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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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中国两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1998年，政府首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抵制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为了抵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负面影响转变财政政策，从稳健转变为积极。多年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发展方式在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在长期，这将对经济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根据现行财政政策的内涵，有效性，制约因素，建议和理论研究成果，对现行财政政策进行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积极财政;财务政策风险;新常态
　　 一、介绍
　　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最终演变成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宣布了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审慎到积极。早期，它确实为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9年3月以来，GDP增长率已连续四个季度保持连续上升趨势。到2010年3月，增长率已攀升至11.9%，超过了2011年保持8%的增长率和将GDP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的目标。但是，自2012年以来，GDP增长率开始下降，每年平均增长率不到8%。2012年，甚至在2015年和2016年还不到7%。在公众对中国经济信心低下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符的观念——新常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多年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基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时间内促进经济快速复苏。但是，这将给长期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例如产能过剩，政府债务比率增加和资源浪费。积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高速向高质量过渡的阶段。中国目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有把握好政策的内涵和发展方式，了解制约政策的因素，财政政策才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充分作用。
　　二、理论基础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广泛的争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政府的干预可以减少这种缺陷的后果，并且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可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中效果不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对市场的运作方式和企业家创新有真正的了解。
　　（二）新常态
　　“新常态”一词在2010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正式应用于经济，当时美国投资银行家穆罕默德·艾尔·埃里凡总结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萎靡和低增长。此后，“新常态”的概念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媒体使用的频率大大增加。
　　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论坛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和中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此后，新常态的中文版本正式提出，并迅速成为社会讨论中的热门词汇。
　　新常态的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个重叠时期”。所谓“三个重叠时期”，是指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化，结构调整和早期刺激政策调整的时期。正是由于“三个重叠时期”和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化，党中央作出了战略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
　　三、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和影响
　　（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近年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学术界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国债政策。从一开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实施内容就是通过发行额外的国债来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政支出和内部需求。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西方国家不同，尽管它们本质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中国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实施减税政策。相反，它加强了税收监管，并专注于优化支出结构。主要措施是通过发行更多债券以加强基础设施来增加政府投资。
　　（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1.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第一轮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出口需求减少，外国企业投资减少以及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并且当时货币政策的使用过于频繁。因此，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例如抵制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出口退税，鼓励投资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并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从1998年到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6.8%提高到25%。出口商品的增长率也在6.1%至31.7%之间。数据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
　　第二轮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受到影响，大幅减少。为应对这一危机，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4万亿一篮子计划，以刺激消费和投资。2009年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扩大内需。计划的4万亿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基础设施。在随后的两次政策变更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民生项目的资金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随着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2%，2010年GDP增长率达到10.3%，2011年9.3%，消费需求逐步增加。自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14%以上的增长速度。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显着增长。第二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
　　3.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
　　201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更好。例如，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及其他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和其他减税措施。减税规模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18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8.7%，保持较高的强度和较快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和重点领域的改革。 　　（三）限制因素
　　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注意。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根据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12年甚至高达69.6%。这种情况将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第二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较低。此外，政府财政的长期赤字将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数据显示，自1998年实施积极政策以来，到2012年的15年中，除2007年的财政盈余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财政赤字状态。
　　固定资产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递减的，而不是间接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者需求。这种生长方法不是最佳的。这种增长方式虽然积累了一些优质的国有资产，但也带来了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關的6600亿元债务，财政支出的扩大将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赤字风险，进而影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政府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制度变化的不可预测性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百分比增长不能驱动消费的重要原因。增加财政支出不能有效地推动消费。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投入。但是，目前我国筹集资金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难以满足未来公共财政支出的需求。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收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国内外贷款及其他自筹资金筹集资金。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收入和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方式已不能再满足需求，迫切需要创新和丰富政府融资方式。
　　四、结论
　　根据奥巴马的经济振兴计划，欧盟的联合应对战略以及俄罗斯的审慎财政政策等国外经验，总结了三种经验。
　　首先，我们应防止持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有必要在短期内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政策效果并不佳。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增加财政赤字的风险。
　　二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为了优化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增加民生支出，大幅度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从1998年到200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分依赖财政支出。为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取得更好的效果，优化收支平衡结构是关键。首先，我们必须将工作重点从支出转移到收入，我们必须重视减税和收费的优化，以保持持续的增长。从收入方面出发，我们将优化税收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改革以及税费改革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从支出的角度来看，进入新常态后的财政支出作用日益重要，实施应在财政风险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没有上限。还应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例如支持创新和科学技术发展，增加民生和教育支出，减少行政和其他杂项支出，以便善用金钱。要分配财政政策资源，我们需要专注于资金的使用，例如，在具有重大外部性的创新活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事业，以及影响人们福祉的社会事业等领域。
　　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新常态。一方面，政府支出增加刚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又控制了财政赤字的规模，以及如何利用有限的金融资本做更多的事情。这要求政府不能局限于传统的金融融资手段。我们应该创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从过去的政府转变为更依赖政府与私人资本合作的PPP模式。PPP模式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有限的政府资金来参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新常态下政府财政资源不足的困境，而且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货币市场监管，为实施财政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使短期政策与长期改革计划相结合，共同帮助经济发展。开辟政策执行路径，使政策能真正对受益人实施，减少闲置资金，避免预算安排不合理导致资金沉淀，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加强法治对财政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Jing Tang.Study of the Active Fiscal Policy under the New Normal[P].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EDMI 2019），2019.
　　[2]龙成学.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稳定的关联：由国债负担率生发[J].改革，2008（12）：60-66.
　　[3]郭建强.略论资金相对剩余、制度缺陷与财政政策效果的“挤出”[J].经济问题，2008（01）：24-26，34.
　　[4]温桂荣.2003年我国仍需保持财政政策的积极性[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65-67.
　　作者简介：
　　马子茵（1999-），女，汉族，河北保定人，本科，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研究方向：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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