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的广东反偷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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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 建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广东曾一度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偷渡去香港风潮。在1978年、1979年，偷渡外逃达到了高潮，情况十分严重。偷渡牵涉面广，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性偷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了边防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偷渡潮，1979年，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一场反偷渡专项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偷渡现象。
偷渡逃港的风潮
“逃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万多人。其中，较为严重的年份有：1962年，共发生11.7万多人，逃出3.9万多人；1978年，共发生7.9万多人，逃出1.8万多人；1979年上半年，情况最为严重，仅1至5月份，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发生数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年份1962年。
当时，偷渡已成为一种风气，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涌向与香港接壤的边境地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跋山涉水，或爬上出境火车，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偷渡案件。
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地区，许多船只被用来运送偷渡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偷、抢船只的情况，有些基层干部对偷渡行为不闻不问，撒手不管，甚至带头“逃港”。全省偷渡人数最多的几个地方有：惠阳（当时包括深圳市）、汕头地区、广州市。在广州市区，当时有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每天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鞭炮声，仔细一打听，原来是广州市民每当自己家庭里有人“逃港”成功时，都要放鞭炮祝贺一番。1979年5月6、7日两天，深圳市2万多群众听信谣传，误认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入边境前沿，强冲边防，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后，才平息下来。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收容的偷渡人员拥挤不堪，由于生活设施无法适应，造成卫生条件极差。
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大量偷渡外逃，致使土地丢荒，人心浮动，生产无人搞，干部无人当。1979年深圳市边境就有110多个生产队春耕没有播种，土地没有翻耕，到处一片荒芜，有的生产队只好出钱请人代耕代种。惠阳县澳头公社有个渔业大队，共560多人，几个月时间就偷渡了112人，大队党支部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全大队共23艘渔船，被抢走21艘，只剩下2艘破船，结果无法出海捕鱼，群众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海丰县香洲渔业公社，被偷去48艘渔船，加上网具，损失150多万元，使1200多个劳动力失去生产工具，而他们肩负着养活6000多人口的责任，当时全公社人心惶惶，都想“逃港”寻找生活出路。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去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客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1979年5月6日，为了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港英当局就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两艘，增调部队1000多人和警察400多名。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多人，气氛十分紧张。鉴于内地群众越来越多地偷渡来港，港英当局从1979年起，对偷渡来港人员，一反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客3.3万多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1000多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传媒也大量报道了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一些反动报刊，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香港的电台和电视台有一段时间还每天将搜捕、遣送偷渡客情况播放，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1979年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代表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偷逃潮出现的原因
70年代末，广东出现的偷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据分析，主要是：
（一）各地干部对反偷渡外逃的思想认识不一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国的形势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广东全省上下也在努力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狠抓经济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但当时也有一些干部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思想认识存在着偏差，把“解放思想”误认为“自由思想”，没有从广东毗邻港澳这个基本特点来考虑问题，在反偷渡斗争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人认为“现在反偷渡没有什么意义了”，提倡“边防开放，自由往来，可以为国家多赚取外汇”等等；有的人则认为，“广东人口多，生活困难，跑掉一部分人没有关系”。因此，对偷渡现象不敢抓，不敢管。有的基层干部在思想上同情，在行动上支持，甚至带头组织偷渡，致使广东的偷渡现象愈演愈烈。
（二）广东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生产搞不上去，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尤其是沿海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出海捕鱼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大陆的海船与经常停泊在内地渔港的台湾、香港的流动渔船形成鲜明的对比，群众说是“天地之差”，台湾、香港的渔船是“船大、机大、网具新”，而内地的渔船是“船破、机旧、缺网具”。广东沿海一些渔业社队已无法正常生产，有的已到濒临破产的境地。据当时对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公社的调查显示，因渔业、盐业连年减产，群众收入很低，1978年，港口公社人均每月只有3元5角钱。由于社队没有积累，无法添置和维修渔船、网具，大批劳动力无法安排，造成许多人不安心，思想比较混乱，都想到香港谋出路。宝安县盐田公社有2个渔业大队，渔船年久失修，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和替香港流动渔民织鱼网为生。
（三）受港澳影响。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悬殊，诱惑力很大。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进出境的旅客大增，随着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旅游事业的发展，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同时，他们也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邻近港澳地区的群众每天都可以收看、收听到香港的电视和广播，还可以读到香港的报纸、刊物。这些都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群众造成很大影响。当时，在广东群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南风窗”也是由此而来。在一些地方，有海外关系的群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致使部分青少年向往港澳而不惜冒险偷渡外逃。在边防地区，这种诱惑力更大，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四）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搞封建迷信活动，煽动群众偷渡外逃。在广东一些偷渡现象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名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香港一些引渡集团也趁机派船进入广东沿海，搭载偷渡客去香港。在广东一些偷渡情况严重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也十分猖獗，“占卦问卜”，“请仙姑”流传很广，受蒙骗群众通过这些迷信活动，问卜“逃港”日期、路线和前途，一些青少年因而上当偷渡外逃。
（五）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在贯彻执行中宣传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区别对待，客观上也助长了偷渡外逃。广东在1978年下半年落实侨务政策，开始实行侨汇物资供应，该措施不管是否偷渡人员，一律按汇款额发给侨汇物资供应证。一旦偷渡出去，10天半个月汇款回来，家属便可享受侨汇物资供应。因此，群众普遍觉得“要生活过得好，只有去偷渡”。在接受华侨、港澳同胞赠送物资上，一些基层干部盲目崇拜思想严重，对偷渡出去的人员，只要赠送东西回来就一律欢迎。深圳市盐田公社盐田大队有个外号“独眼龙”的偷渡人员，1974年“逃港”后发了横财，当了资本家，1978年因给家乡赠送了汽车和其他物资，大队便请他回来探亲，大队干部迎送请客，前呼后拥。过去是偷渡可耻，现在是偷渡光荣，造成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促使一些人偷渡外逃。
以上种种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内地的工作没有做好。解放30年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济搞不上去，内地的生产、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港澳地区。不少地方群众生活仍相当困难，人心不稳，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信心。因此，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的问题。
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
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反偷渡的各项具体措施。国务院、中央军委也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6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规定一切人员出境，都必须经过批准，按指定的口岸凭证出境。进入边境地区，必须持有效证件。对偷渡外逃者，要按照政策收容、教育、遣送，屡教不改者，要严肃处理，对干部偷渡外逃者，要从严处理。对反偷渡外逃有功者，给予奖励，等等。为了迅速遏制住偷渡现象，广东各地多管齐下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反对偷渡的宣传教育。广东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城乡、厂矿、机关、企业、学校，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批判各种煽动偷渡的奇谈怪论，刹住偷渡风。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大张旗鼓地向干部、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教育群众认清偷渡外逃对国家、对集体、对人民的危害性，提高思想觉悟，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二）各级党组织下最大决心，坚决刹住偷渡外逃风。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全党齐抓共管。并从各级党、政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帮助偷渡外逃严重的社队，迅速刹住偷渡风。同时，把制止偷渡外逃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结合起来，调整、充实、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由于偷渡外逃造成群众生产、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地方，切实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以稳定群众的情绪。
（三）组织民兵、动员群众，开展堵截工作。深圳、珠海边境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对边防区的民兵哨所，进行整顿、调整、充实。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适当增设了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同时组织了几次的搜山、清查的统一行动，使大多数偷渡客不能进入边防地区，以减轻边防地区的压力。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则集中一批船艇加强海上巡逻，严格检查来往可疑船只，坚决堵截偷渡船。在广州市和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严格执行凭证购买车、船票和验票上车、船的制度，做好堵截工作。
（四）认真执行处理偷渡外逃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对内外勾结的引渡犯，对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对行凶殴打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战士、强冲边防的偷渡客，以及对民兵执勤人员的家属进行报复的分子，严肃处理，坚决打击，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处。对多次偷渡外逃，屡教不改分子，实行强制劳动教养。对一般偷渡人员则进行收容教育。
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召开的反偷渡紧急会议和紧接着广东省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后，全省开展了一场反偷渡的专项斗争。多项反偷渡措施的落实和对一批长期从事偷渡活动、影响较大的组织者的依法惩处，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开始逐月减少。到1979年10月份，港英政府对偷渡客也实行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10月28日，港英当局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极大震动。11月份偷渡人数显著下降。每月只有近百人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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