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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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工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项经验性的、实践性的工作。档案工作者就是要把过去形成的、现在正在形成的各种档案管理好、利用好。档案工作发展到今天，档案的产生主体、利用群体、工作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终极目标是为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档案服务。要满足如此强大的社会化的档案服务需求，档案部门就不能按照自身的认识、理解、思维甚至是想象，去收集、整理、保管档案和提供档案服务，而必须以利用者的需要为导向、以利用者的满意为目标、以利用者的便利为原则，重新审视档案管理的全过程。面对新的工作形势与目标，档案工作者需要以新的视角认识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也需要重新定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化、档案数字化正日益改变着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原有的、适合手工管理的传统档案业务环节必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档案信息网络化建设相适应的、与信息采集、传递与利用有关的环节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鉴定、著录标引、检索、电子文件的保管等。例如，在网络环境下，针对某一个或若干个机构的电子文件，从电子文件的生成开始，到电子文件的运转处理，到一部分电子文件转化成为电子档案，到电子档案的管理与提供利用，以及对电子档案进行迁移或销毁，档案工作者都能通过网络对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相应的控制与有效管理，实现档案工作模式的变革，从档案实体管理员向档案信息管理员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对档案的基本认识是，所谓“档案”即是“国家档案”、“党政档案”，党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档案不被认可、不受重视，普通民众更是难以步入档案馆的大门。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把这一现象称为“档案空缺”。随着公众对档案的认识，以及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的增强，这种观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曾经讲到：档案资源体系应该覆盖所有被档案记载过的人，否则，有的人在档案资源中就是空白，当他需要利用有关他的档案时，档案工作者就无法满足他的需要；档案利用体系应该方便所有想利用档案的人，否则，即使档案资源中有他想利用的档案，他的利用愿望也会落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也曾提出，档案馆应该基于“社会档案观”实行“亲民”战略。在“社会档案观”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档案部门逐渐将档案工作的重心从高层、宏观转向基层、微观，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科技、文化、生活领域，从党政机关转向企事业单位、社区、农村和家庭，从服务党和国家转向服务社会和老百姓。随着深圳市档案馆首家现行文件档案资料服务中心的建立，以及公众对上海浦东新区档案馆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的认可，档案部门掀起了创新服务机制、完善服务制度的工作热潮。社会化服务已不仅仅局限于档案的收集保管、查阅利用基本功能，还有政务信息查询、人文历史和现代文明展示、社会教育、学术交流等社会功能。因此，对过去由传统的公务活动和技术资料转化而来的档案的收、管、存、用，和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和方法，与不断扩大的社会化服务范围，及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永远是我们档案工作的终级目标不相协调。这就给档案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导人知识管理思想，在服务的手段、资源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和拓展，满足档案的社会化服务要求，实现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新定位，这是十分必要的。
　　档案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用现实的态度去认识、用发展的新视角去看待，就会发现档案中有知识，档案中见精神，档案中出内涵，档案中显伟大。作为坐拥丰富档案信息资源库的档案工作者，作为知识经济大潮中的社会知识工作者，既是提供信息的引领者，也是利用信息的受益者；既是档案信息管理员，也是知识管理者。即档案工作者要用社会化的档案服务来统领传统的和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提供概念化、知识型的档案信息与服务，成为经济大潮中的社会知识工作者。这就意味着对传统档案服务的发展与提升，意味着在做好被动服务的同时要大力加强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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