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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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及传导途径。研究发现:我国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抑制作用,验证“污染避难天堂”这一假说。此外,FDI可以通过挤压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进行“逐底竞争”而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及FDI投资的产业结构偏好性也会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FDI;SBM-ML
0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模式。然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带来发展资金等助推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富裕劳动力以及能源资源,将资金投入到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等工业产业抑制中国绿色经济转型。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是学术界一直热衷探讨的问题,李斌(2016)等学者认为FDI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袁毅军(2015)等学者支持“污染光环”假说。在前有学者争论的基础上,本文运用2000-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能否提高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鲜少有直接研究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多是将FDI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考察两者或是三者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例如,傅京燕、胡瑾等(2018)研究得出,各国家的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但环境规制始终能正向调节FDI对GTFP的影响;由于目前FDI主要集中在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强度也不利于当前工业绿色转型,但FDI与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可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朱东波、任力(2017)),并且FDI與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具有替代效应(李斌、彭星(2018));李斌、祁源等(2016)用系统GMM检验出虽然FDI不利于中国GTFP的增长,但FDI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可以提升GTFP。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多说学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以及FDI的环境效应研究较多,对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还是较少。本文主要运用系统GMM方法对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验证“污染天堂假说”是否存在。
2 模型设定
2.1 模型设定
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运用Maxdea软件测算的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分解式。其中投入和产出均借鉴李斌的作法。由于GTFP的测算及其分解项GEC、GTP都是环比增长指数,不具有隔年可比性,本文将环比增长指数换为定比增长指数。
(二)核心解释变量:选用各省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并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将FDI折算成人民币。为了控制地区经济规模引起的FDI总量异质性,采用FDI(亿元)与地区名义生产总值(亿元)的比值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C)。选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环境规制(ER)。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的比值这一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IS)。选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研发投入(RD)。选用R&D内部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研发强度。对外开放(OW)。本文借鉴李子豪等学者的做法,采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水平的代理变量。
3 回归结果
3.1 估计方法
动态面板模型如果采用传统的估计方法很难得到无偏且一致的估计结果,为了较好地避免动态面板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对模型进行回归。
3.2 回归结果分析
表3-1是用系统GMM测出的全国样本条件下,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路径。从AR(2)、Hansen J值可以看出,系统GMM模型选择合理,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从回归结果来看,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验证“污染天堂假说”。可以猜测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制定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标准,引资质量不高。二是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垃圾排放物必然增加,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是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进行经济竞争,不切实际、不假思索的引入FDI,这种“逐底竞争”极易造成资源枯竭、能源浪费。
从FDI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作用路径来看,模型二和模型三都表明FDI对GEC、GTP的影响系数为负,分别为-0.070、-0.059,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弱化了中国的GEC和GTP,进一步导致FDI抑制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抑制作用,存在“污染避难所”嫌疑。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首先应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提高FDI质量;其次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研发投入;最后要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标准,不能为了盲目发展经济,造成地方生态环境恶化。
参考文献:
[1]傅京燕,胡瑾,曹翔.不同来源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国际贸易问题,2018,(07):134-148.
[2]朱东波,任力.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70-81.
[3]李斌,彭星,欧阳铭珂.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36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4):56-68.
[4]李斌,祁源,李倩.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6,(07):119-129.
[5]林伯强,谭睿鹏.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J].经济研究, 2019,54(02):1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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