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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本主义与以人为本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向军

  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当时的智者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讲过一句千古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在哲学上虽然具有相对主义的特点,但它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对人自身给予了肯定。这在当时宗教和神统治的世界里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经历了长期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人本主义思想在14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实现了“人的发现”。一批人文主义者,既有文学家也有艺术家,如我们所熟悉的但丁、彼得拉克、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等等,通过不同艺术形式,对人的伟大和人的价值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在他们看来,人不再是匍匐在上帝之下的可怜的被造物,而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世间最可宝贵的生灵。他们以饱含热情的语言对人从身体到精神进行了赞美。艺术家阿尔伯蒂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却不同于其他部分,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他的杰作被人欣赏。这些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人的价值包括尊严、才能和自由。他们反对封建王权对个人人性的扼杀,大声疾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针对中世纪神本主义而提出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以神为中心,扼杀人的本性,把人从现实生活中引向来世的幻想;而人文主义学者们从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出发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他们宣扬人应当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这就使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社会意义的神本主义意识从此开始被颠覆。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在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人本主义自那之后就成为西方文明中闪光的一部分。
  然而,真正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的是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彻底的命题,与中世纪“我是我所是”的上帝存在的基础命题根本对立。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天赋人权”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抨击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启蒙思想家则把批判的目标从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转向封建等级政治制度,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西方古典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来,18世纪的德国康德通过他的先验自我的哲学,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然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人为自然界立法”。在康德哲学中,人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关心的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在《判断力的批判》中,康德说明人的希望表现创造性,并最后寄托于合目的性。而这个最后的目的正是人自己。他说:“没有人,全部的创造将只是一片荒蛮、毫无用处、没有终结的目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以人学批判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以人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费尔巴哈将他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这个“人本学”的对象是自然界,前提是自然的第一性的,而要揭开无限的自然的深奥秘密,哲学必须首先研究人,以人为出发点,这种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就是人本学。在他看来,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本质;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创造者。费尔巴哈认为,神学的秘密在于人本学,上帝即是人的本质。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绝对本质,而当人的类意识中完善的、神圣的本质被对象化为一个实体时,这个实体就是上帝。
  如果把人本主义理解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人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一种“未完成的人本学”。但是,马克思并未专门对人本主义思想作阐述,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渗透于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中。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解放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在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可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的世界观,因而为人本主义的理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自由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即有着各种需要的个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与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主义关注人,但是却把这个人理解为现实存在的人,从而避免了人本主义容易犯的抽象人性论的错误。正是因为把人看作是现实存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改造才能够实现;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象人本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且把人看作在社会关系之网中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
  人本主义在当代表现为一种“主体性”哲学思潮。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他们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叔本华继承了康德主体性思想,认为“主体就是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客体的一贯的、经常性的前提条件,凡是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对于主体的存在。”尼采则认为, “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是存在主义,其中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这种哲学声称关注个人的存在,主张“人就是自由”、“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人本主义哲学在当代之所以兴起,是与人们对工业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生态,以及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的本质及其异化、人的崇高地位与神圣性、人的自由、人间的平等以及人类的安全受到的威胁分不开。阿道尔诺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因此,当代人本主义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过程中,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们认为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人也具有丰富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欲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意义。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人本主义是一种影响人类行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人类的生存当作终极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尽管历史上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历史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尽一样,但在肯定和认可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上却存在着极大的一致,而且这一思想也成为西方社会和政治文明中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人本主义思想,我们不应当象过去那样唯恐与之划不清界限,而且应当充分吸收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部分,以及对我们的理解和改造社会现实有借鉴和启示的部分。只要现实中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仍然遭受到忽视,只要神本主义、物本主义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那么人本主义思想就不应当为我们所轻视。我们今天作为发展观的核心的“以人为本”,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物本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市场化发展所导致的人对物的依赖即人的异化;政治发展不足造成的个体或群体在人格和精神上的压抑和扭曲),但同时也具有反对“神本主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独断、官本位等弊端)的价值,这也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当然,不应当把我们讲的以人为本与西方历史上的人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因为很显然,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无论是在哲学基础上,还是在提出的方式上和现实意义上,与西方人本主义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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