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王小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田红霞

　　[摘要]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王小波的知识分子观在其小说中有着形象深刻的表述。文章通过分析王小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类型，剖析了历史的荒诞性，寄寓了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思索和悲悯。
　　[关键词]王小波小说；“知识分子”；类型；简析
　　[作者简介]田红霞，石家庄幼儿师范学校讲师，河北石家庄050091
　　[中图分类号]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3－0133－03
　　
　　王小波特别关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他的知识分子观在《知识分子的不幸》《思维的乐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等杂文随笔中有集中阐述。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王小波的知识分子观在其小说中有更为形象深刻的表述。在他的小说中虽然充斥着传统观念和“辞典”所认定的“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大学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作家等等，可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大多为反讽的对象。这些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数盲症患者”
　　
　　在反乌托邦小说《2010》中，有“数盲症患者”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是“学而优则仕”一族，是一个和广大的“非数盲症患者”界限清晰的特权阶层。他们占有知识，却不用之造福社会，知识与技能只是他们通向特权阶层、成为“领导”的一个跳板。他们往往是工程师出身，很快就因“积劳成疾”得了“数盲症”，然后就“上了电视，登上报纸，走上了领导岗位，见了面也不认识你”。数盲和非数盲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他们养尊处优，白白胖胖，而非数盲则连最基本的饮用水和新鲜空气都很成问题。因为工程师们都得了数盲症，一部分去当领导了，一部分占领了艺术家的位子，技术工作就只得由艺术家们改行担当。如此下来，其结果可想而知，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
　　“数盲症患者”们规整了一个秩序森严的社会，僵硬、虚伪、压抑，人在一个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庞大机器里机械地生活，这种机械甚至延伸到了性爱，人的活生生的欲望变成了不带任何情感的性交。他们极端利己，虚伪而贪婪，满嘴谎言，道貌岸然，废话连篇，他们是极端控制下的产物，尽管走上了领导岗位，享受特权，却成了傻子，了无生趣。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听报告、作报告和用一整套非人道的制度去束缚、控制非数盲，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一旦有违者即遭到残酷的鞭笞之刑。总之，“数盲症患者”这一类“知识分子”是王小波用极度夸张的漫画笔法极力讽刺、抨击的类型，他们是符号化的人，没有灵魂，没有个性，也没有生存内涵。
　　
　　第二类：“学院派”
　　
　　“学院派”是王小波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特殊命名，并非是对这个词语实际意义的使用。它是作者极力调侃、讽刺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王小波在杂文中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学院派”就是这样透支了“自我崇高”感的“以天下为己任”一族，他们无能怯懦，却自视甚高，死板教条，缺乏智慧，没有创造力，目光总是在伦理道德的领域里打转儿，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同时他们清规戒律繁多，不仅用这些清规戒律捆住自己的手脚，而且试图去框定天下人。
　　在小说《万寿寺》中，“学院派”经过作者调侃变形为“老妓女”、“刺客头子”等人。老妓女虽然身为妓女，但是“最讲贞节”，“严谨、认真，有很多清规戒律，努力追求真善美”，“她(老妓女)从来不看男人的眼睛说话，总是看着他的脚说话；而且在他面前总是四肢着地地爬。据她自己说，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男人的生殖器官。当然，她也承认，有时候免不了用手去拿。但她还说：用手拿和用眼看，就是贞节与不贞洁的区别”。可是，只要没有男人在场，老妓女就任何规矩都不遵循。丑态百出。她“只擅长琴棋书画，对于谋生知识一向少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供水的管道坏了，小妓女自会去提水，而那个老妓女则只会把水桶放在屋檐下面，然后默默祈祷，指望天上下雨，送下一些水来”。“学院派”的老妓女这般无能，但对能解决谋生问题的另类妓女――自由派的小妓女又嫉妒又看不起，认为后者不遵守职业道德，是行业内的败类，于是想杀掉小妓女以“清理门户”，可是，当小妓女真的落人她的手心时，又没有杀人的本事，丑态百出，等等。总之，王小波用隐喻和漫画笔法塑造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上媚态十足，对下骄横跋扈，对异己残忍无情，虚伪自私、循规蹈矩、百无一用又自许清高，作家无情嘲讽了那些“学院派”“神圣”面纱下的假正经、愚蠢、丑恶的嘴脸，令人可怜可厌又可恨。
　　实质上，王小波并非反对真正的道德，而是反对伪善者和作家减缩生存的复杂性在小说中用道德来教训人，或者是那种别有用心的庄严肃穆的权力话语论调。如鹏令先生所说：“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那种动辄愤世嫉俗的道德优越感和总想匡正世道人心的‘使命感’也颇不以为然，对时下流行的那种以为只要挟中国传统文化便可‘平天下’，甚至断言‘2l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高调，更是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学院派”知识分子最糟糕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做作与浅薄，而是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与“清白”色彩，即所谓“假正经”，他们总是要以自己的标准来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王小波在《跳出手掌心》中说：“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在王小波这里，“学院派”就是那些试图做如来佛的知识分子，他们工作缺少成绩，缺乏创造力，坚持做的一件事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在《万寿寺》中有一段话意味深长，可以看作对“学院派”的形象化议论：“在我看来，整个历史可以浓缩成一个场景：一位贤者坐在君王面前，君王问道：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天下苍生?这位智者、夫子，或者叫傻逼，为了炫耀他的聪明，就答道：有的。这就是控制大家的意志。说他是智者，是因为他确实有这种鬼聪明。说他是傻逼，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也是天下苍生的一分子，自己害起自己来了。从那一天开始，不仅天下苍生尽被控制，连智慧也被控制。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场了……所谓学院派，就是被历史的脐带缠住的流派。”这个“贤者”就是学院派的代表，他自以为聪明，顾影自怜，建造起了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害人又害己，却浑然不知。
　　“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就属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一类，虽然他们最初并不是这样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我爸爸”，“希望党组织一

时糊涂把他吸收进去，得个正彩。等到他受到批判，又狂想自己思想能改造好，不但再不受批判，还能去批判别人”。还有《似水流年》中的刘老先生，“有时举起手来，用男童声清脆地说：报告!我要上厕所!人家要打他，他就脱下裤子，露出雪白的屁股，爬上桌子，高高地撅起来”。他们已经被成功“奴化”了，完全软塌塌的，没有了丝毫的个人意志，真是可悲又可叹!
　　
　　第三类：从“流氓”到“人瑞”
　　
　　这是王小波着重描写的一类知识分子，如王二、李靖等。这是苦苦挣扎着试图“坚挺着”的一类，他们或钟情于艺术创造，或痴迷于科学发明，可是总是不能被“上面”所允许，不仅被打人“另类”，身体自由被剥夺，而且精神上也备受残酷的折磨和羞辱。
　　《红拂夜奔》中的李靖是个数学天才，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满足奇绝的发明欲望。然而，当他身后如影随形地跟上成几何倍数增长的官差时，他不得不在洛阳城当流氓，与官差展开旷日持久的捉迷藏，把长期冥思苦想证出的数学定理夹在春宫图里，等等。李靖后来反隋投唐，当了大唐朝的李卫公，在蕴涵着他天才的发明能力、奇绝想象力的“风力长安”、“水力长安”的设计被否决之后，正是这个曾在洛阳城饱受箝制之苦的李卫公，不得不为唐王朝建造了一座比洛阳城更便于严密控制的“人力长安”。李靖当年在洛阳城借以逃走的下水道、地下铁道等在长安城都被“改进”得容不得人藏身了。它甚至于把人的日常生活、乃至生老病死一生都设计好了，“人们住进去就变得方头方脑，呆头呆脑，像数学家手中的方程式”。
　　就这样，李靖由当年那个在洛阳城里与成百的公差们捉迷藏的“流氓”变成了秩序维护者与施虐者――“人瑞”，而他所建造的长安城，就是不轨者无处藏身、无处逃遁的“铁桶”。这时，李靖发现自己为了证明聪明而发明的种种(包括秩序)恰好用来管制自己，换了一个皇帝，换了一种身份，自己被控制、被奴役的命运丝毫没变，他的反抗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个“坐稳了的奴隶”的身份，而这不是他想要的，身心疲惫的他只好在装傻中度日，直到死，他也只不过是个假人瑞而已。对此，易晖先生的论述很准确：“在这里，我们读出对知识分子文化职能的隐喻。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完善者，他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为权力的帮凶。当然，在从平民到官僚，从江湖到庙堂的角色转换中，也充满了对束缚与同化的惶惑、痛苦与反抗，他们也曾梦想过。斗争过，试图跳到权力与体制之外，但最终他们无一幸免地失败了。”从被迫当流氓到被迫当人瑞，集中地喻示了知识分子的两难命运及荒诞不经。而这其实也是两难命运的两极，中间状态则多为如同被阉了的阴阳人。
　　在《白银时代》这一反乌托邦系列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艰难，如同被阉了的阴阳人。知识分子因为其“居心叵测”而受到多方“管教”。所谓的“居心叵测”就是不完全符合“大一统”的规则，在所从事的写作、绘画等艺术专业范围内居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所创新，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头头们”竟然不懂!于是乎成为派出所、习艺所、碱场的常客，到了《黑铁时代》干脆就成了“黑铁公寓”这所大监狱的房客，每时每刻处于“管理员”的监管之中。
　　《未来世界》中的“我”是个历史学家，因为写《我的舅舅》这本传记而被指控犯了“直露”的错误，即使“我”拿到了“哲学家”执照以求自保，也没有逃脱因“影射”的罪名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重新“安置”的命运。最后，疲惫不堪的“我”终于妥协，到公司的写作部去当了一名“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拿着丰厚的报酬，几乎什么也不干。看来，“上面”要的只是听话的“废物”，对稍有独立思想的人就予以坚决“专制”。为了进一步把这些人(即知识分子)安定住，每个月的月末，都必须对他们施行一次“帮助”，即脱掉裤子让保安用藤条狠狠地抽一顿屁股。通过用肉体折磨与精神折磨双管齐下，再加上威逼利诱，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精力去犯“思想错误”了。
　　里面的“我”第一次受“帮助”后的心理描写震撼人心。第一次挨打时，“我”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经过羞愧难当、痛苦不堪的情感体验后，经过苟且活着还是为维护尊严而死的追问后，“我”选择了前者，知识分子的尊严在此荡然无存。这个喜剧性的荒诞情节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和心路历程。在挨打前，“我”还有过抗争，挨打后就成了精神麻木、无欲无思的行尸走肉。这个“我”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试图恪守知识分子本分者在这个荒谬社会的必然遭遇。
　　这就是王小波，不仅指出我们缺乏知识分子精神的现状，而且揭露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无所不在的强力“监督”下，任何形式的“逾矩”都会遭受严格“管制”，在肉体折磨不足以降服的情况下，它会从精神上人手，用蹂躏和羞辱彻底击垮一个知识分子，让他们想要活下去，只有放弃思想和自尊。
　　在笔者看来，王小波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塑造，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在过去的社会中，根本没有适合真正的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和空间，适合生存的只有与权力紧紧勾结的“数盲症患者”和假正经、奴性十足的“学院派”。本应以自由、平等、独立和创新为立身之本的知识分子，“在与权力、与历久形成的文化习俗对立对抗的过程中，总是处于弱势，处于失败的地位。无论是大唐的李卫公还是‘未来世界’的王二、‘我舅舅’，他们都摆脱不了被整治、被同化的命运”。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许曾经存在过，他们在等级森严的体制的严密控制下也曾试图抗争过，苦苦挣扎过，但在权力集团旷日持久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下，结果要么像《似水流年》中的贺先生一样跳楼了事，一了百了；要么被“改造好了”。做一个供摆设的“人瑞”，变成“软塌塌的”行尸走肉；要么像李靖的晚年一样在装傻中煎熬。一言以蔽之，王小波深刻揭示了过去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及其深层的社会根源，一反中国现当代文学那种软弱、感伤和媚俗的风气，以其超拔卓绝的思想境界，深入剖析了历史的荒诞性，寄寓了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思索和悲悯。
　　
　　[责任编辑：石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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