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与个体特征、环境事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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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海霞 谷传华
摘要 国外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宽恕与社会认知、共情、人格、人际关系、心理健康以及文化、侵犯事件等因素的关系，而且注重考察这些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和有效的临床干预模式。对国内外关于宽恕与个体特征、环境事件等因素关系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和介绍，开发适合中国人特点的测量工具，深入系统地探讨宽恕对个体及社会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在未来研究中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宽恕；社会认知；人格；心理健康；侵犯事件
分类号 B848；R395
心理学文献中一般将宽恕界定为：宽恕涉及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在心理、情感、身体或道德方面受到另一个人深度而持久的伤害，宽恕是使受害者从愤怒、憎恨、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并不再渴望报复侵犯者的一个内部过程(Denton＆Martin，1998)。有关宽恕的定义很多，说法不一，但都一致认为宽恕包含侵犯者、侵犯事件和受害者三个基本要素。一般说来，宽恕包含三个层面，即宽恕他人、宽恕自我与寻求宽恕。宽恕他人是指受害者受到他人伤害后，自愿停止敌视侵犯者，并善待侵犯者的心理过程。宽恕自我是指个人饶恕自己所犯的错误或罪孽，由憎恨自己转变为关爱自己的心理过程。寻求宽恕指侵犯者在伤害他人后，主动承担道德责任并尽力寻求受害者宽恕自己的心理过程。
直到20世纪后期，宽恕的研究才真正引起心理学家们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国外已有大量研究对宽恕的影响因素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如共情、社会认知、侵犯事件的严重性、道歉行为、人际关系、社会文化背景、人格、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对宽恕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为六类：社会认知、共情、人格、人际关系、和侵犯事件有关的因素以及文化因素与人口学变量。同时，许多研究还探讨了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本文将综述近10年国内外关于宽恕的相关因素研究以及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国内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宽恕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以下主要是综述国外的研究，以期对宽恕有更深入的认识。
1 宽恕与社会认知的关系
社会认知因素是指受害者对侵犯行为和侵犯者的认知，包括受害者对自身责任的觉察、对侵犯者行为动机的识别以及对侵犯事件后果的评价等。在一系列的社会认知因素中，归因模式对宽恕影响力最大。McCullough，Worthington和Rachal(1997)认为归因模式比共情以及宽容的人格特质对宽恕更具影响力。McCullough，Fincham和Tsang(2003)的研究中将宽恕分成宽恕倾向与情景性宽恕，并发现最初的责任归因与忍耐呈现负相关，与宽恕倾向呈现直接的相关。当人们经历高移情和低责任的归因时，他们趋向于经历暂时的宽恕。Ffiesen和Fletcher(2005)通过夫妻双方回忆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具体侵犯事件来研究影响宽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归因对宽恕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 Fincham，Paleari和Regalia(2002)的研究发现责任归因既可以直接影响宽恕也可以经由情景性共情和负面情绪反应而间接影响宽恕。
沉思即对侵犯事件的反复回想，对宽恕有着很大的影响。Worthington，Berry和Farrott(2001)认为沉思在宽恕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关键作用。消极的沉思会使受害者保持持久的心理紧张状态，进一步增强受害者受侮辱或愤怒的情绪，导致其对侵犯者产生回避或报复动机，从而降低其宽恕水平；另一方面，具有宽恕倾向的个体可能感到没有沉思的必要，进而减少因没有宽恕带来的心理障碍。Brown和Phillips(2005)的研究表明宽恕与沉思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enate，Kimberly和Hymie(2007)则表明沉思在宽恕、报复与心理健康(抑郁情绪的减少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Bumette，Taylor,Worthington和Forsyth(2007)研究发现安全性依恋者比不安全性依恋者表现出更高的宽恕倾向，而且愤怒沉思在依恋与宽恕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另外，KarremansSDVan Lange(2005)考察了公正观念对宽恕的作用，结果表明公正的价值观对宽恕有着推进作用。Peer(2007)研究也表明，公正的价值观与宽恕有正相关，即一个具有公正观念的个体更有可能具有宽恕倾向。一般来说，具有高水平公正价值观的个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人，有更真诚的利他行为、更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同时能够提高自尊水平，而自尊又能影响宽恕。WiWliet等人(2008)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宽恕与共情的关系
共情是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对助人等许多利他行为有促进作用，也是促进宽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McCullough等人(1997)研究发现，学习以共情为基础的宽恕课程比对照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在促进宽恕上更有效，因此他们提出共情在促进宽恕中起着很重要角色。McCullough等人(1998)又考察了共情、道歉、沉思以及与人际关系亲密程度有关的几个变量与宽恕之间的关系，发现共情对宽恕有直接影响，道歉、关系的亲密程度对宽恕的间接影响都是通过共情达成的，即共情在宽恕和道歉、关系的亲密程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Zeehmeister和Romero(2002)采用叙事法深入探查共情增进宽恕的原因，发现高特质共情的受害者会对侵犯行为做好的归因和描述，产生情景性共情会使受害者宽恕侵犯者，侵犯者对受害者的共情则可能会导致侵犯者无法宽恕他／她自己的侵犯行为。
3 宽恕与某些人格特质的关系
近年来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人格在宽恕中起着很重要的角色。人格是影响宽恕的一个稳定因素，它不因情景、时间、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多数研究者认为宽恕包含宽恕倾向和情景性宽恕两个维度，并将宽恕倾向看成是宽恕一不宽恕的连续体，即认为它也是一种人格变量。因此研究者大多采用现代特质理论解释影响宽恕的人格因素以及人格对宽恕的影响机制，且大都得出一致结论：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能抑制宽恕，而宜人性则能促进宽恕。
Walker和Gorsuch(2002)的研究考察了大五人格与宽恕倾向的关系，结果发现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神经质与宽恕他人和接受上帝的宽恕存在负相关；宜人性与接受他人的宽恕和接受上帝的宽恕存在正相关，而与宽恕他人无关；且16种基本特质比大五人格因素本身(如情绪稳定性、神经质)对宽恕更具有预测作用。McCullough和Hoyt(2002)认为宜人性和神经质与宽恕有关。宜人性融合了共情和慷慨的品质，具有宜人性人格的人更容易容忍他人，从而做到宽恕他人；而神经质影响到个体的宽恕倾向，是因为具有神经质倾向的人较难释放对侵犯者
的负性情绪和报复动机，从而产生更多焦虑和不信任，不易宽恕他人。在前人基础上，Brose，Rye，Catherine和Ross(2005)指出，与人口学变量、共情、宗教性、社会愿望相比，人格维度对宽恕更具有独特的预测作用。其研究结果发现宽恕他人(情景性和倾向性)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宜人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Nero(2007)对152名葡萄牙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神经质与持久的怨恨呈正相关，与宽恕倾向呈负相关；而宜人性正好与此相反。Peggy,Wertheim和Komblum(2008)以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成年人为被试探讨了三种人格(宜人性、神经质和精神性)以及与侵犯事件有关的背景因素对宽恕(宽恕倾向和情景性宽恕)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宜人性和精神性可正向预测宽恕倾向，神经质反向预测宽恕倾向，而宽恕倾向又能负向预测情景性宽恕：逃避和报复动机。尽管宜人性能够预测情景性宽恕，但这种关系完全通过宽恕倾向起中介作用。总的来说，宽恕者更具有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和精神性的人格特质。上述研究虽然有一致结论，但也存在～些差异，这可能与样本的大小、代表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有关；最近几年人格心理学家对大五人格理论也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大五”并不能完整的概括个体的人格特质，大五在描述人格时可能会忽视一些可以从基本特质中可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Brose等人还提出学习宽恕是否能影响个体的人格特质，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这些都需要今后进一步探讨。
Sastre，Vinsonneau，Chabrol和Mullet(2005)的研究发现宽恕和偏执型人格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Neto和Mullet(2004)研究发现宽恕和人格之间的相关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维度上，这些维度是指害羞、社交困窘、独立、互相依赖等。
除此之外，与人格有关的另外一些因素对宽恕也会产生影响。Eaton，Struthers和Santelli(2006)考察了与人格有关的自我防御机制与宽恕之间的关系，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个体不管是在一般的还是特定的侵犯情景中都比其他人更易宽恕他人，结果发现宽恕与自尊呈正相关，与需求和自恋呈负相关。尽管部分研究者认为高自尊或者某种类型的高自尊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受益，但过去的研究表明自尊与宽恕之间存在正相关，因为高自尊个体比低自尊个体更易宽恕侵犯者，也就是说自尊能够保护自己远离人际侵犯的威胁。Brown等人的研究发现自尊与宽恕之间不存在正相关。而Neto等人的研究表明男性中出现与Brown类似的结果，女性的自尊与宽恕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低自尊的女性比高自尊女性更愿意宽恕其侵犯者。另外，有研究者将自尊作为因变量，发现宽恕干预能够提高自尊水平(Reed&Enright，2006)。也有研究者发现自尊在宽恕指导中起调节作用。如Miehelle，Richard，Harris和Evan(2007)对79名有过伤害史的女性接受宽恕、释放其消极情绪或放松训练后，对其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情绪进行评估，以考察自尊在宽恕指导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这些指导对指向自我和指向侵犯者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当被试接受宽恕指导后，有更多的关于自己的消极情绪，而指向侵犯者的积极情绪增加，其反应受到自尊的调节，低自尊女性对指导的反应差异不显著，但是高自尊女性对释放性指导有相当积极的反应，而对传统的宽恕指导产生消极的反应。
自尊作为人格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在宽恕研究中也备受关注，但对于自尊对宽恕的作用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结论，这可能与自尊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4 宽恕与人际关系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在那些令人满意的、亲密的、投入更多的和忠诚的关系中，发生侵犯事件，一方宽恕另一方的可能性比较大。Finkel，RusbulL Kumashiro和Hannon(2002)的研究不仅验证了亲密程度和宽恕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对事件的解释这一认知因素是两者关系的中介。Peggy等人还发现亲密关系与宽恕倾向和情景性宽恕(逃避、报复、仁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我国傅宏(2008)以1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一对一的准结构式访谈，以了解个体对于宽恕的观点，如何看待宽恕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几乎一半的受访谈者指出如果侵犯者是陌生人，则不会给予宽恕，相反，在朋友之间做出宽恕要更加容易得多。“爱之深恨之切”，一般来说，关系亲密者对心理伤害或自尊伤害更难以宽恕，那么侵犯者与受害者之间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宽恕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McCullough等人(1998)研究发现对关系的满意程度和对婚姻的忠诚程度与宽恕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定。研究者认为亲密人际关系把双方之间的某些利益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受害者通过忽略这种伤害来维持这种关系，促使受害者较愿意宽恕对方。这种人际关系对宽恕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某些中介变量如思考、共情、道歉等来间接影响宽恕。
5 宽恕与侵犯事件的关系
该因素包括侵犯事件的严重性以及侵犯者的道歉行为。侵犯行为的严重性以及侵犯行为对关系的直接破坏会影响宽恕意愿和宽恕水平。McCullough，等人(2003)的研究还发现，侵犯的严重程度会直接影响宽恕中的慈善动机。Brose等人的研究表明，侵犯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宽恕呈负相关。Peggy等人也发现，侵犯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宽恕倾向呈负相关，但与情景性宽恕(逃避、报复、仁慈)呈正相关。如侵犯事件使个体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给个体留下明显的身体创伤，并被个体认为这种侵犯是故意的、有损自尊的，侵犯者很难得到对方的宽恕。另外侵犯事件的性质也会影响宽恕，Sase等人把侵犯事件分成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伤害，研究结果发现人们更容易宽恕造成身体伤害的事件。
侵犯者的道歉行为和宽恕之间的关系十分稳固，许多研究都表明侵犯者的道歉对宽恕有着积极作用(Peggy et al，2008：McCullough et al，1998)。如果侵犯者对侵犯行为感到愧疚，并及时向对方道歉，得到宽恕的可能性就较大。
6 宽恕与人口学变量、文化的关系
在人口学变量中，年龄也是影响宽恕的因素之一。Enriright，Santos和AI-Mabuk(1989)认为宽恕存在明显的年龄阶段性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逐渐丰富，个体对人、对事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受到伤害时更有可能宽恕他人，老年人一般比年轻人更容易宽恕侵犯者(Mullet,Anne，Soohie，＆Michelle，1998；Walker，et al.2002)。不同性别的个体有不同的宽恕倾向，但有关这种性别差异的结
论并不明了。如Walker等人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宽恕，在同样的条件下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做出宽恕选择。其他研究结果也表明具有高度传统的关于男性角色准则的男性是很难原谅他人以及接受他人的宽恕。这可能与人们对不同性别个体的社会期望有关。而Renate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男性与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宽恕倾向，他指出可能在这个研究样本中的被试经常违反传统的关系准则。因此在控制了社会期望效应及社会关系准则的干扰后，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会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在宽恕进入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宽恕是一个具有深刻宗教渊源的概念”，MeCullou曲等人(1997)曾提出宽恕与宗教信仰可能有关，后来许多研究已经证实这一观点。如Neto和Brose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宗教意识强的个体有更高的宽恕倾向和情景性宽恕。Leach和Lark(2004)研究发现精神性可预测宽恕倾向，并且他推测宽恕过程可能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Peggy等人发现宗教信仰与精神性有关，却与宽恕没有直接关系。他提出这种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样本取样的大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关。
个体的文化背景对其宽恕有一定影响。Christiany,Prawasti和Mllllet(2007)以印尼和法国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宽恕。结果发现在欧洲样本中得到证实的宽恕三因子模型(持久的怨恨、迫于压力下的宽恕以及自愿的宽恕)在印尼样本中同样得到证实。而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印尼学生比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法国学生在迫于压力下的宽恕和自愿的宽恕因子上得分高，在持久怨恨这一因子上得分低。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宽恕的理解、宽恕的功能以及宽恕的形成是存在差异的。如宽恕自己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在东方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我国学者傅宏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中国大学生对宽恕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宽恕和自尊、人情、面子等的关系，发现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的宽恕更可能与一些维护集团稳定性的个人因素(如人和、人情和面子等)密切相关，而与那些具有典型个人主义文化色彩的人格特征(如自尊和焦虑)更少相关。
7 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宽恕能够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已被大量研究证实。具体地说，宽恕能帮助个体克服人际间的侵犯，特别是减少消极情绪，如气愤、担忧、恐惧、愧疚，减少个体的焦虑、抑郁，提高自尊、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Al-Mabuk和Enright(1995)在对被剥夺父母爱护的青少年的宽恕教育的研究中发现，同控制组(没有施予宽恕教育)相比，实验组的被试的宽恕水平明显提高，焦虑和抑郁减少，对家长的态度也更积极，增加希望，自尊水平得到提高。
个体受到伤害之后最直接的反应是指向“自我”的，这些反应包括受伤感、痛苦、自责、怨恨、自卑等，然后才指向侵犯者，产生愤怒、回避、疏远、恐惧等反应。因而要做到宽恕侵犯者，必须先消除“自我关注”。只有消除了受伤感、痛苦、怨恨、自卑等情绪之后，才能化解对侵犯者的愤怒、回避、疏远和恐惧，进而产生谅解、关注、接纳甚至爱。这一推测可以在宽恕的干预研究中得到支持，所有的宽恕干预中都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即处理被试的受伤感、自卑感、自责等。因此，McCullough和Worthington(1995)以有过各种入际间伤害经历的男女大学生为被试，接受两种形式的宽恕治疗(人际宽恕干预、自我增强干预)，同控制组(没有任何干预)相比，在安抚、肯定和减少复仇情绪上，自我增强干预疗法优于人际间宽恕干预疗法或控制组，然而，接受宽恕干预的被试比控制组的被试对侵犯者有更强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持续超过六周。Witvliet,Ludwig和Vander Lann(2001)研究检查大学生对一个简单的宽恕和不宽恕侵犯者的事件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发现宽恕产生更少的生理压力，更多的同情和宽恕，即证实了宽恕一名犯罪者可能会对被试产生积极的情绪转变。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及宽恕的多维结构，Michelle等人以有过伤害史的女性为被试设计了一个宽恕干预的实验，结果显示集中于释放消极情绪的内心宽恕干预会对自己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且自尊在宽恕干预与情绪反应中起调节作用。
基于宽恕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Lin，Maek，Enright，Krahn和Baskin(2004)提出对于许多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来说，宽恕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宽恕干预作为一种治疗手段逐渐被运用到不同的群体。如对物质依赖的患者进行宽恕干预，发现宽恕比药物疗法更能有效减少患者的焦虑、愤怒、抑郁，提高自尊和宽恕水平，克服药物依赖。对婚后受虐待的女性进行宽恕干预亦能减少抑郁、焦虑、外伤带来的疼痛感，提高自尊和宽恕水平以及对环境的掌控能力(Reed etal，2006)。Ffiedberg，Suehday和Shelov(2007)以正常成年人为被试，考察宽恕与心血管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虽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关，但其结果为验证“宽恕不需通过一条心肌血管通道就可能影响到心血管健康”的观点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当然，有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宽恕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一定具有积极作用。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当个体受到伤害时，过分的宽恕会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被动、消极和焦虑，一味地采取宽恕或容忍的态度可能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怂恿，导致他对受害者做出更多的伤害行为，使个体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8 结语
如前所述，目前国外关于宽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分析并证实了社会认知；共情；人格；人际关系；和侵犯事件有关的因素以及人口学变照与文化因素对宽恕有一定的影响，做了大量关手宽恕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数应用已注重其临床价值，有较为成熟的临床干预模式出现。但是西方研究大多数以有宗教信仰背景的白人中产阶级做被试，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出现一些不太一致的结论。而我国是一个具有较为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国家，国内对宽恕的研究在最近几年才受到关注，虽然研究者已做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宽恕的研究有待细化和拓展。如可以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开发适合中国人特点的测量工具；结合各种心理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主观报告法、心理测量法、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结合等，深入探讨宽恕的内涵、影响因素、宽恕心理特点、宽恕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宽恕对个体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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