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教合一”看大足及安岳石刻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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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本土传播,在传入过程中适应中国本土宗教发展要求与儒道结合。佛道儒三教本身所具有可融合互补之处,构成互为包容融合的基础。儒释道三教在对立统一中发展,构成了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凸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总的文化特征。文章以大足和安岳石刻三教合一造像为分析对象,阐述大足安岳石刻三教合一思想。
　　【关键词】 大足石刻 安岳石刻 三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71-02
　　
　　 一、三教合一思想
　　 中国文明史上的“文化霸权”,是一个由“道”而“儒”、由“儒”而“玄”、“玄”“佛”互“释”,进而“道统”的过程。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实乃中、外 (西)文明对撞、融会贯通,最终“中体西用”。
　　 “三教合一”是在中国思想领域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想文化现象。宋元时期的儒释道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以后,完成了从外部形态到精神实质的相融相摄。
　　 佛教一进入中国,便一方面和儒家思想混杂合流。从汉魏以来,逐渐幻化为“儒释道”,所谓“三教”。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基本确立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儒家学说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但在思辨理论方面却不及佛教,也没有佛教的轮回报应、解脱成佛等学说等可以满足人们尘世不能实现的愿望的一种机制,因此,他注重从佛教中汲取精华弥补不足。而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影响下,隋唐时开始注重创立理论体系,完善戒条教规。在道教的体系中,开始出现了很多道释与佛教有关。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佛教不断得与儒道二教的融合史。
　　 二、大足三教合一石刻
　　 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到两宋时代,已经把中国本土的民族化、本土化和世俗化加以融合,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南宋开凿的大足宝顶山石刻便是最集中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与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和进步的大节律相一致。到了宋代,佛教诸派开始全面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赵智凤在此大背景下,创造了新的佛教“经文”,将旧的传统题材加以改造,使得佛教石窟表现不仅仅在题材上有了丰富和创新,更加让佛教的传播融入时代背景之中。
　　 大足石刻中的“儒教”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石山第6窟,主像为正襟危坐的文宣王孔子,俨然似一佛祖或道君;其左右肃立着十哲弟子,个个持笏拱手,俨然十大菩萨。造像记称“愿世世生生,聪明多智”。可见宋时“儒家宗教化”已远非昔日可比。
　　 大足石刻中不但有佛、道、儒三教的独立造像,而且多有“三教”或“两教”合一的雕刻,精美且有趣。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以来既争斗又共存融合的状况。
　　 例证之一,北山石窟。在北山佛湾延续了250多年的石雕长廊里,佛教净土宗、密宗、禅宗等都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龛窟石像。繁丽精工的“净土”,多头多臂的菩萨,形色各异的观音,可谓美轮美奂。而矗立在石窟中部、被称为“寰宇间仅此一刻”的《古文孝经》碑刻,其价值已不仅仅在于儒家经典在这里成为稀世孤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孝道思想在这座石窟寺里与佛教众神一道受到尊崇和礼拜。有意思的是,北山石窟中许多宋代新凿的牛王菩萨、解冤结菩萨等,并非出自佛典,而是世俗百姓的泛神信仰。
　　 例证之二,宝顶山石窟。这是中国唯一一座整体构思、内容连贯的大型石窟,有人称之为“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其实,宝顶山石窟岂止是释典教理的演绎,儒家孝道思想也是这座佛教石窟宣扬的核心思想之一。《报父母恩重经变》生动刻画了父母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的艰辛历程;《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史诗般的描绘了释迦牟尼前生今世一个又一个报孝父母恩德的故事;《观无量寿佛经变》则以“大藏佛说”的口吻明言行孝才是进入天国的门票。
　　 三、四川安岳三教合一石刻
　　 在我国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石刻艺术造像中,佛教内容的表现占绝大多数,儒释道三教造像共奉一堂的景观则非常少见。释道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在四川安岳石刻中却分布很广,数量上千尊。“大般若洞”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尤其最显突出。
　　 大般若洞开凿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此洞状近乎正方形,高4.2米,宽4.2米,深4.8米,刻像159尊。大般若洞正壁凿高2.3米的释迦牟尼佛像,头临洞顶,结迦趺坐于仰莲座上,双手结禅定印,座下有供奉石台并接地。释迦牟尼佛的两侧有对称的刻像,共分三层,上层(洞正壁顶部)左右分别刻药师佛、阿弥陀佛、十大弟子像;中层左右龛中分别刻老子坐像和孔子坐像;下层左右分别刻佛、观音像。洞侧两壁刻像分三层,每层以祥云分隔。上层镌文殊、普贤趺坐于祥云,下层凿十八罗汉尊者像与阿难、韦陀像。洞右壁的罗汉尊者或打坐,或对弈,或作小憩状,神态颇为生动有趣。
　　 洞中造像突出了佛教尊位,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的造像有明显的等级。释迦牟尼像居中,高大,配置有佛、菩萨、弟子、罗汉诸像多尊;孔子、老子像位于释迦牟尼像两侧,矮小,无侍者和其他配置。如此的列位,说明至少当时三教之中佛教比较盛行,占主导地位。凿洞刻像的发起者,既有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思想意识,又传达了佛教文化、思想意识在其主事的情况,耐人寻味。由此可见,大般若洞系以佛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造像窟。
　　 儒、释、道三教并重出现于唐代,而融合至成熟则突出表现在宋代。这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官僚阶层及学士的大力倡导,另一方面宗教内部也顺应发张的要求改革而倡导三教互融、平等。可以推断,在此条件下,安岳大般若洞的“三教合一”刻像便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大背景下所逐渐融合起来的。
　　 四、结语
　　 大足石刻和安岳石刻都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脉络。当佛教传入,必须与儒家、道家、礼教、道教融合,又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是其内涵得以充足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国儒、释、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转化的状态,是宗教之间相互转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比具体的某一种宗教形态的造像更具有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发展的必然与相互碰撞、对立、包容、整合的过程,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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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霞(1986.10―)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论专业09级研究生美术学方向,甘肃省金塔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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