说“待之以士”。虽然在优渥生活的背后，宋人对于个人的成败荣辱、功过得失显得更为疏离和淡泊，但是内敛仍有内忧、自省却难自弃，他们身在书斋之中、江湖之远，心却紧系朝堂之事、边关之戎，未尝有片刻忘记自己作为“士人”的价值和追求，于是在“移情”审美的返观内视下，“士”之责与“猫”之职实现了物我统一。
　　聘猫之时，诗人便以“养客”“养士”之礼待之。
　　黄庭坚《谢周文之送猫儿》道：“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
　　张良臣《山房惠猫》曰：“后来怜汝丈人乌，端正衔蝉雪不如。江海归来声绕膝，定知分诉食无鱼。”
　　诗中直接援引箪食、瓢饮和食无鱼、出无车等典故，用自古以来标榜的“士人”形象将猫儿的神姿展示得生动淋漓。由此，在“士人”的标准考量下，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捕鼠无能的猫便要受到严厉的申斥、弹劾乃至责罚。
　　方回《三月十七夜大雷雨，用韵酬俞好问四首》其四云：“倦眠书砚付埃氛，烟尽当窗一篆云。黠鼠谁令如鬼物，痴猫吾欲与弹文。”
　　王炎《犬捕鼠》曰：“主人高枕终夜安，论功法吏能扫奸。绳以汉家三尺律，鼠罪贯盈猫不职。”
　　到了史上第一“猫奴”陆游的笔下，猫的“士人”形象得以更深层地隐喻和放大。放翁既有家穷薄待“门客”的无限愧意，如《赠猫》写道：“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放翁还流露出冷眼“帮闲”无所作为的怒其不争，如《赠猫》又道：“执鼠无功元不劾，一箪鱼饭以时来。看君终日常安卧，何事纷纷去又回。”放翁更愤懑控诉猫界中亦存在贵贱不同、赏罚不明的社会真实，如《赠粉鼻》曰：“连夕狸奴磔鼠频，怒髯噀血护残囷。问渠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餐睡锦茵。”放翁甚至将偷闲习懒的“狸奴”引为同道而加以自嘲——在看似平和、实则矛盾的复杂情感中，寄寓的是诗人报国无门、壮志未已的穷愁孤愤，正如张至龙《演雅十章》其九所云：“犬眠苍玉地，猫卧香绮丛。徜无鼠与盗，猫犬命亦穷。”于是，在耳熟能详的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两首七绝组诗中，门外的“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与屋内的“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形成鲜明比照，更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积蓄了更为激烈的人生冲突——恢复中原“不得”与为国尽忠“无能”的深沉悲壮之气至今凛凛风生。
　　爱猫如放翁者，在对猫的日常关照和现实返观中，既有“惰得暖而安，饥得饱而驯”的敝“猫”自珍，又有“勿生孤寂念，道伴大狸奴”的顾影自怜，更有“贾勇遂能空鼠穴，策勋何止履胡肠”的功业自许。此“猫”实在像极了自适且自得、自怜又自尊、自省更自励的宋人——宋人实乃真人。
　　人与猫的亲密历史已逾千年，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利用更为久远。在这个格外“寂静的春天”，我们回望那一段段或长或短、或快或慢、或激烈或平和的进程，从宋诗里端详或审视人与猫的关系，那道尽寻常人性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似乎应被汲取，试着学会用“审美”之心、“无用”之趣来礼赞、参赞“天地之化育”，也许才是人与自然以及世事的相处之道。
　　参考文献：
　　[1]旧唐书·后妃列传[Z].
　　（作者单位：中共扬州市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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