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碳排放与低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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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和环境发展不协调，需要利用低碳政策来促进节能减排。基于外部性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对低碳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低碳政策绩效现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低碳政策的作用提出建议，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使用激励型和规制型政策工具，根据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对低碳政策进行适时调整，进而实现节能减排。
关键词：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碳排放;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145-02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保障，其使用量也大幅增加，由此导致了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绿色发展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降低能源使用量并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
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价格直接反映了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并对资源的需求量和使用量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能源使用的收益外部化问题，导致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能源价格没有得到真实合理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能源的过度消费和使用效率低下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财税政策工具来实现节能减排、低碳转型。
技术进步存在多种类型：在外生技术进步下，可再生能源被不断开发利用，通过其替代作用可以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量;在有偏技术进步下，劳动、资本和能源等要素生产率均发生改变，由于不同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料率，利用人力劳动和投资替代作用实现能源使用量减少。生产要素间的替代作用和能源自身消费结构优化为降低能源强度，进而减少碳排放提供了路径支持，但当技术进步导致能源互补品生产率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能源需求增加，环境压力更为严重，因此需要选取合理的低碳技术政策来促进减排。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由1978年的3 678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827 122亿元，三十九年间增长了224.88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投资作为重要推动力，促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能源消费量大大超过了基本经济发展需要。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已经相对解耦（杜祥琬、杨波等，2015），因此我国存在能源使用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
节能减排是现实所需，该问题涉及范围广泛，因此其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且意见纷呈。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强度[1～2];程叶青（2013）等研究了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如何导致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3];还有不少研究把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纳入影响碳排放的研究范围[4]。
以上研究从直接影响角度方面考虑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忽视了碳排放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会导致经济生产的要素投入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碳排放量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近期，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技术进步类型设定影响研究结论。申萌（2012）在中性技术进步前提设定下，实证技术进步导致碳排放增加[5];王班班（2014）基于有偏技术进步，表明能源节约型特征的技术进步基于要素替代效应可以降低碳排放[6]。
低碳行为具有外部性特质，政策工具对减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个方面，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合理高效的使用政策工具来实现节能減排目标。
二、低碳政策作用机理
政策工具按照政府干预程度高低可以分为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规制型政策工具。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选取的政策工具存在差异。
（一）基于外部性
我国开放且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已基本形成，然而由于能源收益外部化问题，导致能源价格被低估。因此，政府可以利用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依托市场机制，改变能源活动相关参与者的成本收益来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目标。企业和消费者是能源使用和碳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激励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政策工具将分别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实现低碳排放。
税收的收入效应通过以下机制产生作用：政府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增加税收，相关产品生产者的收入减少，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能力减弱，生产规模降低，相关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因此高耗能产品的生产数量降低。对产品征税同时会导致其价格提高，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减少，购买能力下降，进而会减少对所有产品的消费，对高能耗高排放产品的需求数量也会降低。
税收和财政支出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两者替代作用机制类似，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增加税收和对低能耗低排放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补贴都将产生预期的结果。以上两种政策行为均会增加高能耗企业的生产成本，其价格也相对提高，消费者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能购买同等产品的数量变少，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寻求低碳的商品进行替代，进而减少高能耗产品的购买数量;由于高能耗高排放产品税收增加，产品的预期收益发生改变，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受激励型政策影响，将会投放生产资源进行低碳产品的生产。在成本和消费者需求减少的双重压力下，促使企业改变产品的生产结构，调整不同产品的生产数量。
（二）基于技术进步
资本、劳动和能源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减少碳排放，但其作用机理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在市场环境下，低碳技术的实现需要资金投入，当低碳技术成本低于由此节约的能源使用成本，即在经济角度上变得有吸引力的前提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才有可能实现。
各生产要素间存在互补和替代两种相互关系，当替代弹性值大于1，两种要素是完全替代关系，替代弹性值小于1，则两种生产要素是互补关系。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要素间的替代关系会发生变化，但目前能源和资本劳动间是互补关系，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需要结合使用，当技术变革提高了能源互补品投入的生产率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能源需求反而增加，对环境有着负面影响。因此，技术变革也可以导致能源使用增加，技术变革对环境有利还是不利取决于需要的方向，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通过规制型政策工具，确认污染控制性技术变革的主导地位。
三、我国低碳政策评价
我国采用了积极的政策来促进低碳发展，主要目标是减少能源消耗，改善环境，同时实现经济稳步发展。但低碳政策涉及内容广泛，为得出更合理的低碳政策制定及实施建议，需要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目前的相关政策进行绩效分析。
根据低碳政策目标，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能源、经济和社会环境效率三个方面，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2014—2017年间的低碳政策综合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平均综合效率在我国各省分布不均，且大部分省份处于较低的状态，效率值低于0.7000。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政策针对性差，政策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尚未被全部有效利用，无法有效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间的矛盾，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四、对策建议
节能低碳行为的外部性肯定了政府利用政策工具进行调节的必要，然而在忽略要素替代的前提下，政策可能导致能源使用增加。因此，在遵循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和基础上，针对我国低碳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从完善税收征收体系和合理把控政策支持方向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在财政收入和支出相关方面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相关税种：碳税是对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征收的环境税种，开征碳税会增加企业负担;消费税具有调节消费结构，引导社会合理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因此，征税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兼顾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问题，在恰当时机引入碳税，将其社会冲击降到最小。加大低碳财政预算投入力度：对高能耗企业征税有利于节能减排，但会减少消费者收入，不利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和经济长远发展，因此充足的财政资金投入是保证低碳工作顺利实施的最直接有效手段，我国未来还应逐步增加相关财政资金的投入量，按区域不同进行差异化管理，稳步提高各级政府低碳投资占预算内投资的比重。
加强低碳工作的统筹规划：破解“低碳节能降耗”难题，保证政策的高效實施，需要我们从市场和要素层面做深层思索：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有益于各生产要素价格真实体现，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同时利用价格效应倒逼企业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要素间的不同替代关系会影响政策作用，需要加深技术进步在要素替代方面的理论研究。因此，政府根据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对低碳政策进行适时调整，实现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 孙欣，张可蒙.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14，（2）：61-67.
[2] 李健，周慧.中国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7-13.
[3] 程叶青，王哲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J].地理学报，2013，（10）：1418-1431.
[4] 郭沛，杨军.中国工业行业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问题，2015，（8）：76-85.
[5] 申萌，李凯杰，曲如晓.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2，（7）：83-100.
[6] 王班班，齐绍洲.有偏技术进步、要素替代与中国工业能源强度[J].经济研究，2014，（2）：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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