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思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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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拜占廷学界方兴未艾的反思热潮可贵之处在于质疑传统的勇气，但客观分析其内容，在理论、方法和文风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理论创新旨在破除传统学术思维，借鉴多种新兴理论，但思想方法过于简单，武断否定传统观点不甚合理。在研究方法上，质疑者强调多重史料的重要性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以偏概全等不足。质疑者的反思精神可嘉，但文风不值得提倡，浮躁、浮夸、极端表述方式等都不利于拜占廷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拜占廷，学术反思，理论，方法，文风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03-07
学术争论常态化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新世纪国际拜占廷学界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英国资深拜占廷学家西里尔·曼戈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该书前言明确指出：“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廷史研究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①本着提出问题的主旨，全书对拜占廷学界传统的研究结论进行多方面的反思，无论在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甚至在表述方法上都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这种质疑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本文希望深入考察反思的内容，分析一下质疑的是否有道理，也与学界同仁做个交流，求教于大方。
反思和质疑传统的拜占廷学术研究首先体现在理论方面。拜占廷帝国长达千余年的历史发展线索曲折，内容复杂，近现代研究者形成了多种研究理论，以便解释其中多样性的现象。研究者虽然有时并不清晰其研究理论，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理论观念却常常决定着研究者对命题的选定，对史料的取舍，对史实的描述，对是非的判断。在拜占廷学界的反思“热潮”中，理论反思非常突出。
例如，研究难度最大的拜占廷社会经济变迁问题就成为重点。该书明确指出：“我们过去被告知说，帝国在9—10世纪的‘健康’发展應该被归因于小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在不耕种土地的时候，自耕农组成的农兵们还要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之后，这一完美的制度被那些贪婪的大地产者们颠覆，导致国家在11世纪人心涣散，走向了全面的衰落。的确，10世纪的皇帝们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权贵们’对农村公社的侵蚀，但是小自耕农经济究竟有多普遍，又是如何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呢？”它进而质疑在小农经济衰落以后拜占廷经济基础开始瓦解的观点，“较之先前时代，帝国在11—12世纪的经济活动显著地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拥有了更多的财富”。②作者在此着力强调小农经济并非传统理论主张的那样对拜占廷帝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传统理论高估了拜占廷小农经济的重要性，而低估或忽略了贵族经济在晚期帝国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百年来，拜占廷学者比较深入地考察了拜占廷小农经济形态，形成了公认的小农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东罗马地区早就存在的小农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皇权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拜占廷中央集权制下的庞大官僚体系也是由小农缴纳的税收支撑的。该书的质疑者挑战的是这种传统的小农经济理论。他们挑战的精神可嘉，但思路不对。他们企图以强调拜占廷贵族经济的重要性来否定传统的小农经济理论，既没有充分的史实依据，也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纵观前代拜占廷学家在拜占廷“三农”问题上的研究，我们看到既有里梅尔雷等人对拜占廷农业的全面考察，也有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等人关于拜占廷小农经济的专题研究，而后者与卡拉扬诺布鲁斯等人就军区制改革后农兵和小农的深入研究加强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构成了当代学者对拜占廷经济生活的认识框架和基本知识体系。①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理论内涵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解读和理论分析基础上的，有根有据不容置疑。从理论层面上看，小农（以及农兵）以多种形式向国库缴纳税赋，成为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财政保障。而贵族经济从本质上是地方性的，与中央集权的财政系统对立，进而促成了贵族政治对中央集权的分裂倾向。贵族经济的扩张通常以损害中央政府财政为结果。因而，该书的这一反思是不成立的。
由此还牵扯出拜占廷军区制改革的问题。该书明确质疑现行的说法，认为6、7世纪的军区制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这里的问题是，此时的这些军区是否还多多少少具有7世纪中期首度出现的军区那样的形态，或者它们只是通过某种变革和变化过程才具有这样的形态？”②怀疑军区制下农兵的真实性，主要在于对拜占廷小农经济作用的反思。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反思的话，就必然走向否定拜占廷小农经济重要性的结论，进而要接受贵族经济更具重要意义的说法。无论从詹姆斯对公元6世纪以前晚期罗马帝国经济概况和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帝国经济全面研究中涉及的拜占廷部分看，还是从拉伊奥对6世纪以后拜占廷经济的全面研究和亨迪之于拜占廷货币研究，特别是卡拉扬诺布鲁斯和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之于拜占廷军区制研究看，这一质疑没有道理，③除了精神可嘉外，确实没有可取之处。
运用新理论分析老课题是该书值得肯定的地方。譬如，近年来不断兴起的生态环境史理论就得到该书作者的注意，作者以6世纪地中海鼠疫导致帝国人口减少为切入点，探讨拜占廷城乡经济萎缩和城市生活倒退的现象，认为“人口减少可能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城镇和乡村。鼠疫瘟疫曾在6世纪袭击过帝国，而后一再爆发”。作者还从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的改变来证明瘟疫的破坏作用，“拜占廷人放弃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减少了人口……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④作者以人口减少这一视角观察拜占廷城镇格局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新理论色彩。同样，该书以现代政治学理论分析拜占廷帝国政治结构，弥补了以往注重这一结构纵向发展而缺乏横向分析的不足，⑤对以皇帝为最高位的拜占廷贵族体系进行了横切面的观察。该书在肯定了拜占廷帝国“最终突显出来的是王朝世袭原则的强大力量”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这一制度在科穆宁王朝时期达到全盛，抓住“从1118年到1461年相继为帝的所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拜占廷皇位继承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来自阿莱克修斯，并且使用科穆宁的名号……这种异乎寻常的变化”现象，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把皇室建设纳入帝国中央朝廷制度框架的系统政策”。该书深入解析了变革后的结构，提出“其王朝世袭继承的基础是王朝的统治，其中皇帝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垂直地代代相传，而且还横向扩展到他的整个亲族和相互联姻的各个家族……结果，一代人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贵族”，①他们控制着晚期拜占廷帝国的政治生活。这一分析对我们理解阿莱克修斯一世帝国政治治理的成果和解释拜占廷帝国短命“中兴”现象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② 将新理论用于研究老问题并非始于《牛津拜占庭史》，拜占廷学术发展史一直伴随着这样的理论创新，但该书集中了近年来研究的新亮点。例如，古代晚期学派的多元文化融合理论在该书中得到运用，作者的观察聚焦于地中海的广阔空间，摆脱了早期拜占廷历史考察的局限性，认为拜占廷人的继承性非常突出，“拜占廷都应被视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作者还以宏观的时空视野扩张了古代晚期学派的理论视域，认为拜占廷人生存的区域“与公元前7、6世纪时希腊人的定居区和殖民区几乎完全重合……大海显然对于财富、生存和拜占廷帝国真正的身份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③作者关于古罗马大陆性文明特征的说法虽然不准确，注定是存在争议的，但是他发展古代晚期学派理论，并将其用于拜占廷文明分析应加以肯定。拜占廷学界一直关注拜占廷文化各领域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如布莱耶尔三大卷拜占廷史姊妹篇中的文化史作品、德姆斯的拜占廷艺术研究作品、里斯和曼戈对于拜占廷艺术的研究成果、仁西曼和拜尼斯对于拜占廷文化的宏观考察，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④这些学者的理论确实需要调整，需要融入古代晚期学派新理论的思想内容，诚如《牛津拜占庭史》指出的那样，“古代晚期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在这里同时孕育出了中世纪的西欧与中世纪的东欧”。该书在摆脱“欧洲中心论”方面也做出了努力，明确指出，过去“人们还习惯于把保卫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对抗来自亚洲的持续入侵看做拜占廷的政治成就，但是这种意见现在已经不为人所接受了”，“而是为它拥有多种族和多元性的文化而称颂拜占廷”。⑤这里，该书运用了当代“多元文明对话”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肯定的。
理论反思与创新是当代拜占廷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也促进了相关研究方法的进步。
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或者强化新研究范式，也是近年来拜占廷学界反思的突出亮点，这显然是理论创新带来的进步。但是《牛津拜占庭史》在这方面得出的结论还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其取得否定性结论的方法似乎不太合理。
譬如，该书质疑军区制改革的真实性，质问道：“这些最初出现的军区是如何建立的？我们掌握的最初确证都来自9、10世纪……此时的这些军区是否还多多少少具有7世纪中期首度出现的军区那样的形态？”⑥作者强调后世学者并没有7世纪的相关史料，现有的结论都只不过是根据9世纪以后军役土地增多的现象合理推测出来的。⑦他提出要从研究方法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即充分利用考古文物，“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在于自659年到668年任‘边境贸易官’的大教长斯蒂芬，这个最活跃的官员留下了10枚铅封，涉及至少3个军区的5个仓库货栈”。①作者认为传统研究获得的信息及其得出的结论主要来自零散的文献证据，需要补充包括铅封在内的多种考古证据。这里，补充考古证据和重视考古史料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以此否定前人文献研究的结论则不可取。事实上，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都很重要，两者互证也被稱为“两重研究法”，是研究方法的进步，但没有必要以前代研究史料不足便否定军区制改革的真实性。质疑者后来的表述和论说反而肯定了军区制改革观点的可靠性。换句话说，有关军区制改革的史实需要在新的文献和文物史料基础上修改补充，形成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研究基础。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表明了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如7世纪以后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和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的减少也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军区制改革产生的影响。如果没有7世纪的军区制改革，哪里会有后世的变化？
该书作者还利用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否定科穆宁王朝以后晚期拜占廷国际贸易大幅度衰落的传统结论，进而质疑阿莱克修斯一世向逐步取得地中海商业优势地位的意大利商人出让贸易特权。质疑者依据的理由是近年来在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各地发现了拜占廷商人专用的酒类、油类、蜂蜜和鱼子酱等容器双耳瓶，以及“一些被确定属于8—10世纪的文物样本”，他推断“11世纪以后，拜占廷式双耳瓶再度大量出现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到14世纪，黏土双耳瓶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而木桶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垄断了商业贸易”，进而反问“在经济上，通过将海上的国际贸易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拜占廷人是自毁前程，还是从中获得了利益呢？”②这里质疑者强调考古发现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重视是正确的，但是以有限的考古发现断言拜占廷贸易的总体状况是不科学的。人们不禁要问，质疑者缺乏足够考古物样板数量对比研究，如何能够对拜占廷贸易的空间范围和阶段性繁盛情况做出推断？这一反思中最令人生疑之处是关于11—14世纪的拜占廷对外贸易活动并未萎缩的推论，因为仅仅从双耳瓶的发现就宣称这个时期拜占廷人继续占有地中海海上商业活动的主导权，进而还否定传统研究结论指责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向意大利商人出让海上贸易特权的意见。质疑者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过高估计了最新考古发现的学术内涵，并存在以偏概全的偏颇。
拜占廷帝国是欧洲中古史上皇帝专制统治时间最长、官僚政治制度最严格、中央集权制政府运作最高效的帝国，这一点经过前代学者的长期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共识。无论是早年布瑞对此的深入研究和博尔克等人追寻其来源的研究，还是道格等人对拜占廷职官制度的研究都为拜占廷学界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由哈尔顿、哈贝尔特和马克思莫维齐等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将老一代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在地方管理体系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关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③尽管相关研究在个别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拜占廷帝国政治结构稳定，官僚体系庞大，专制权力集中，存在时间长久，在欧洲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这样的看法比较一致，也没有太大的争议。然而，作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却给出了负面的评价，认为拜占廷帝国不仅中央权力结构不成体系，地方权力发展也不够成熟，皇族内部的争斗充满了偶然性，贵族地方势力也不成气候，“11、12世纪的拜占廷上流社会整体上明显缺乏地方主义和地方观念。这可能造成了拜占廷小亚细亚地区的瓦解”。④也就是说，他认为地方分裂势力对帝国中央集权造成损害的传统看法值得怀疑，贵族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对于拜占廷帝国的整体实力并不都是负面影响。这种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因为他在欧洲古代帝国（王国）的政治比较中，选错了参照物，对比就不能成立。该书宣称“拜占廷帝国并没有发达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现代专制国家残暴的国家机器，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国营经济”，显然是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政治概念分析更为古老的拜占廷帝国，其对比失当是明显的。 事实上，否定拜占廷帝国政治发展的意见最初来自于一批英国拜占廷学家，如爱德华·吉本、仁西曼和巴克尔，①他们对拜占廷政治持鄙视态度，声称“拜占廷许多世纪里都没有产生出一位政治理论家”，或者旗帜鲜明地批评拜占廷知识分子缺乏创造力和“奴性”。《牛津拜占庭史》采用新方法来阐释上述意见，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质疑者并没有像前代学者那样深入探讨拜占廷政治理论的特点和主要内容，而是以相关史料不足为据简单否定前人的研究结论，断言：“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廷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们提供的有关拜占廷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②如果说现有资料不能支持传统的研究成果，那么质疑者的否定性看法又憑借什么史料呢？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该书对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研究成果的否定性推论上，质疑者声称：“拜占廷帝国毁坏圣像运动开始的准确年代或者运动最初爆发的形式目前都不清楚。那部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究竟是726年还是730年颁布的？在其颁布前是否进行过公开辩论？是什么促使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圣像呢？”“皇帝利奥对这场争论没有做出任何神学贡献……没有证据表明毁坏圣像最初具有神学性质”。③言外之意是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不足以重构那段历史，因此现在流行的看法都是后人臆造的，而后人之所以热衷但又误解当时人的观念是因为现实政治和文化运动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先前远距离观察这场运动得出的结论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如果说拜占廷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还远没有抵达研究的终点，还存在太多待解的难题，那是合理的，因为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新时代研究者有可能取得新的认识。但是因此就否定前人的研究，理由就不充分了，从研究方法上看，也很不严谨。
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带来了研究视野和手段的调整，同时也改变了表述方式和写作文风。
《牛津拜占庭史》所反映的拜占廷学界反思之风不仅在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力图突破传统，还在文风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学院派习惯。该书虽然具有西方经典教材的长处，但不拘泥于经典作品的学究文风。通常而言，文风体现某种思想作风，代表某种倾向性学术风气，且在语言运用和论述风格上有所表现。拜占廷学界的反思热潮倡导怀疑主义和质疑现有学术成果的思想原则，彰显其挑战权威的学术倾向，在表述语言方面多采用质问、反问、疑问句。
拜占廷学发展数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历代学者精心研究取得了涉及诸多领域的学术结论，建立了庞大的学术系统。反思者们希图对整个拜占廷学术体系发起挑战，任务确实十分艰巨，也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处理起来便呈现简单化的倾向。例如，该书无视前人的成就，明确打破传统，断言拜占廷帝国政治上很不成熟，远不如西欧社会，而且这种不成熟源自于罗马帝国。“拜占廷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足够地讨论过。”④那么，拜占廷政治上的不成熟源于何处呢？该书认为来自于罗马时代的遗产，因为古代罗马帝国“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因此国家的最高机构实质上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拜占廷时代不过是消除了晚期罗马帝国的不稳定性，用国家的行政网络彻底固定了人口流动的机动性。换言之，拜占廷人从罗马帝国继承的并非完善的国家体制和理念原则。该书甚至认为，“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拜占廷帝国……正是从西方学会帝王们尊崇教士权威的榜样……拜占廷帝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皇帝参与统治圣徒国度”。⑤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拜占廷皇权专制及其相关礼仪，特别是皇权神授的观念来自于包括波斯在内的东方。该书作者完全无视德沃林科等人对拜占廷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忽略麦克姆伦等人关于拜占廷帝国政治理论基督教化的研究成果，①大胆提出拜占廷政治发展受到西欧深刻影响的看法确实颠覆了传统的观念——不仅不是拜占廷帝国为中古欧洲皇权增加了信仰的色彩，而是相反，拜占廷人从西欧人那里学会了教权高于皇权。
又如，君士坦丁一世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和兴建新都的重大举措，质疑者都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基督教的青睐不过是他个人的选择，迁都“新罗马”只是庆贺战胜了最后的对手李锡尼，“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廷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②进而，拜占廷史上的这位“秦始皇”与其他帝王相比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这里，质疑者既不对前人的学术结论进行总结分析，也不为自己的思想“创新”提供任何论述依据。好像在自说自话，只顾表达痛快。他们或者在观察的角度上，或者在思维的方式上，或者在史料的考证上，或者在史实的重构上，或者在文字的表述上表现得十分“叛逆”。事实上，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弱小派别萌发出来，与时俱进地与罗马世界复杂的“国情”相适应，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自身的信仰体系。在基督教早期发展进程中，基督教神学家们长期探讨的问题都关系着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他们有意无意地努力建构起基督教的独立信仰，这一信仰既要摆脱犹太教的“母体”，又要脱离古典哲学的“父体”，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宗教。其核心信仰的“三位一体”是天国和现世的结合，其具体形象是“在天为父、在地为子”的耶稣基督，他既是有形可见的，又是无形神秘的。皇帝君士坦丁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敏感地洞悉了基督教的兴起，并顺应潮流利用它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处处挑战，时时怀疑，反思热潮以挑战权威为研究风格，代表着不拘泥于旧说、大胆假设的新生代风气。初略统计，《牛津拜占庭史》全书的质疑点和提问句约有数百处之多。譬如，关于基督教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问题就非常多，举凡影响深远的重大议题都有疑问。源自于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在拜占廷史早期是否被看作是宗教？该书认为罗马人并不把基督教当作是“那种罗马式的公共宗教，而看上去像是国际性的地下犯罪组织”。③而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并无争议的论断：基督教萌发阶段与基督教后期发展不同，它并非从始至终一成不变。“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廷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④只是早期的思想家们热衷于要不要把基督教“哲学化”的争论。该书还明确提出基督教初期存在的多种异端只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此后，只是在对神学的热情趋向神秘主义时，这些争论方才告一段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600年之后没有新的教会史作品产生的原因”。⑤东正教神学的发展最终停顿在神秘主义的诠释之中，即语言无法表述的神学思维极限之处，并形成了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的神学区别。⑥至于基督教发展重要方面之一的修道生活和禁欲苦修制度，该书对其形成原因的理解也与众不同，以为不是后世普遍相信的那样——普通信徒敬仰德高望重的修道士们对上帝的献身精神，而是基督教“世俗化”了，“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后，教会便失去其魅力。它变成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负责意识形态和福利事业。领着薪水的主教们掌握着大笔金钱，他们管理着众多的农业和商业财富，凌驾于市政议会之上，行使司法职能。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得到公众的垂青”，⑦于是那些坚持基督教神圣意义的修道士便出现了。如此这般，《牛津拜占庭史》在涉及拜占廷宗教思想、教会组织、制度礼仪、神学信条、发展结点等重大问题上，几乎不重视或抛弃前人的研究成果——安格尔德、布朗、科赫兰尼、胡塞等人的成果完全被无视，而是直接提出了与前人有别的看法。⑧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但也出现了学术上谦虚不足、甚至略有些狂妄自大的轻浮和浮躁症状。 上述“学术浮躁”也影响了该书表述语言和言说方式。就以第五章为例来说明问题，这一章的作者特里高德很有代表性。他年纪不老但已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古代晚期和拜占廷史多年，曾著有《拜占廷国家与社会》一书。①他在该书前言中宣称，他的这本书是继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那本名著《拜占廷国家史》之后最好的作品，即便对后者他也认为不甚完美，其心高气傲溢于言表，以至于其作品的许多优点都被國际拜占廷学界的批评之声所淹没，因为在两部作品之间的半个世纪里，大量拜占廷名家出版的通史作品都被他忽视了。在第五章涉及的约一个半世纪的叙述中，他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军区制改革”和“毁坏圣像运动”的历史重要性，并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和前代学者的评价。因此他将传统上人们普遍公认的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称之为“军事失败和内乱不断的可怕时期”。他问道：“这些新建立的军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认为，我们根本没有6世纪的相关材料，后人根据9、10世纪史料研究的军区，与最初出现的军区是一回事吗？重要的是军区制并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军区反叛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他断言“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廷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宣称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②显然，如此自信的表述方式呈现鲜明的“战斗性”和“挑战性”，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明显缺乏学术研究所提倡的理性、谦虚、中性、心平气和的文风。
总之，《牛津拜占庭史》所代表的拜占廷学界反思热潮不仅在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力图打破旧说，在文风方面也充满了战斗性。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治学之道则不分东西古今。质疑传统观点，争辩学术问题，都是用“天下公器”探明真理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君子之道，提倡谦和理性，力戒浮夸、浮躁，严防武断粗俗，“语不惊人死不休”或“大嘴巴通吃天下”。对于拜占廷学界方兴未艾的反思热潮，我们在肯定其质疑传统的勇气的同时，也不能囫囵吞枣般全盘接受，还要客观分析其理论、方法和文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拜占廷历史与文化。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Abstract： There is a disposition to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Byzantine studies critically resent years. The disposition has some unreasonable problems in its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style of writing， although its challenge to tradition authorities can be commended.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deny simply and crudely many viewpoints of predecessors of Byzantinists， though it righ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ere is bias in its research methods with small sample size negates a generation of Byzantine academic achievement. Its style of writing is aggressive and hysterical， with somewhat of arrogant and fickle characters. These problems go against the pro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Key Words： Byzantine， Academic Reflection， Theory， Method， Style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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