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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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欣然
[摘 要]文章通过评估不同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变化影响的分析，确定了五类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福利国家。讨论这些因素的构成以及反映这些因素的指标，并评估它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或群体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同时，文章通过研究分析，确定了影响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制度;福利国家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9.005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其他组织纷纷强调了解决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历年来，有许多学者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研究中分析的因素，可以区分出三类作者：第一类研究者调查和评估市场因素 （全球化、金融化、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第二类研究者调查和评估制度因素 （劳动力市场制度、福利国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然而，J. E. Stiglitz（2016）认为，市场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在制度环境中运行。
因此，第三类研究者评估了市场和制度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上有些研究的结果是矛盾的：对于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区别，以及该因素影响的方向和强度，这些问题的结论普遍存在着分歧。
对这些研究进行总体实证分析，确定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是具有意义的。
2 五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分析与评价
根据古今中外广泛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可以总结出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福利国家。在实证研究之前，可以将以往评估收入不平等决定因素的研究分为三组。
其一，仅分析一组因素的实证研究：①金融化因素 （Haan， Sturm， 2017; Hermes， 2014 ）;②全球化因素 （Lin，Fu，2016; Asteriou等人， 2014;Elmawazini等人， 2013 ）;③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 （Checchi， Garcia-Penalosa， 2010 ）; ④技术进步因素 （Richmond， Triplett， 2017）。
其二，分析了两组因素的实证研究：①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Jaumotte等， 2013 ）;②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福利状况 （Obiddi等， 2014 ）。
其三，对三组或更多组因素进行分析的实证研究 （Kristal，Cohen，2017; Dabla-Norris等，2015; Jain-Chandra等， 2016; Darcillon， 2015; Huber， Stephens， 2014; Alderson， Nielsen， 2002 ）。
通过对科学文献的分析，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些决定因素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Haan，Sturm， 2017; Richmond， Triplett， 2017; Jain-Chandra等， 2016）;另一些学者则分析了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Dabla-Norris等， 2015; Jaumotte等， 2013）;还有一些学者仅分析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Lin，Fu，2016; Harmes， 2014）。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 （Darcillon，2015; Huber， Stephens， 2014; Checchi， Garcia-Penalosa， 2010; Alderson， Nielsen， 2002）;还有学者则分析了对欧盟国家的影响 （Asteriou等， 2014; Obadi等， 2014）。
为了讨论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因素，确定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 （即哪些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变化中的影响最少，哪些因素的影响最大），在不同研究中反映这些因素指标及其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如下（见表1）。根据关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的因素中，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影响较为广泛 （Dabla-Norris等，2015; Asteriou等， 2014; Elmawazini等， 2013; Jaumotte， 2013; Alderson， Nielsen， 2002）。同时，也区分了由KOF指数表示的全球全球化因素 （Elmawazini等， 2013）和由净迁移表示的迁移因素 （Alderson， Nielsen， 2002）。
如表1所示，贸易全球化最经常用出口与进口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这反映了贸易的开放性。分析表明，它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方向并没有确定的结論：一些研究发现，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降低 （Jain-Chandra等， 2016; Asteriou等， 2014; Jaumotte等， 2013）;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 （Elmawazini等， 2013）;而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它的影响并不显著 （Dabla-Norris， Kochhar， Ricka， Suphaphiphat， Tsounta， 2015）。对反映贸易全球化的其他指数的分析表明，高科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Asteriou等， 2014）提高和平均关税价格的提高 （Jaumotte等， 2013）都会减缓了收入不平等。另一项研究 （Lin，Fu，2016）表明，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中可能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中，贸易可以减缓收入不平等，而在民主国家中则增加了收入差距。通过分析金融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发现金融全球化通常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 （Dabla-Norris等， 2015; Asteriou等， 2014; Elmawazini等， 2013; Jaumotte等， 2013;Nielsen，2002）。然而，Jaumotte等人使用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 （2013） 研究发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另外，通过分析全球化 （以KOF指数表示）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笔者发现全球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Elmawazini等， 2013）。因此，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见表2），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演变的影响不是明确的：一方面，金融全球化趋于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另一方面，贸易全球化则趋向于减轻收入差距。 技术进步这项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常由ICT资本比率衡量。一些研究表明，技术的进步会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Richmond， Triplett， 2017; Jain-Chandra等， 2016; Dabla-Norris等， 2015; Jaumotte等， 2013）。而Richmond和Triplett （2017） 通过对109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ICT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同：互联网和移动的使用减缓了收入不平等，而宽带无线电系统的使用则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技能溢价这一因素与以技能为基础的技术效率有关，侧重强调工人的资质（Dabla-Norris等， 2015）。Dabla-Norris等人分析了1980—2012年技能溢价对100个国家收入差距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来说，技能溢价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显著而正向的，即增大收入差距。总而言之，技术进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使用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综合来看，技术进步趋于增加收入不平等水平，详见表3。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将以下五个主要因素归为金融化因素：金融深化，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银行/金融危机，小额信贷强度。一些学者（Haan，Sturm，2017; Jain-Chandra等， 2016; Dabla-Norris等， 2015）表明，反映金融深化因素的私人信贷与GDP的比率的增加与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变化方向是正相关的，即这项比率增大会加剧收入差距。
但是Dabla-Norris等学者通过研究 （2015）发现，金融深化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变化是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即减小差距。同样，Hermes在2014年对7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强度作为金融化的一个因素，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发展因素上，股票资本化比率和股票市值占GDP比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统计结果看来并不显著。
而银行信贷占GDP的比率增大则对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有正向影响（Darcillon， 2015）。实证研究还发现，金融自由化 （Haan，Sturm， 2017）和银行/金融危机 （Haan， Sturm， 2017; Asteriou，2014）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水平。Haan和Sturm不仅研究了单个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且还引入了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综合分析。
这项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发展的增加，金融自由化的提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金融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政治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是指制度的好坏及程度的总称。 ，即在政治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金融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程度更大。
总之，由于样本中国家之间的差异，研究期的不同，不同金融化因素和指标的使用，关于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尚无确切结论。
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见表4），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而加剧 （Dabla-Norris等， 2015）。工会成员人数的增加可以减缓收入不平等程度 （Kristal， Cohen，2017; Darcillon， 2015; Huber，Stephens，2014; Alderson，Nielsen，2002）。然而，Obadi等人 （2014）在2000—2011年对28个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場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工会成员资格对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并无显著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劳动保护立法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有减缓的作用 （Darcillon， 2015）。
在1980—2012年，Darcillon通过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的研究 （Darcillon， 2015）发现，工资议价能力对收入差距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Alderson等学者在1967—1992年间对1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Alderson， Nielsen， 2002）则表明工资议价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Alderson，Nielsen， 2002）。
Checchi 和 Garcia-Penalosa （2010）通过薪酬差距和失业渠道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这项研究调查了1960—2000年的16个经合组织国家，发现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一方面，工会成员数量的增加会通过薪酬差距加剧了失业情况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的提高减少了薪资差距，又增加了劳动份额，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幅度。
然而，通过对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因素的分析得知，虽然议价得来的更高的最低工资减少了薪资差距，但同时也提高了失业率，所以对收入差距程度的总体影响是反向的，即减小收入差距水平。
再者，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增加了劳动份额，从而扩大了工资差距、提高了失业率，使得社会收入差距增大 （Checchi， Garcia-Penalosa， 2010）。
Darcillon （2015）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研究发现，当工会会员人数很多时，股票市场中较高的流动性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而较高的银行信贷比例与较少的工会会员人数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从表5可以看出，福利国家的因素包括：政府消费 （Jain-Chandra等， 2016），教育支出 （Huber，Stephens等， 2014），税收政策 （Obadi等， 2014），中学生和去商品化 （Alderson， Nielsen， 2002）。所有这些因素均可以显著减缓收入不平等水平，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应当注意的是，不同的个人税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Obadi等， 2014）：社会贡献和劳动税的影响为负，即减少收入不平等水平;资本税和消费税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研究了一些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变化影响程度的大小，即哪些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影响更大，哪些因素影响较小。Dabla-Norris等 （2015） 调查了1980—2012年100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情况，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金融深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影响则稍低——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以上三者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按降序排列;而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比金融深化更可能导致扩大收入差距。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受技能溢价的影响最大，其次才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全球化，技术进步和金融深化 （Dabla-Norris等， 2015）。
因此，在上述研究中，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但是，Jaumotte等 （2013） 分析研究了1981—2003年的51个国家的几个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受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全球化。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中，技术进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全球化则减缓了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Asteriou等（2014） 将欧盟国家分为中央核心国家、外围国家、高科技国家和新兴欧盟国家四组，研究分析了1995—2009年欧盟在不同组别之间各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对于中央核心国家 （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而言，收入不平等水平因资本账户开放，股票市场资本化和贸易开放性提高而减少，因外国直接投资、高科技出口而增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减缓收入不平等水平。
对于外围国家 （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水平，而高科技出口则加剧了收入差距——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样是减缓收入不平等水平。
对于高科技国家 （芬兰、瑞典、丹麦）来说，科研开发和股票市场资本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新的欧盟国家，收入差距因贸易开放而减小，但因外国直接投资、资本账户开放而增加，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收入不平等情况加剧。
Alderson和Nielsen （2002） 对1967—1992年的1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分析了每个相关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结论如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会会员和去商品化等体制因素。
3 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研究只评估一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全球化、金融化、劳动力市场体制或技术进步，而其他研究则评估两组以上的因素。这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不同看法。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全球化有加剧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而其他研究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对欧盟国家的分析研究（Asteriou， Dimelis Moudatsou， 2014）发现，在一些国家 （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减小;在其他国家 （芬兰、瑞典、丹麥和新欧盟国家）反之。总之：一是贸易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在一些研究中它减小了收入差距，在另一些研究中它加剧了收入差距或无明显影响;二是金融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通常是积极的。
第二，技术进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使用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第三，金融化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一是通过对世界上一定数量国家的调查，发现金融深化会增大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在发达国家却会减缓收入不平等;二是如果某些金融发展的指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则银行信贷与GDP比率提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三是金融自由化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四是银行危机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五是小额信贷的强度会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综合来说，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会减缓收入不平等程度。
第五，福利国家因素会减缓收入不平等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对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五个因素确切的影响方向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大多数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福利国家因素会减小收入不平等水平，而全球化、技术进步和金融化的因素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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