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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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国有企业构建董事会，国资委通过控制董事会来间接地控制资产，有助于国资委形成以控制董事会为主的管人、以行使出资人权利为核心的管事和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的管资产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更好地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视角，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研究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效率问题，为关心该领域问题的人士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依据。
关键词：董事会权力配置;董事会治理效率;企业成长
本文为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内涵提升全员行动计划”科学研究项目：“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内生动因研究”（编号：2017nhrwc0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月20日
董事会效率决定了一个公司的竞争地位;实践表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成为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Cadbury（1992）指出董事会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能力。当董事会治理无效时便会造成公司治理危机，这就导致公司运营的风险。然而通过近些年对我国企业公司治理实践的观察发现，董事会建设仍然问题颇多。董事会监管失效、结构设置不合理、决策准确性和抗风险能力差、独立运行受限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严重影响董事会建设的质量，更影响了公司的经营绩效甚至是可持续发展。董事会作为国有企业的决策和监控中心，通过其合理的董事会结构以及高效率的运作，有助于规避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培育国有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国有企业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核心，其权力配置如何更好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及可持续成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企业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权变理论构成了董事会治理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针对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权力结构及董事会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以下将对以往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较为关注董事会规模、成员组成、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等方面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及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在董事会规模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对治理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产生于董事会规模过大会引起决策效率降低，Lipton and Lorsch（1992）、Jensen（1993）、Yermack（1996）、Gertner and Kaplan（1996）、Parkinson（1998）、Eisenberg（1997）、Signh & Davidson（2003）认为当董事会超过一定规模后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他们基于不同研究样本给出了不同的“规模拐点”。大多数学者认可这一观点，但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研究结论，Ocasio（1994）认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董事会内部制衡与约束机制的形成，进而加强董事会治理的平稳性。在董事会成员组成方面，外部董事也在董事会治理中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正如Mace（1971）、Fama（1980）、Fama & Jensen（1983）的研究发现，认为外部董事在董事会治理的决策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在董事会权力结构方面，Tricker（1994）认为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决定着董事会治理的权力制衡，进而对企业绩效有影响。而Jesen（1993）、Berg & Smith（1999）、Rechner & Dalton（2002）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企业绩效。董事会持股方面，Hermalin & Weisbach（1991）、Morck、Shliefer and Vishny（1998）、Myeong-Hyeon（1998）發现当董事持股比例保持在某一合适水平时，公司的绩效水平也相应较高。在董事会治理机制方面，British Director Association（英国董事协会）通过对经理人、董事、专家、机构等的调研问卷和访谈调查，拟订了董事会治理的参考标准，规范了董事会的责任和义务、董事会任务和效率及对董事的规范性要求，为董事会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操作规范，这对国有企业董事规范化运行提供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国有企业改制及其治理效率的研究，企业要按照一切生命有机体生存与成长的新城代谢规律，走不断改革发展之路，善于变化与创新，赛思·戈丁（2003）“唯有善于进化者才能更好地活下去，一旦企业学会了进化，那么它与竞争对手相比，就多了一个选择，他会变得更具盈利能力，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所以改革要一直进行。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2006）以及郝大明（2006）等关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李维安（2009）混改作为一种改革措施，会促使国有企业转型长期处于“行政型”与“市场型”并存的混合状态。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2007），林毅夫、李志赟（2004）研究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认为本质是将行政型权力与市场型权力两种不同的权力配置进内部;同样，“完全去行政化”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政治寻租”、“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制约董事会职能发挥，但我们也应当清楚认识，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没有完善资本市场等强有力的外部治理环境约束，行政治理会在某些国有企业中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国内学者也对国外的治理模式进行研究，李志祥等（2007）对法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及其成效的研究;张占魁、王熙、刘绒骄（2007）对新加坡淡马锡治理控股公司董事会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对坚定国有企业改制、正确界定国资委与董事会的关系以及规范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评价 我国国有企业除市场机制对公司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外，政府行政力量通过多渠道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也发挥着多种影响。先前董事会结构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代理成本和治理效率问题，结合制度理论探究董事会结构对公司治理行为合法性的研究缺乏。先前研究指出在国家治理机制薄弱的制度背景下，大公司的政治活动社会认可度下降，进而企业合法性缺失。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关注独立董事、股权结构等对于企业治理效果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争论和冲突突出。但是还没有研究考察国有企业在多元治理逻辑下，其董事会权力结构和组成结构如何影响董事会合法性获取和可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董事会行为和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代理成本理论，从经济学视角，探讨董事会治理、董事会决策方式等董事会行为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基于制度多元性逻辑和合法性视角，研究董事会合法性对国有企业成长机理的文献缺乏。考虑到国有企业受到多元治理逻辑（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影响，要回答中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和可持续成长问题，就必须考察国企治理多元性、董事会结构对于国企董事会行为合法性及可持续成长影响。正如制度学派所提出的，研究组织现象不能仅从组织内部去解释，还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去解释。但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现有的相关理论还没来得及从董事会权力配置角度探讨与国有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系这一科学问题。因此，探究董事会权力配置对可持续成长的影响，研究结论将有助于回答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对可持续成长的影响机理。
三、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现状综述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及发展沿革下，我国国有企业的使命和功能、产业布局及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或公共产业。国外对于一般产权性质的企业董事治理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较少。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是从一般公司的董事会治理演变而来，一般公司的董事会治理对于国有企业董事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一般企业的董事会治理研究对于国有企业董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的改革历程，为提高国有资产的活力和利用效率，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改革，并明确了建立以董事会规范运作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开始仅注重治理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公司治理的共性规则，如形成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的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等，而忽略了作为公司治理和董事会运作基础的市场的作用。因而遇到很多困惑和难题。国务院国资委推进的以规范董事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建设和运作效率的提高。董事会的票决制改变了传统的“一把手”负责制，决策质量提高，企业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治理的观念和理念开始被接受，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且董事会制度的完善和推广也促进了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改革。
就我国现状来说，国有企业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部门的约束与监管，对高管任免、资产配置、预算制定等重要决策需得到这些部门认可。就組织关系而言，在党管干部前提下，党委与高管一般都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纪律监察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升国有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就从属行业而言，国有企业还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证监会等机构的监管。因此，这些具有行政属性的权力必然出现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框架中，特别是在重大决策时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决定了董事会内部行政型权力与经济型权力并存的状况。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改革的必要性。
四、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配置改革新途径
总体来说，要提升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效率，规范国资委与国有企业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国资委应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不能错位或者越位，国有企业董事会受国资委委托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董事会职责。另外，也要建立参与型的董事会治理文化，强化董事会的团队意识、决策意识以及与经理层的协作与沟通。除上述之外，强化董事责任与责任保险制度、完善董事会结构建设、规范董事会运作、完善领导权结构建设以及建立与健全董事会决策信息获取制度等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的建设对于提升董事会治理效率也至关重要。
在双重权力并存的董事会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关键，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尊重市场规律，依法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在中国国有企业从传统“行政型”治理向政府主导的“市场型”治理转型这一条鲜明主线下，从董事会权力配置视角提升董事会治理效率，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国有企业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董事会，是一项高度政治敏锐性、体制复杂性、管理疑难性和实施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些也需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完善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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