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礼”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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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早在西周时期礼文化已经走向成熟，装饰也受到了礼乐文化的影响而具有礼化的倾向。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文化的传承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断层，可能会因风俗宗教等因素而发生转变，出现礼的意识减弱而审美性增强等其他现象，因而现代的装饰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礼”的装饰，是社会行为社会文化的装饰，可以是装饰纹样的限定，是等级制度的划分，也可以是造物的规范和对人行为的规范等。被礼文化所规范的装饰形式和装饰行为，表明了装饰它所具备的文化性即艺术性是建立在礼乐文化之上的，当社会文化规范了装饰形式与装饰行为，那么装饰就具备了社会意义。
　　〔关键词〕装饰；礼；文化性
　　中国的传统装饰通常多以吉祥图案为主要内容，中国的传统装饰通常多以吉祥图案为主要内容，且具有神力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与礼器的功能上有相似性，“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的，“礼治”它属于抽象的概念，它包含的宗教，信仰，政治等多方面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装饰的特点和规范。同时 “礼治”是奴隶主贵族们对等级制度的一种美称，是被装饰化的社会制度的规范，《礼记·礼运》中提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也就是说礼的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有相应的装饰实体展现出来，礼器，服饰，玉等大多都是礼的装饰。《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章》：“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繆，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虛。”其中说道乐有声音缀兆文饰而宣其豫，不能乐，于礼亦太质素。可见礼不仅只是针对人也对物。《周礼·考工记》提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在所列到的数字上来看，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宽九条车轨，朝廷宫室市场占地一百亩，在建造都城都已有严格的尺度，造物是在符合礼的需要。因此，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造物要符合其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就是“礼”。“君子无物不在礼”于君子（人）而言是道德行为的规范，于物而言合礼所需。也正是由于礼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事神，及对身份地位，造物的种种限定。
　　一、事神的装饰
　　从礼的字源来看，甲骨文，即“豊”，其造型为器皿中装王王。《说文》中说道：“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正如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说：“像盛玉以奉神祗之器，引申之奉神祗之酒醴谓之醴，奉神祗之事谓之礼。”从历史发生角度来看，礼源于宗教祭祀，礼由原始巫术活动演化而来，在这些祭祀活动中礼器作为通神的中介，礼器的宗教装饰性通过礼表现出来。这些礼器，有自然之物如树木，石头，动物，也包含器物如玉，青铜器。张光直也曾说商周青铜上的纹样是女巫男觋通天的工具。这也就表明了装饰性它依附于“礼”之上。
　　以商周的装饰纹样为例，商代的青铜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单层装饰，纹饰多平雕，主要纹样为兽面纹和夔文，它们是想象中的神物，一般对称出现，构图严谨。兽面纹多位于器物的中线处和转角等主要部位，作为主纹再配以其他纹饰，纹饰布满器身。一件器物上可多达十几种纹饰，精美繁縟。兽面纹的形象比较具体，有的还具有写实感，而且已经形成程式化，具有固定的骨架形式。周代纹饰多以窃曲纹出现，神秘色彩淡化，纹饰向自由活泼、抒发感情的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宗教原始感情、观念和理想。”
　　总之在纹样的装饰意义上，除了纹样造型之外还应结合时代的文化背景。商代青铜祭祀为主，使用抽象化象征化的牛羊猪等祭祀物的形象来表现，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对称格式所产生的庄严肃穆之感衬托出了此时代神秘威严的社会文化。而进入周代艺术风格开始转变进入了秩序感，韵律感，此时以宗教为基础的“礼治”开始形成，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与周代的礼治要求产生了间接关系。
　　二、等级的装饰
　　《礼记·礼器》说：“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国君从东阶走到西阶用牺尊、象尊酌酒。这段话表明西周之际，礼仪制度已经完备，各等贵族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大小、纹饰以及摆放、组合等形式已有严格的规定，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着不同的等级使用不同的器物。
　　“天子接待诸侯之礼用九鼎、八簋、六簠、十六豆、十六壶……士礼所使的礼器组合为三鼎、二簋、二豆、二笾、二壶 （或两瓿）等。”
　　祭祀和宴饮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成为森严等级的象征，不同阶级的礼器组合出现了明确的条文法律。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列鼎”制度，即若干件“铜鼎的形状、 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杜乃松认为“至少西周中期已有了反映礼制的列鼎制度。”除了鼎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器物也有明确的使用规范。
　　例如编钟，郑司农云：“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县。”上层贵族专属的乐器，是等级伦理的代表之一，根据所处的地位不同悬挂方式也千差万别，天子悬挂四面，诸侯三面，大夫选两面士悬一面。
　　如玉，《考工记·冬官》：“镇圭尺有二存，天子守之。命归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六你，谓之躬圭，伯守之。”所谓命圭，是天子所命之圭，各级官员朝见时所使用，表示身份等级。
　　这里的装饰它依附于周代的宗法制等系列制度上进行的，是贵族对于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美化而形成的具有礼治意义的装饰。可得知道，中国古代造物其裝饰，功能等背后必定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器物也就不单单只是个物了。
　　三、尺度的装饰
　　王琴将伦理化器物的礼制规范划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礼治下器物制作的规范，第二是对使用者的行为规范，第三是对使用者地位的约束。本段从礼治下器物制作的尺度来表述礼治下的装饰。
　　孔子感叹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没有棱角，如果给他加有棱角，那么觚就不成为觚，其制作规范就有所偏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司马迁在这把礼的等级秩序类比成器物的形态，因此礼在造物的尺度上就有所体现。
　　为了明确“礼”在社会中的实践，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如《明会典》规定：“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中堂七间，后堂七间。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
　　由上面的例子来看，几乎所有的造物背后都有礼的规范。这种尺度的装饰，可以为人的尺度也可以为物的尺度，它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秩序和人的社会道德，但是从造物的角度来看，这种种严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工匠们的思维和灵感，扼杀了他们创作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四、总结
　　本文将礼作为一种装饰展现，装饰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装饰的内涵或本质不是自由，而是在礼乐文化的制约下的装饰。装饰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装饰礼化的特点，一旦装饰与社会脱节，其艺术性也会显得浅薄。青铜礼器的装饰纹样他是与器物是不可分割的，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但它会社会文化，世俗观念的改变会逐渐脱离宗教化，审美化加强，装饰的艺术性，表现了其文化性。
　　（责任编辑：牧鑫）
　　参考文献：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页。
　　[2]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3]李泽厚：《美的历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4]郭宝钧：《山彪镇和琉璃阁》[M]，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5]王琴：《中国器物：传统伦理及礼治的投影》[J]，艺术百家，2007年（5）：第146到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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