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分权思想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姚 伟

　　摘要:近代中国的分权思想产生于清末民初,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分权,而忽视制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人性观不能为分权制衡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清末民初的时代主题无疑是救亡图存,分权思想同样摆脱不了工具主义的宿命。这就决定了清末民初的分权思想独具特色,而与西方分权制衡的内核相差甚远。
　　关键词:清末民初;分权;三权分立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219-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程,思想家们在反专制的大背景下对作为宪政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的分权制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一时期的分权思想注重“调和”,强调以君主为代表的“群”的和谐与发展,而不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作为重点。分权制衡是西方社会“内生”的,近代中国对它的移植可谓阻力重重。中国社会没有西方社会的运行轨迹,没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民关系和人性观不能为分权思想提供优良的土壤。这些是研究近代中国分权思想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对“天赋人权”与“君权神授”进行的思考
　　
　　17世纪欧洲形成一种国家理论,“人权天赋”,要保证“人民主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而不是独裁的政府,只能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制衡才能实现。相比西方,中国传统的政治遗产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思想,“君权神授”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样的天命观旨在论证封建王权的合法性,其影响之深远完全左右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宋明时期的天理观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天理的体现,圣人遵循天理治理天下,就是“圣人奉天理物之道”(《河南程氏文集》)。可以说,儒家“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以及宋明理学的天理观成就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使清末民初的分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向君主倾斜,从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只是隔靴搔痒。
　　传统文化的影响使清末民初思想家带有明显的专制主义情结,在分权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梁启超认为,“三权分立”在当时中国有利有弊,为了使国家能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还是将权力集中的好,“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倘若一味追求分权制衡,“国家将有不能统一之患”,所以“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康有为认为,“三权分立”是英美各国强盛之根源,但前提是君主立宪制,“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共之”,至于议院,“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康有为的一生都伴随着尊君尊儒的情结,作为专制主义皇权体制下的士大夫,其自身价值的实现就是为皇帝服务,对于赏识自己的君主也愿意为其肝脑涂地,“咨臣以变法自强为业,谕臣专折奏事。尤是感激,竭尽愚忠。”“严复批评专制主义最为激烈,但认为不能彻底消除君主专制,因为在人民缺乏自治力的情况下,君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浅深成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可见,虽然维新派提出了权力分立的思想,但一切改革都围绕强国富民,巩固王权进行,在他们的制度设计里,君主仍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近代中国思想家改革的基础依旧是“君主至上”,而非“人民主权”,他们重民权,反专制,是以重视民众的利益,维护封建统治为原则的,在这样的基调下,权力的分立绝对达不到权力制衡的高度。
　　
　　二、从人性观角度探析中西分权思想的差异
　　
　　近代中国分权思想与西方三权分立的差异有其更为重要的思想渊源,可以说是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作为西方分权制衡的思想基础,性恶论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和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都不是天使,在权力的引诱面前,任何自我控制的“理性”和“德性”都是靠不住的,为了避免集权,利用权力制约权力成为西方政治体制运行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喜欢把“人性善”引入政治架构中进行考量。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虽然,董仲舒、韩愈、张载等都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观,但注重修养、修身,强调先天的善与德却是一脉相承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类的自我道德完善历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对大小官员的最高要求。荀子直言“性恶”,但他不强调从制度上约束圣人的权力,他认为圣人“能化性,能起伪”,“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萄子・性恶》),从而成为统治者。对于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最终成为圣人的自律,自律的后果就是专制与人治。逡样注重个人品行与后天教化的传统显然不利于从程序上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相反,它为权力的集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康有为宣称“性无善恶”,“性是天生,善是人为”,但后天的教化可以让人变为善。他提倡人性的回归,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当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环境桎梏人性,尤其是专制主义压制人性,提出设议会,实行三权分立。但他对君主的作用更是偏爱有加,圣人至上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考中国外国之始,无不争夺相杀涛久,圣人出而教化之,而争夺游少,所谓仁也。究其后,亦归于仁。平等无争,而天下一统矣,仁之极也。”这样,康有为还是落人道德教化的泥潭,在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中不免体现妥协与保守。他对人类的关怀和中国富强的向往并没有像西方三权分立的理念那样从制度的层面出发,而更强调后天的善与圣人的作用。谭嗣同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性作为“以太之用”,“生而自然”的现象,原本是无所谓善恶的,“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而圣人之道,果为尽性至命,贯澈天人,直可弥纶罔外,放之四海而皆准。”谭嗣同的人性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然人性论与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混合物,具有鲜明的近代转型的特征,他批评传统道德伦理,反对君主权力的过分集中,强调人需求的合理性,但他的人性思想是抽象的,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不可能作为分权制衡发育的优良土壤。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对分权思想的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权制衡之所以成为近代思想家重点关注对象正是因为它的工具性。清政府派出考察的郭嵩焘等人纷纷回国介绍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肩负的是统治者赋予的使命,即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非对宪政的信仰。救亡图存的追切性深入影响制度设计的基本格调,宪政的实用价值被广泛看中,三权分立是西方强盛之根源也为思想家们所共识。康有为认为,“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口可见,这一时期分权思想的目的性极为明显,就是为了保种救国,思想家们关注权力分立,是因为它能够达到上下相通、君民不隔的状态,而对分权制衡的精神实质并不在意。
　　改良派对“议会”、“民权”的论辩,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元不渗透着追求国富民强的痕迹。康有为实际倡导的是君主下的权力分工,或者说是最高权力的绝对集权与执行系统的分权,皇帝作为法定的唯一的最高的立法、行政、司法决策者其权力具有独占性和不可分割性。梁启超也认为消除专制、权力分立是“大势所迫”,变法事所必行,“变亦变,不变亦变”,只有早变、自变,才“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无论是官制改革、议会开设,梁启超都从“群”的观念出发,把国家利益和“国群自由”放在首位,而对个人的权利极为冷淡。他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所以,粱启超的分权思想不可能达到个人国家二元对立的精神实质。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似乎一切的问题必须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命题才有意义。严复的强国之路最终落在民智的开启上,“夫所谓富贵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是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减优者也。”他认为,富强与民智二者的关系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胜者非他,智德力皆大是耳。”他甚至认为“开民智”比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更为重要,“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晰以,在分权与集权的分歧上,严复倡导皇帝与宰相的大权。用他们的权力去加速民智的开启,君主应当“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开,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㈣把对专制的批判转化为一般的开化民众的任务是严复思想保守的一面。西方分权制衡是有限政府的必然结果,与富强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中国的分权恩想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本不属于它的责任,而在一个需要权力高效运作的时代,分权思想必然没有发展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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