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工具理性批判的反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韦文荣

　　[摘要]西方学者在反思其现代化的弊端时，认为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把它作为原罪加以批判。文章对此进行剖析，认为根源在于人的价值理性，即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缺陷所致。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技术；反思
　　[作者简介]韦文荣，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哲学硕士，广西　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2-0053-03
　　
　　近几十年来，现代科技革命一日千里，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推动着社会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科技在给人类带来文明和幸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当今社会能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战争威胁等诸多社会问题，使当代人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根基的危险。科技对人类既是恩惠，也是挑战，“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
　　
　　一、批判对象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类通过几次技术革命及相应的工业革命，改造和征服了自然，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人们的主体性力量得以逐渐确证。人们信任科技，把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幸福寄托在科技进步上，对科技采取着无批判的乐观态度。科技理性被赋予理性之光，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从自然束缚、愚昧无知和贫困中解脱出来，而且还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人们坚信，科技理性之光所照之处，生活就会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人们生活真的自由、幸福了吗?随着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社会道德沦丧等诸多问题的突出，特别是现代科技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期望已久的自由与幸福。相反，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当代人正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正如雅斯贝斯所指出：“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面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以及外在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西方人开始反思其现代化的弊端。许多西方学者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那么，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就是科学技术。他们最终把目光定在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上，认为工具理性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祸根。因此，把它作为对象加以讨伐。
　　
　　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最早洞识到科学技术负效应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伤风败俗，因此，科学是人类的祸患、道德的敌人；科学与艺术都是从人类的罪恶中诞生，“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胡塞尔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因此，实证科学是使当代人落入一个不幸时代的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科技就是“座架”，“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指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最为激烈。康德在考察理性的概念时，把它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就从这一点人手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霍克海默认为，主观理性“关心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而易见的目的的手段和适应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理性就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所指的那一种理性，是一种工具的效率的理性，而不去关心人的目的，因此韦伯也把它称为工具理性。而客观理性则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和等级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它与这一整体的和谐程度所决定……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可见。客观理性承担着理性地决定人类的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的任务，即所涉及的是一种终极关怀的理性，即价值理性。然而，自18世纪以来，随着很多启蒙思想家以理性的名义对宗教进行无情的讨伐后，客观理性便黯然失色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时代。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工具理性是用一堆工具去接触世界。而工具的价值不在它们本身，而是与它们能够被主体用来实现主体的某种目的的这种功能有关。因此，工具理性的逻辑是效用的逻辑、统治的逻辑。在工具理性设定的地平面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所实现的正是工具理性的统治功能。因此，科学技术成为对人实施控制和统治的有效工具。马尔库塞则沿着这一思路，认为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其目的，于是科学原先追求的真、善、美诸观念被剥夺了其普遍有效性，从而产生出奴役人的扭曲了的科学。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技术越发展，就越扩大对人的压抑和统治，“在技术帷幕背后，在民主政治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就在于，以科学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大举侵占了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就是一种目标定向的理性，它以对世界的控制作为最终成功的标志。
　　
　　三、评述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畸变为一种工具理性。他们致力于剖析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导致的人异化的存在境遇。他们认为工具理性之所以极度膨胀，而价值理性却黯然失色。根源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理性”作斗争工具时使用了双重标准。他们正确地分析出，科学技术通过进入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从而实现了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人们理解科技理性从辉煌走向衰落开辟了新的视角，但其为拯救理性所开出的药方：或者通过消除科技的工具性和功能性，或者诉诸于交往的合理性，都是不符合现实的。
　　综观西方思想家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理性异化的批判，其目的无非是想告诉人们，科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摆脱自然统治的工具已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是造成现代社会困境和危

机的“罪恶之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都是工具的合理性从人性解放的希望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造成人的主体性困境的否定性因素，即科技理性异化的结果。
　　应该看到，西方学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把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全部归咎于工具理性显然是不妥的。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工具理性的越位固然难逃其责。单纯抑制、贬斥人的工具理性也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的困境，与西方社会价值理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其所形成的正负作用直接导源于人的价值理性。因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的理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在二者的关系中，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为用，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从而造成了种种负作用，罪不在于工具理性，而在于人的价值理性。科技的应用是离不开人的因素的，离开了人，科学技术将一无是处。工具理性也是不能离开价值理性而单独发挥作用的，离开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将是一潭死水。而人们之所以迷恋于工具的神奇有效而导致对工具的崇拜，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本末倒置，是由于人的价值理性之过。
　　科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由于人为的恶意使用造成的。奥本海默作为原子弹之父，一直为了原子弹的和平利用而奔走呼号，与西拉德一起联合数十名科学家要求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是，原子弹的使用权却非坚持价值理性的科学家们所能掌握，而在于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政治家手中，因此，原子弹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试问，如果原子弹的使用权掌握在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们的手中，那么，广岛、长崎会被夷为平地吗?正如爱因斯坦在回答“您认为为我们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在道义上应当对原子弹造成的破坏负责吗?”这一问题时说：“不!物理学的进步使科学发现有可能用到技术和军事目的上去，这确实产生巨大的危险。可是，与其说责任是在对科学进步有贡献的人，还不如说是在那些使用这些发现的人――与其说在于科学家，不如说在于政治家。”只要存在利益主体的根本差异，科学技术就有可能成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工具，可见并非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价值理性的遮蔽，相反，人的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起主导性的作用，罪在价值理性。因此，以上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冲突，表面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理性的冲突。而不同利益集团之所以在价值理性上产生冲突，是由于不同的利益所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科技从属于政治。追求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唯一目标，而科学技术就成了追求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的工具。资产阶级发展科技，以科技为手段来谋取本阶级的利益，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受制于阶级并为阶级服务。科技的应用所造成的种种负效应，实质上是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的反映。资产阶级不可能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着想，不可能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这些正是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性，即真正的价值理性。相反，资产阶级以它自己的价值理性来替代人类的价值理性，并宣称这是人类的价值理性，以此来发展、使用科技，从而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人类的价值理性却受到忽视，甚至受到排挤。另一方面，科技从属于资本。马克思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这里马克思断言了科技从属于资本，满足资本的需要是它的天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为此，科技不断创造奇迹以满足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需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最为优先的价值动机就是对物质利益无度的追求，而这样的价值理性，必然要导致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可见并非是工具理性导致现代社会的困境，而是西方价值理性的严重缺陷导致的。
　　
　　四、结语
　　
　　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历史进步的巨大杠杆。它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科学技术追求的是利用资源的效率的最高化，而不是利用资源的总量的最大化。在良序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下，科技能够使人类仅仅利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满足同样的生活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各种利益和不同动机的驱使，使得现有的科技得不到充分的推广，新的科技总是不被用来以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被用来满足各种利益主体的需要，甚至成为少数人用于达到其邪恶目的的工具。所以，“全球问题”、“现代化困境”并非由所谓具有“原罪”的科技引起，而是人们对贪婪利益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所致，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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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郭竞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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