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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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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促使高校科技成果进一步涌现,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依然偏低,导致大量的科技成果无法充分的为市场所用,形成“知识悖论”现象。本文主要将近年来不同学者关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进行整合评述,找出下一步需重点研究的方向,为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 科研成果测度
  自1912年熊彼特于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这一概念,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2年后索罗基于对创新理论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两步论”,洞见了技术创新在后续阶段的实际发展决定了创新对经济的实际作用,这也就使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逐步进入各学者的视野。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近年来其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提供的科技成果专利逐年增长,然而其科研成果转化率仅有20%、专利转化率仅为5%,最终能够实际投入生产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更低(林青宁,2019)。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市场经济与高校科研的纽带,直接影响到我国企业实力的提高和高校科研的推进,因此必须进一步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概念
  在对科技成果的概念辨析层面,贺德方(2011)提出我国的定义往往以狭义角度进行,即科技成果是由科研人员通过自身研究取得,并经评述鉴定后所认定的产物,其强调的是其學术意义或实用价值需经过权威人员的评审和鉴定;李爱雄(2018)则认为科技成果需是科学研究产生、被公认的、具有学术及经济价值的成果,在定义上认为科技成果需同时具备学术及经济价值。
  在科技成果转化概念方面,贺德方认为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多从狭义角度进行,即科技成果侧重于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并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李爱雄基于《科技成果转化法》中的定义,同样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生产力,强调的是最后的结果。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测度方面,大部分学者采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评估标准,胡德胜(1992)提出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标准是被转化的成果数与成果总数的比率;楚建中(1996)基于自身石油天然气的工作经历,提出科技成果转化率是技术成果率、工程成果率、商业成果率的乘积;而李爱雄则认为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仍没有一个官方的定义,因此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衡量一段时间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制约因素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大体将视角聚焦在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校内部制度、高校制度、高校内部意识形态这几方面。
  1.在高校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方面。谷德斌(2012)认为,高校科研存在产学研脱节的问题,高校教师很少能进行实地调研,无法了解市场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就很难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申铁男(2016)提出,纵向课题研究成果缺乏成熟度和适应性,横向课题研究成果难以推广和二次转化,而且高校科技成果多是基于小实验室实验规模得出,缺乏社会实用性,难以与市场衔接、满足市场需求。Corsten(1987)提出,高校教师一味追求探索科学的本质而忽略了科研成果的实用性。Cui(2006)认为市场竞争和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2.在高校内部制度方面。马晓君(2015)认为,高校管理制度存在集权色彩,上级领导缺乏专业和技术知识,难以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申铁男提出,高校科研考评与激励体制以高水平项目数、影响因子论文数、高级别奖项数等作为评定指标,缺乏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要求,降低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实效性。罗建(2019)提出高校体制方面缺乏对科研成果转化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对于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中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考核因素,导致高校教师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李建中(2018)也认为,高校简单的成果量化评价机制阻碍了创新。Herman(2000)指出,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也对科技成果转化有重要的影响。
  3.在高校内部意识形态方面。李建中提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根源来自高校社会责任的认识缺位,因为大学研究者进行的科研工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因此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难于商业化。刑飞飞(2019)则意识到科技成果转化并非高校主要职责,高校目前重点发展的方向还是教育,这导致高校本身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外部障碍
  纵观各学者的研究结果,大体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的视角定格于资金支持,外部制度,科技中介这几方面。
  1.在资金支持方面。马晓君提出,在国家总体预算中,科技成果转化的费用所占比例很小,而且高校所拨经费往往配比不足甚至无法配套。罗建等人认为,高校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中试实验,这大大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
  2.在外部制度方面,蒋兴华(2016)认为现行科技成果评估,审批程序复杂,制约了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同时政策规定的模糊性,评价体系不利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成长导致的创新质量问题都构成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陈华(2018)认为目前国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缺乏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和转化实践过程中易起纠纷,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激励;与此同时目前政策环境不完善,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也是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原因。
  3.在科技中介方面。邵青青(2017)认为,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不成熟、不完善,中介机构数量少、功能单一并且缺少专业化水平,不能将市场需求与科技成果有效地联结匹配。康晓梅(2014)提出,我国高校科技转化的中介机构仅负责提供给场所和专利申请,不能真正地将科研导向市场需求。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化路径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国内学者已经提出了不少优化路径。本文基于上文所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供给侧情况,重点归纳各学者已有的建议作为优化路径的参考。   谷德斌提出要构建风险机制,在剔除高风险价值小项目的同时保证有价值高回报的科技成果能够成功转化;郭强(2012)认为需要加強科技中介的业务能力,同时利用媒体塑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为科技成果转化搭建桥梁;赖举(2014)认为需要构建“准备—研发—市场—反馈”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实现高校,企业,政府的精密连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储蓉月(2018)提出需要增强高校和科技工作者的市场意识,了解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提升科技成果的创新导向性和转化针对性;彭陈(2018)则认为需要改良科研评价机制,在重视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应把科研成果转化加入评价体系,另外添加适当的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纪成君(2019)基于实证研究认为应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同时要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各区域高校的合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创新体系。
  总体而言,大多国内学者目前的视野仍聚焦在科技成果的供给侧,认为首先需要政府给予高校足够的支持,高校要改革体制以研发出切合于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同时依靠市场力量保护良好的科技成果能够被挖掘和转化。但在另一层面,许多学者却遗漏了市场上公司对科技成果的需求研究,在高校-政府-市场的三重螺旋模型中学者重点研究的是高校以及政府。虽然高校的体制改革有助于科技成果质量的提高,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可转化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落实有助于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与研发的市场导向性转变。但市场层面却决定了科技成果的最终归属,若是科技成果需求不足将最终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开展。
  四、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关于中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本研究首先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入手,剖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问题,概述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障碍的研究成果,最后整合了国内学者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优化路径,基于各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出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科技成果需求侧方面的研究仍十分匮乏,希望为后来学者提供一个基于市场需求侧的研究视角。
  具体来说,根据以上综述,从研究方向上看,由于目前研究大多都是以公共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进行分析,由此将视野聚焦到高校体制,交易环节以及政府支持,所以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已经颇有成果,趋于饱和。然而,基于社会层面和企业内部结构发展情况的研究则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在资料搜集方面出现了困难。再次,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对科技成果转化交易过程的研究仍缺乏实证研究,无法有针对性的解决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外,高校科研项目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都是高投入,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同时国人的传统思维导致了过于保守的投资理念,这与国外的信用社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仍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构建更符合国人的风险机制。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并着手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这种积极的信号给人以鼓舞,与此同时笔者在此给出一些建议:(1)后来学者可以更深层次的分析目前中国科技成果市场需求问题,细致的研究各领域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制约各产业科技成果需求的具体原因,以便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研究落于实处。(2)在划分科技成果是否需要或值得转化的问题上,可以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基于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的大数据进行学习和分析进提高鉴别科技成果是否应该转化的效率,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无疑是解决交易环境问题的良好方向,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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