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国内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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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进展;CiteSpace;共现网络;视图聚类;共现图谱
　　旅游扶贫是世界减贫研究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提出了pro-poor tourism概念，标志着国外旅游减贫研究的视角已由宏观层次转为微观层次，即贫困人口如何通过旅游发展实现自身发展[1]。在我国，旅游扶贫被视为消除贫困的有效方式之一，与其相关的研究一直是国内旅游研究的重点，随着国内旅游扶贫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人们的研究视角逐步由贫困区域转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精准化问题开始进入旅游研究者的视野。2014年国务院在所下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4号）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旅游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2]。由此，旅游精準扶贫研究成为当前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数据库和硕博士论文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为原始数据文献，对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展开评述。以旅游精准扶贫分别作为主题词和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筛选，共计获得496篇文献（删除报纸及重复文献，共获得期刊论文425篇，硕博士论文71篇，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利用CiteSpace V软件对所筛选到的文献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以明晰研究热点。为确保所选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全面性，再以旅游精准扶贫分别作为主题词和关键词，在CNKI的核心及以上期刊数据库和硕博士论文数据库中筛选相关文献，共计获得149篇文献（删除报纸及重复文献，共获得期刊论文78篇，硕博论文71篇，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
　　1 研究历程
　　旅游精准扶贫是由旅游扶贫和精准扶贫相结合而产生的，其研究有旅游扶贫和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结果作为理论基础。据检索，2014年发表的《新时期广西旅游产业精准扶贫实施策略》是最早涉及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学术论文。2015年邓小海发表的《旅游扶贫精准帮扶探析》从旅游精准帮扶的涵义、内容、主体和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受到广泛关注。此后，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在短时间内快速进入白热化阶段。尤其是在2017年，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文献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之后稍有回落。在2017共发表了212篇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论文，其中核心期刊及以上文献共68篇，约占总文献数量的32%（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占比为18%，硕博士论文数量占比为14%），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论文质量明显提升（图1）。2019年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旅游扶贫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可以预见，未来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将持续成为旅游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2 可视化计量分析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陈超美教授团队主创研发的一款科学文献分析软件，该软件以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为背景，通过科学领域共现网络和视图聚类等方式描绘出综合图谱，直观地呈现出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和分布规律，进而有助于学者们把握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脉络、热点及发展趋势[3]。
　　2.1 基础现状可视化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基础状况，本研究运用CiteSpace V软件分别对496篇文献和149篇核心及以上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对比分析。
　　2.1.1 主要研究者 利用CiteSpace V软件对研究者进行共现分析，设置Top N=10，将分析项目设置为作者（Author），得到作者合作图谱。可视化图谱中节点的字体大小可反映其中心性，字体越大，节点的中心性越强;连接线可反映节点的合作性，连线越多，节点的合作关系越复杂[4]。从图2可以看出，作者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N）为189个，连线数（E）为126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7 1;从图3可以看出，核心及以上刊物作者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为214个，连线数为117条，网络密度为0.005 1。表明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作者数量较多，且大多作者相互合作，但合作关系较为分散，以小团
　　体研究为主，还未形成成熟的学术团体;目前合作团队已略有雏形，如邓小海、曾亮、肖洪磊科研团队和张春美、黄红娣科研团队。
　　根据作者合作图谱列表可知，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共发表了6篇文章，但大部分作者在该领域仅发表了1篇文章。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s Law），设置N=0.749，Umax=6，其中Umax为发文量最多作者所发表的文章数量，根据公式m=N·Umax可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约为1.84，即发文量为2篇及以上的作者可视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5]。据此标准，旅游精准扶贫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数量仅为49人，发文总量为496篇，核心作者数与研究时间段内发文总量之比为9.9%;高质量核心作者数量仅为10人，发文总量为149篇，核心作者数与研究时间段内发文总量之比为6.7%，远低于普赖斯定律的标准值（50%），表明旅游精准扶贫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人数较少，核心作者的论文平均产出率需要提高，该领域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通过对比分析作者合作图谱可知，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作者群体之间合作关系比其他作者更紧密，正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团队。在未来，随着研究者群体的形成和成熟，该领域的研究将不断深入。
　　此外，不同作者所选取的研究区域相对分散，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老、少、边、山、穷区域，且高质量论文的作者大多以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
　　2.1.2 研究机构情况 利用CiteSpace V软件对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分析，设置Top N=10，将分析项目设为机构（Institution），得到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从图4、图5可以看出，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的机构以地方旅游高校为主，而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文献的研究机构以研究院所为主，研究机构之间几乎无合作关系。自2014年以来，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是发文最多的研究机构，共发文6篇，研究者以刘蓓等学者为主;其次是贵州财经大学工商学院和河北金融学院。发表高质量论文较多的研究机构则是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共发文3篇。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可知，旅游精准扶贫研究机构遍布全国各大高校及研究所，分布于海南、云南、广西、河北、贵州、甘肃、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旅游资源丰富的相对贫困地区，但主要集中于我国西南地区。
　　2.2 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是对论文核心内容的凝练，揭示了某一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核心观点。 运用CiteSpace V，将
　　分析项目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设置Top N=50，对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以直观地显现出该研究领域的整体结构，明确研究脉络，有助于研究者把握研究热点，梳理研究趋势，预测发展方向[6]。
　　2.2.1 研究脉络 任何研究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点，对这些关键节点的梳理有助于研究者把握相关研究脉络[7]。在關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不同节点代表不同研究主题，节点颜色越鲜艳，表示研究时间越短（如蓝色节点的研究时间比黄色长），另外可根据连接线的颜色来区分研究主题的产生时期，有助于研究者清晰掌握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历史脉络。
　　本研究基于496篇文献样本，以关键词为网络节点，选取在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序前50的关键词，生成共现图谱。根据各个节点的中心性（图6）可以看出，在相关研究中最早出现的研究主题是旅游扶贫与乡村旅游，在2005年就有以它们为主题的文献出现。此后，根据政策导向，2013年开始提出精准扶贫主题，且该主题得到了快速发展，它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产生了乡村旅游扶贫、扶贫攻坚等主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旅游扶贫、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等相继提出精准化要求，因此，旅游精准扶贫主题应运而生。
　　2.2.2 研究热点 在一定时间内探讨的一组具有内在联系且数量较多的科学专题即为研究热点。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凝练，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得到与之相关的研究热点[8]。本研究基于496篇文献样本，统计在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序前50的关键词，其中节点较大的是标识研究对象的关键词，排名靠前的节点从大到小依次为精准扶贫、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旅游精准扶贫、全域旅游、民族地区、路径、精准识别等，而社区参与、民宿旅游、协同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性别视角是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新主题。基于核心及以上期刊的149篇文献样本，统计在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序前50的关键词，结果发现，重要节点为精准识别、民族地区，其次为精准帮扶、精准管理、驱动机制、效应评价、路径研究、模式等，其中精准识别中心性达到1.14，说明研究重点为精准识别。通过对筛选到的文献和以往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关键词频以旅游精准扶贫为核心并向多个方向发散，按照其中心性排序得到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精准识别、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概念及理论基础、模式、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效应评价等。
　　2.2.2.1 旅游精准扶贫识别 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是旅游精准扶贫得以进行的前提[9]，研究者由此展开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理解和体系构建2个方面。在概念理解方面，邓小海等认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是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不同开发条件和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目标地区、帮扶项目及贫困人口进行精确辨别的过程[10]。王新歌等认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包括对贫困对象身份、致贫原因、脱贫能力以及参与旅游意愿等方面的识别，同时包括对该贫困地区旅游发展潜力的识别[11]。在体系构建方面，邓小海通过引入旅游扶贫开发RHB[资源（resource）、人（humanity）和效益（benefit）]战略来构建旅游扶贫项目识别框架[12]。王新歌等以河北省涞水县为例，对燕山-太行山片区进行旅游精准扶贫识别的实证研究[11]。
　　2.2.2.2 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 由于民族地区具有文化独特性、资源多样性、生态脆弱性等特点，其旅游扶贫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涉及文献较少，多以个案研究为主[13]。李雪丽等就民族地区旅游业开发有效性、旅游扶贫对象精准化、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对策等进行了相关探讨[14]。李佳等以四川藏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具体案例开展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15]。陶恒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目标甄别、动态变迁、产业运行、人力保障、综合评价等5个层面构建了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系统，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路径[16]。纵观学者们对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研究体系、运行机制、实施路径等方面，且主要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试图实现从个案到普遍的讨论。但目前研究篇幅过少，且没有形成研究体系，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2.2.3 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及内涵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目前，广为学者认可的是邓小海的观点，邓小海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理念的具体应用，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不同开发条件和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从而实现“扶真贫”“真扶贫”[10]。纵观学者们的观点可知，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精准”，其内涵是根据地区的综合情况进行筛选和排查，因地制宜地确定适宜发展旅游的贫困区域，因人施策地提出针对性的旅游帮扶措施，授之以渔地形成产业“造血式”扶贫，切实有效地评价旅游扶贫效果，并对其进行管理，最终实现全面脱贫。
　　2.2.2.4 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由研究者基于理论和实践分析归纳总结而来，不同地区的扶贫模式明显不同。张玉强等以大别山区安徽省六安市为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并将其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邻里互带模式和景区依托模式[17]。邢慧斌等基于对燕山-太行山片区旅游精准扶贫的实践研究，创新构建了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提出应持续增强旅游精准帮扶的动力，加强旅游精准扶贫管理，改善旅游精准扶贫环境，增加旅游精准扶贫精准度[18]。纵观学者们的观点可知，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与旅游扶贫模式基本一致，按主导主体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含景区带动模式）和社区参与模式3种类型，按主导产业分为旅游引领模式、农旅融合模式和文旅融合模式。 　　2.2.2.5 旅游精准扶贫机制 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驱动机制、参与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邓小海等认为，旅游精准扶贫的机制主要是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对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设计和管理[10]。李佳等以四川藏区为例，根据贫困人口在旅游精准扶贫中受益的限制性因素，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是自发启动、目的导向、参与共享和监督调节等动态演绎的过程，是外部多主体帮扶、内部自我激励的良性循环机制[15]。何星等认为，秦巴山区旅游精准扶贫的驱动机制包括政府引导行为驱动、旅游企业经济帮扶行为驱动、贫困主体参与行为驱动、旅游者生态旅游行为驱动等[19]。
　　2.2.2.6 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 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研究可归纳为精准识别路径、精准帮扶路径、精准管理路径、精准评估路径。王新歌等认为，精准识别包括对贫困对象的身份、致贫原因、脱贫能力以及参与旅游意愿等各个方面的识别，同时也要识别该贫困地区旅游发展潜力;其认为精准帮扶既要采用传统方法通过外部力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强外生动力，又要通过内部的培训和激励来帮助贫困人口改善自身条件，培养内在动力;精准管理是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的必要保障[20]。陶恒采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构建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提出要调整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中的政府功能，把握好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中的开发时序，发挥旅游产业在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中的引领作用，制定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人才计划[16]。
　　2.2.2.7 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构建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体系[21]。在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研究维度选取方面，多数研究者试图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方面来评价相应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成效;经济效应方面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案例地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旅游收入情况以及投入与产出效率等;生态效应体现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旅游承载力分析、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并深入体现在农旅融合中的耕地安全和利益相关者的生态利益等方面[22];社会效应涵盖面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就业、社会治安以及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等各个方面;文化效应表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社区文化环境的构建和优化、居民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和更新等方面[23]。在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研究方法选取方面，以定量研究并构建计量模型为主。如田翠翠等以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为研究案例，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起贫困户个体、贫困家庭、纳凉村社区3个维度的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体系，并以模糊综合评价法为基础构建了效应指数计量模型[24]。黄渊基采用 Bootstrap-DEA方法对武陵山湖南片区贫困县（市、区）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算[25]。
　　2.2.3 研究趋势 借助CiteSpace V的突现词探测功能可以揭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突现词是指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或者使用频次显著增多的关键词，能够直观反映出在某段时间內研究趋势的变化[26]。由图7、图8可知，除精准扶贫、旅游扶贫、旅游精准扶贫外，排在前列的突现词是乡村旅游、全域旅游、民族地区、精准识别和社区参与等，由此可以看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发展方向：（1）目前的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如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等研究热点正是与国家政策相融合的产物;（2）由于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开展的时间较短，其研究主题还未发生转变，大多沿用之前的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挖掘;（3）有新学科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如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入其中，创新出旅游精准扶贫效率评价、时空分异等研究。
　　2.3 研究方法
　　通过可视化分析和对文献内容的梳理可以得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数理统计分析为辅，实证研究和归纳演绎法成为研究趋势，而体系化、数量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定量研究成果也较少[27]。目前，旅游精准扶贫定性研究集中于模式、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其定量研究和旅游扶贫定量研究的发展趋势一致，均为多学科融合发展，通过引入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的精准识别和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等（表1）。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绘制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知识图谱和阅读相关文献发现，目前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具有如下特征：从文献数量来看，旅游精准扶贫相关文献数量的增加在短时间内就快速进入白热化阶段;从主要研究者来看，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作者数量逐年增多，且大多作者之间相互合作，但合作关系分散，以个体研究为主，在这一领域现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学术团队;从研究区域来看，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多分布于中西部旅游资源丰富但相对贫困的地区;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研究较为匮乏;从研究热点来看，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呈现出“研究对象较为集中，研究视角相对分散”的特征，热点内容涉及到精准识别、民族地区、概念及理论基础、模式、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效应评价等主题;从发展趋势来看，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将朝着多学科热点融合方向发展[28]。
　　运用CiteSpace V软件依次对496篇文献和149篇核心期刊及以上文献进行信息可视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域选择方面，大多数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区域分散于全国各地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如云南、甘肃、海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区，高质量论文的作者群体相对集中，主要分布于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作者群体合作关系方面，多数作者之间都有过合作，但合作关系相对分散，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作者之间合作关系更为紧密，正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团队;在关键词共现方面，旅游精准扶贫研究文献涉及的关键词频范围较为广阔，而高质量论文作者关注的词频更为主题化，主要包括精准识别、民族地区、效应评价等主题;在研究层次方面，高质量论文的作者更为关注中观与微观层面的问题[29]，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构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尝试着使用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多元化的定量模型，探讨旅游精准扶贫的中、微观效应;在研究热点方面，高质量论文的作者善于将其他学科的研究热点融入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试图创新突破现有研究方向。 　　针对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和薄弱环节，笔者认为，旅游精准扶贫的后续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拓展和深化：（1）拓展研究区域，注重村镇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区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有部分基础情况类似区域却未被涉及，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同时，需要从村镇等微观层次出发，进行个案追踪，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扶贫开展研究。（2）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主体多元化。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沿用旅游扶贫研究的相关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延伸，如将社会学、数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地理空间学等研究方法融入到旅游精准扶贫研究领域中。在研究主体方面，以社区为单位，重点关注企业、政府和贫困人口等利益相关者的研究。（3）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30]。通过分析现有研究发现，研究者在研究方法选取上大多采用定性描述和理论研究，而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较为匮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需要重视个案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推动模型的构建以及计量方法的创新。（4）研究需要有前瞻性，并重点突出“精准”。现行的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工作，没有发挥其指导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有前瞻性，能够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此外，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也未真正满足“精准”要求，需要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等各个方面加以深入。（5）与国际减贫研究接轨。我国的旅游减贫问题研究时间较短，与其他国家相比研究经验尤为不足，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旅游减贫的优秀经验[31]。同时，我国的旅游减贫研究有其独特性，要将我国成功的旅游扶贫案例推广到国际研究平台，与国际减贫研究接轨，增加学术方面的沟通交流，扩大我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1]李 佳，钟林生，成升魁.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56-162.
　　[2]谢赛有，陈扬乐. 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进展[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3）：98-100
　　[3]韩增林，李 彬，张坤领，等. 基于CiteSpace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 地理科学，2016，36（5）：643-652.
　　[4]陈 升，唐 云，何增华. 基于CiteSpace的精准扶贫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7）：226-233.
　　[5]孙文婷，许玉红. 中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综述[J]. 中国市场，2018（4）：12-15.
　　[6]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 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2015，30（1）：26-32.
　　[7]李燕琴，束 晟. 基于Web of Science的社区生态旅游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2017，32（8）：116-126.
　　[8]胡 柳.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16.
　　[9]徐庆颖，陶卓民，李 涛，等.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评述[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0（3）：151-158.
　　[10]邓小海，曾 亮，肖洪磊. 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构成及运行机理探析[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265-269.
　　[11]王新歌，虞 虎，李萍等. 燕山-太行山片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案例实证——以河北涞水县为例[J]. 生态经济，2017，33（7）：151-155，231.
　　[12]鄧小海. 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5.
　　[13]耿宝江，庄天慧，彭良琴. 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与微观机理[J]. 贵州民族研究，2016，37（4）：157-160
　　[14]李雪丽，陶婷芳. 民族地区旅游业精准扶贫的两个关键问题及对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1）：47-50.
　　[15]李 佳，田 里，王 磊.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6）：116-121.
　　[16]陶 恒. 新结构经济学视野下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系统构建与实施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2018，12（4）：50-55.
　　[17]张玉强，李 祥.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的实践[J]. 湖北社会科学，2017（2）：46-56.
　　[18]邢慧斌，席建超. 燕山-太行山片区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2）：118-125.
　　[19]何 星，覃建雄. ST-EP模式视域下的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以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J]. 农村经济，2017（10）：86-90.
　　[20]孙春雷，张明善.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效率研究——以湖北大别山区为例[J]. 中国软科学，2018（4）：65-73.
　　[21]杨宏伟. 旅游精准扶贫的特征及运行机理[J]. 改革与战略，2017，33（8）：95-97.
　　[22]郝冰冰，罗盛锋，黄燕玲，等. 国内外旅游扶贫效应文献量化分析与研究综述（2000—2016年）[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9）：190-198.
　　[23]邢慧斌. 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述评[J]. 经济问题探索，2017（7）：47-53.
　　[24]田翠翠，刘黎黎，田世政. 重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指数模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32（12）：1436-1440.
　　[25]黄渊基.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以武陵山湖南片区20个县（市、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7，37（11）：229-235.
　　[26]罗云艳. 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实现路径[J]. 改革与战略，2017，33（9）：97-99.
　　[27]杨 军. 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2）：116-120
　　[28]杨 建，韩宗伟，张翊红. 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和推进策略[J]. 云南社会科学，2016（6）：52-56.
　　[29]邓小海，曾 亮，罗明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 生态经济，2015，31（4）：94-98.
　　[30]曾本祥.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2006，21（2）：89-94.
　　[31]张春美，黄红娣，曾 一.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5（6）：625-631.安 乐，刘 芳，黄 维. 群众满意导向下我国东部地区厕所革命的推进对策[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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