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二孩”政策下劳动力供给格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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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引发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变动。人口是构成劳动力的基础，生育政策会对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劳动力供给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对我国近几年潜在劳动力及有效劳动力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及劳动力市场与生育政策调整的关系。总体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供给实际产生的作用十分有限，通常还具有不容忽视的延后性。研究该政策不应简单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还应从生育人群的角度出发，为社会人文和谐建设做贡献。
关键词：“全面二孩”;劳动力供给;人口;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9.2;C9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8-0005-04
世界环境资源的承受力有限，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不同的社会发展情况，所以国家的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巨大。政府会根据整个社会人口的结构变化制定并颁布相应的生育政策，由地方部门进行推广，自上而下地进行宏观上的把控。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布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此政策虽然缓解了当时的资源紧缺问题，但带来的弊端也渐露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整体转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和社会养老的负担剧增[1]。于是，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新的生育政策：若夫妻二人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便可要二胎。随后，2015年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取消了对夫妻独生子的限制，二胎政策由此全面放开。那么，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产生如何影响呢？
一、我国当前劳动力供给状况与未来的发展形势
劳动力供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大评定指标，可以比较直观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除此之外其影响因素还包括市场规制、劳动力工资、以及劳动力需求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把15—64岁定义为合法合理的劳动年龄，也是比较广义的定义方式。因此在理论上，定义劳动力人口时也普遍参考这一规范，本文所提及的劳动力人口也参考此定义。在对劳动力进行实际分析时，通常看重的是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一般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劳动力潜在供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普遍供给。顾名思义，劳动力潜在供给泛指符合劳动力人口的人群，其中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像在校大学生、军人、家务劳动者、研究生甚至流浪者等非经济活动人群，这些人实际上并未真正的加入劳动力市场。而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定义相较具体，主要是指未找到合适工作的待业者和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从业者。他们也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人口，真正的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会因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因素变化而受到影响。从宏观上看，有效劳动力是较为容易调节的人群。相比之下，潜在供给劳动力调节能力较为艰难、受劳动力市场影响较小，对其影响更多的是人口规律，譬如死亡、迁移、出生人口等。
（一）浅析近几年潜在劳动力变化
参考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可知，潜在劳动力人口规模在我国不容小觑（详见附表1）。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15—64岁劳动力人口已达到5.83亿人。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稳步上升，增幅在每年900万—1 400万人左右。到21世纪初，劳动力人口总数已达到8.64亿人口。2010年劳动力人口规模增加至9.8亿人，2015年增加至9.96亿人达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顶端。从2015年开始数据出现了逆转情况，2017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了100万人，2018年骤降至9.92亿人，减少了200万人[2]。尽管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总人口仍然较为可观，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2010年开始便不断下降。从2010至2016年期间，平均每年都大约下降0.33%，截至2016年，已从最高比重74.5%下降到了72.51%。据此，有相关说明预测，尽管至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可能仍有9.6亿人的可观规模，但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仍会继续降低，其中劳动力人口比例据保守预测会降至68%，当然该比重仍旧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
（二）浅析我国有效劳动力变化
有效劳动力人口，泛指正在岗位上的从业人员和还未找到合适工作的待岗人员，也就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人口。虽然对于想再就业的待岗人员的数据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但经相关学术人员研究发现，劳动参与率即有效劳动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可以进行计算和预估的。这无疑为有效劳动力供给的研究拓展了思路。近年来，相关学者通过对有效劳动力供给变化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参与率的价值。将统计年鉴和国内相关的抽样调查数据与人口普查资料相结合，我们不难获得我国这些年来劳动力供给情况和劳动参与率的数据。从中可以发现，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呈上升趋势，具体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数据，如表2所示。但比例的上升不仅是因为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有了回升，更是因为我所的劳动力人口正在下降。
二、辩证生育政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
生育政策对于劳动人口规模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是否有直接影响也是改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一大重要思路，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我国对于生育的管控政策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进行了生育政策的正式颁布和实施。自倡导独生子女观念以来各个省份和地区都在严格的执行，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确实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首先，可以直观地发现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发生了变化，人口规模直线下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一直以来较为严重的就业问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就业压力一直是一大棘手的民生問题。据统计表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得我国新生的人口骤减了3亿—4亿人左右，这一改变很大程度上暂缓了我国因人口基数太大而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其次，通过计划生育政策、优生优育观念的宣传以及对出生缺陷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管控，我国新生人口素质得到了提高。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如此看来，这一政策带来的好的影响是深远且不容忽视的。但是，在社会人口结构方面，这一政策使得我国成为一个老龄化结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人群也在老龄化。新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随时间的推移必然将劳动力人口结构推向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的总基数会逐渐减少，劳动力人口比重也会随之降低。而我国推出的开放二胎政策，则是从人口方面来对劳动力供给进行反向调控，以达到改善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劳动力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的效果。但这一生育调控的政策还有待完善。首先，在适用人群这一点就有了限制。根据中国卫计委的保守预计可达到条件范围的人群大概有9 000万人，但政策实施的基础应是在群众的自主意愿之上才可以实施成功[4]。在生育政策颁布推广以后，我国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为1 786万人，2017年出生的人口数为1 723万人。其中，预估由于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效应而新增的人口，2016年为105.5万人，2017年为86.7万人。但是新增人口不等于劳动人口，保守预估政策在15年内无法对改善劳动人口老龄化起到直接作用。且由于女性的生育周期和哺乳周期等问题，反而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产生了不利影响[5]。因此，从短期看，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人口参与率其实并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开放二胎增加新生人口数量，使15年之后的劳动力人口总数有所提高并改善其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另外，政策短期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起到了降低的效果，降低了劳动市场的有效劳动力。 （二）浅析将来我国对大规模劳动力供给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我国推行了新的二胎生育政策之后，对劳动力人口供给有一定的实际影响，但短期影响十分有限。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人们生育的不定因素越来越多，譬如生育主体人群的生育意愿、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等等。相比之下，生育政策的调控作用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大，并且可以说是愈来愈小。据此可以推断，生育政策的有限影响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但如果生育政策能够对人口的调控起到效果，并可以在一定程度对提高劳动力人口供给做出贡献，这样形势下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好的效应。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制造业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需要众多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和填充。我们已经进入了高质量的高科技时代，需要更多的优秀、尖端的高素质人才，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不是中国的刚需。其次，虽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但是我国的有效劳动供给其实比较有限，而且跟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在对发达国家的优秀人才研究分析后我们发现，世界工业发达的大国拥有高级技工的比重很大。以日本为例，在其工业产业从业者中高级技工占比高达40%。工业强国德国则拥有高达50%的高级技工。而在中国，高级技工的占比只有5%，行业中的人才稀缺数量高达1 000万人。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社会中所发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此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在未来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刚需。一个强国的发展和崛起避免不了国家产业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在新的形势下的普遍规律就是技术解放劳动力。当今，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较于过去可谓日新月异，人工智能领域也越来越成熟。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形势也会随之而改变，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会根据科技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市场也会随之而改变。现在看来，对于劳动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和工作岗位获得，也许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牵扯到民生和国计的政治性问题。我们不难想象，劳动市场自身也在由内向外的对劳动力供给进行调节。譬如，当需求大于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时，群众的就业压力会减少，从业人员的待遇也会随之提高，此时市场往往就会发挥调节作用产生新的技术来取代相对高昂的劳动力以减少人力成本，由此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会降低，最终会实现一个新的平衡。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革已然发生。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比例为15∶52∶33，而2018年该比例已然变成了4.4∶38.9∶56.5，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升并且相较于传统的第三产业也有了升级和革新。这也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也有了增加，优秀的技能人才将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一大刚需[6]。因此，我国未来对普通意义上的劳动者的需求并不高，劳动力市场也应该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但会有因为产业变革而造成的相对的有效劳动力的短缺。譬如现代科技制造业中，之前传统工业中的工人学习能力有限，通过企业培训实现岗位转换较为困难并且投资较多，因此一段时间内行业中的高精尖技术性人才和技术工人一定会有较多的岗位缺口。所以在未来，我国应当重视的是面对有缺口的技术岗位对劳动者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培养更多的高级技术人员。可以说，普通的劳动力人口不再是我国日后劳动力市场所需求的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即使生育政策无法对劳动力人口的规模进行直接有效的调控，也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实际意义上的弊端，由于政策的调控效应有限，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影响和冲击也不会很大。
（三）劳动力市场与生育政策调整的关系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生育政策对社会的调控本身而言便是比较复杂的事情，而生育政策对劳动力人口规模的调控也并不像我们所简单想象和预期的效果一致。其实利用生育政策对生育进行限制或者开放，不仅对劳动力供给实际产生的作用十分有限，通常还具有不容忽视的延后性。生育这件事，本身就值得社会和政府的正确对待，其調控意义也不应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判定，而应该从生育人群的角度出发，为其谋福祉，为社会人文和谐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金营，顾瑶.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J].人口学刊，2011，（3）：5-15.
[2] 童玉芬，王静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J].劳动经济评论，2018，（1）.
[3] 杨胜利，高向东.我国劳动力资源分布与优化配置研究[J].人口学刊，2014，（1）：79-89.
[4] 张丽萍，王广州.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6）：47-55.
[5] 王军，王广州.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J].人口学刊，2016，38（2）：5-17.
[6] 刘元春.经济制度变革还是产业结构升级——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及其未来改革的重心[J].中国工业经济，200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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