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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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2008～2017年全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关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活垃圾产量的关系，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规模、居民消费水平、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五项因素对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按省份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的地区间，各种因素作用效果不同;城市规模扩大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是促使垃圾产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GDP增长、人均消费上升则必然导致生活垃圾产量上升。
　　关键词：生活垃圾;经济发展;面板数据;地区差异
　　0 引言
　　2008～2017年的10年间，我国经济以7%以上的平均增速迅猛发展，而全国的年生活垃圾清运量从15437.7万吨增长至21520.9万吨，在人口只增长了4.7%的水平下增长了39.4%。我国的600多个大中城市已有2/3被“垃圾环带”包围，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困局。大量生活垃圾恶化了城市人居环境，限制了城市可持續发展，成为巨大的环境隐患。探究生活垃圾增长背后的原因对控制垃圾产生量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增长作为一类重要的因素，对生活垃圾产生量到底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对不同区域来说，经济增长对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定量研究尚比较缺乏。现有多数研究基于某地区数据，而较少有对全国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份近10年（2008～2017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及经济发展相关的面板数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通过研究生活垃圾产量背后的经济原因，探索生活垃圾增长的本质原因，从而为垃圾源头减量化提供思路，为生活污染治理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
　　本文关心的被解释变量即为生活垃圾产量，以生活垃圾清运量作为衡量指标基本可以反映城市实际的生活垃圾产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到对全国各省份都有较大影响的因素，选取了5个影响最重要、最典型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代表经济发展规模、居民消费水平、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和人口规模。相应衡量指标和选择原因如下：
　　（1）经济发展规模：以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GDP对生活垃圾产量有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习惯改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产业结构改变、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研究表明，GDP是影响生活垃圾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2]。
　　（2）居民消费水平：以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衡量。居民消费支出对生活垃圾产量有重要影响[3]，消费量、消费结构、消费品的质量可能对生活垃圾产量有不同的影响。
　　（3）城市规模：以城市建成区面积衡量。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是影响生活垃圾产量的最重要因素[1]，城市规模扩大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垃圾清运面积，也会产生更多的建筑垃圾。
　　（4）城镇化水平：以城镇化率衡量。人口聚集对生活污染水平影响显著[4]，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向城市中聚集，可能导致更多的垃圾清运量。
　　（5）人口规模：以总人口衡量。人口规模扩大导致生活垃圾产量上升是易于理解的，有研究表明了二者的显著正相关关系[5]。
　　2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2.1 面板模型构建
　　2.2 对全国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本文考虑了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模型。影响生活垃圾清运量的因素，除了控制变量外，必然存在一些与地区特征有关的变量，如社会习俗、城市气候、地形地貌等基本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理论上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使用Stata15.0软件，F检验和LM检验显示个体效应和随机效应显著，由于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不能直接使用Hausman检验。使用稳健Hausman检验和Mundlak检验进一步分析，都支持固定效应模型。
　　以上的分析以及检验结果均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比较不同模型回归结果的差异，在此也给出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稳健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作为参考，如表2所示。
　　2.3 分省逐步回归
　　为了得到较为真实可靠的结果，使用逐步回归方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经济发展规模、居民消费水平、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几项重要变量，通过逐一验证，剔除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只保留有显著性影响的经济因素，最终得到最符合该省份实际情况的回归方程。
　　以江苏省的回归方程为例，GDP、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市建成区面积、城镇化率的影响均显著，各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情况如表3所示。在各项系数显著性水平5%的情况下，该方程的R2达到0.999，对现实情况实现了较好的拟合。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江苏省GDP每增加1%，生活垃圾增加1.347%，其增加速度快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江苏省的经济规模仅次于广东，经济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高，文教、娱乐等对生活垃圾产量贡献较少的消费上升，因此在控制其他因素时，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对生活垃圾产量没有正向影响。城市规模扩大提高是导致江苏省生活垃圾增加最重要原因。
　　对于其他省份，类似地寻找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表4展示了对每个省份生活垃圾产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及其影响方向，其中“+”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所展示的变量在F检验和t检验下都是显著的，大部分省份的回归方程都能较好地拟合真实情况，拟合优度多在0.9以上。内蒙、上海、青海三省市，未找出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说明其影响机制更为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研究结论
　　3.1 GDP对生活垃圾产量影响显著，对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地区的影响差异大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对全国的数据进行回归时，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分省回归显示多数省份中GDP的影响显著，但影响方式差异大。华北的河北、天津，华中的河南、湖北、湖南，为负向影响;而西北的甘肃、新疆为正向影响。 　　GDP的影响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有关。在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由制造业等推动，对生活垃圾产量的贡献不大，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提高、城建情况改善、垃圾回收利用率上升，因此GDP对生活垃圾产量有负向作用;而在第三产业贡献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依靠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推动，由此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使得GDP对生活垃圾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GDP增长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生活垃圾产生正向作用。
　　3.2 城市规模扩大是导致生活垃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全国与分省回归的结果都表明了城市规模的扩大的显著正向影响。就全国总体来看，控制其他变量时，城市建成区每扩大1%，生活垃圾清运量平均增加0.68%;就分省回归结果来看，生活垃圾产量受GDP正向影响的城市多集中于东部和西南部，而受GDP负向影响的城市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
　　城市规模扩大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人口向城市集中增大了生活垃圾清运面积，且城市扩建形成大量建筑垃圾，对生活垃圾产量有正向影响;城市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这对生活垃圾产量有负向影响。现实情况是两方面综合作用结果。东部较发达的地区，其城市建设水平已经较高，城建区扩大主要使清运面积扩大了;西部发展较晚的地区，正处于城市迅速扩张建设的进程中，主要是正向影响;对于安徽、陕西等中部地区来说，城市建设水平提高能扩大集中供暖面积减少灰渣排放、提高垃圾分类回收率、改进郊区基建，减少垃圾产生。
　　3.3 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可能使生活垃圾增长放缓
　　全国回归显示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生活垃圾產量的负向影响;分省回归显示，消费水平对生活垃圾产量为负向影响的省份有江苏、江西、河南、广西、甘肃，为正向影响的省份有天津、陕西、山西、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
　　消费水平的影响与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消费习惯有关。曾有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的研究，马迁利（2007）[6]发现，随收入提高居民对快消品和耐用品的需求都会上升，前者对生活垃圾产量的贡献大于后者。有研究指出[7]，厨余垃圾在我国生活垃圾中占比最大，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随居民消费水平上升，食物支出占比将逐渐下降。当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时，食物等消耗品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下降，文教、旅游、健康等方面的支出占比上升，因此，对于一些经济发达、收入高的地区，消费支出上升必然造成生活垃圾增长加速;而对于消费支出以消耗品为主的地区，消费支出上升将造成生活垃圾加速增长。
　　3.4 城镇化进程对生活垃圾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
　　全国回归中，城镇化率提高对生活垃圾产量有经济学和统计学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省回归表明，对于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地区来说，城镇化率提高的影响不同。城镇化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有负向影响;而对于正在加速城镇化的地区来说，如吉林、安徽、江西，城镇化率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生活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倒U型”，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中。针对这一问题，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避免城市规模盲目扩张，重视城市基础建设质量，城市垃圾的清运、回收、处理能力提升应与城镇化进程同步;（2）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避免依靠生活资源大量消耗带动的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意识，倡导减量节约的社会风气，从源头上进行生活垃圾减量化;（3）尝试采用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垃圾全面分类回收制度等，利用政策手段对生活垃圾排放进行规制，推动垃圾排放外部性成本的内部化;（4）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系统，采用经济手段促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参考文献：
　　[1]徐礼来，闫祯，崔胜辉.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以厦门市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13，33（04）：1180-1185.
　　[2]赵艳，葛新权，李晓非.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23）：91-94.
　　[3]毛克贞，孙菁靖，宋长健.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加剧了生活污染吗？[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04）：87-95.
　　[4]肖周燕.中国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影响差异[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03）：128-134.
　　[5]王婷，吕昭河.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04）：143-149.
　　[6]马迁利，李健，王璇.居民生活垃圾发生量持续增长的微观经济分析——一个时间机会成本的视角[J].消费经济，2007（04）：21-24.
　　[7]魏潇潇，王小铭，李蕾，刘璁，Nemanja Stanisavljevic，彭绪亚.1979～2016
　　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和处理时空特征[J].中国环境科学，2018， 38（10）：383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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