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症结”及原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吴小珊

　　摘要：中日关系走向低迷由来已久，“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各方注目的焦点。本文仅从历史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形成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89―03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它不仅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恩怨，又与中国有许多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中日建交三十余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近年来，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向“政冷经凉”，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不少论者撰文指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症结”在于日本政府领导人没有认真反省和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而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仅止于此还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加剧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直接导火线，它是日本政府对华恶劣态度的表现而非根本原因，其背后的根源极为复杂。有鉴于此，必须对这一“症结”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以冷静和宽容的态度予以处理，促成中日关系的缓和，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从历史的层面上看
　　
　　日本被称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秦汉时期，便有不少中国人通过朝鲜半岛经对马海峡或直接乘日本海环流到达日本列岛。他们带去养蚕、织绸的技术，也带去汉字和汉族的各种学说与思想。
　　在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中，无数日本僧侣“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冲破万里惊涛骇浪，到达中国，钻研佛教以及儒学、诗文、医学、书法、茶道、绘画、建筑、造园、印刷等种种文化后归国，或带回中国的文化产品，不断提供清新的刺激，为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在和平环境下发生和进行的，这与对外战争中强制性的文化输出甚至民族同化有着天壤之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主动向中国学习时是有目的、有选择、自主、自为的，它在模仿、吸收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时，从没有放弃其自身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判断――而是把从中国拿来的东西进行删改、补充直至完善甚或有所创新，以适合自身的需要。
　　日本古代在文化、政治、法律乃至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受惠于中国的确已是老生常谈，但有一个史实却经常被人们忽略――即日本是中国周边邻国中唯一不曾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的国家。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与大陆强国力争平等的姿态跃然纸上。唐代，中央政府接待几十个藩国的外交使团，礼仪上难免有位次之争，而日本遣唐使则会在每次列国朝贺时都尽力争得“倭最胜”的地位。
　　从以上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文化和国家关系两方面对中国是采取双重态度的：在学习文化方面抱着虚心求教甚至景仰、崇尚的态度，而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则极力保持较高姿态，从而游离于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古代东亚宗藩体系之外。
　　及至18世纪，日本的“国学”研究取得巨大发展，学者们努力探求其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以此来打破中国的儒家学说在日本学术界文化界的统治地位。从此，不论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是儒家思想作为一整套价值规范，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都迅速衰落。而促成这一结果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学的传人。
　　根据美国学者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 Jansen)的长期研究，在18世纪20年代，幕府将军德川宗吉开始准许若干家臣研究兰学(荷兰学)以应改良日历之需；1771年，两个医生――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在“江户历史性解剖”中认识到人体的内脏器官位置“与我们按照古老的中国理论所认识的情形出入很大”，因此开始翻译西方的医学书籍；1796年，日本的翻译人员完成了一部学习荷兰文的字典……总之，自18至19世纪，兰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并广泛流行开来，这在学术领域直接导致了汉学地位的衰落， “汉学发展缓慢，而兰学则明白透彻而发展迅速，是因为兰学是用平实直接的语言写成的”。1811年，又有学者明确提出：汉学只是数种学问之一……兰学则用处更大。思想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在日本人心目中，西方的地位取代了中国并且迅速上升，“以西方为师”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思想又因为目睹中国虽然一贯鄙视“蛮夷”却又在1644年以后甘心由“蛮夷”来统治而得到加强。
　　随着1853年日本被迫“开国”，与西方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现实需要使得学习西学更是被赋予重要意义。幕府政府和各大藩主不但越来越重视西学的研究工作，而且在19世纪60年代多次派出远赴西方的外交使团，其规模和人员规格也都不断上升。这些出使团的成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并认真思考其所见所闻，视野非常开阔。著名学者福泽渝吉归国后撰写的《西洋事情》一书销售量达数十万部，对帮助日本人认识西方起了巨大作用。游历西方的使团成员并且成了1868年明治维新后领导启蒙和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也敏锐地注意到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弱肉强食。著名的木户孝允曾指出：“万国公法只是用作凌弱的工具”；福泽渝吉也认为：“几份友好条约不值一筐弹药。”所以，发展实力、富国强兵成为当务之急。不难看出，这种思想实际上已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根源。
　　在效仿西方的同时，日本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鄙视直至蔑视态度也逐渐固定下来。根据梁漱溟的回忆，鸦片战争败于英国对中国人的刺激其实并不大；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真正受到触动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894年败于日本――将其视为“奇耻大辱”。而日本人则是早在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较量中就已经旁观者清地看到了中国的没落与衰败，社会上残存的对中国文明的景仰被一扫而空，因此彻底下定决心不再取法中国，而要以西方为师。后来游历西方的外交使团在回国途中在上海等中国开放口岸的见闻也使他们坚定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不能重蹈覆辙；而唯一的途径只有效法西方、发展自己，跻身列强。福泽渝吉更是提出了有名的“脱离亚洲”的思想。1887年，日本外相井上馨直言不讳地说：“让我们把人民变成欧洲式人民，让我们在东海建立一个欧洲式帝国。”
　　纵观日本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其外交政策上的一些特点。日本在古代把中国作为模仿的对象加以学习，甚至将其美化与理想化；而当发现崇拜的对象越来越多的破绽和漏洞时，对其态度也由最初的怀疑、否定一直发展到鄙视甚至蔑视，而在这同时又找到了新的模仿和学习对象。日本既要“脱亚”、还想“入欧”，从以中国为参照系转变为以欧美为标准和榜样。这种在国家定位问题上的攀附心理使日本总要跟随在

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之后，才能确定其自身的位置。这一由历史惯性所形成的外交上的特点直到今天仍使日本竭力侧身于西方之列而站在与中国相对立的位置上。“脱亚入欧”的外交理念也使日本认为可以一意孤行地改写历史、逃避责任而完全不必在意亚洲邻国作为曾经的战争受害国的态度和感受。
　　
　　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日本是位于亚欧大陆以东的一个岛国，背邻大陆、面对大洋。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日本在历史上几乎从未受到过外来侵略和异族统治，因而也完全没有过遭受践踏、奴役的痛苦体验。这种相对优越、安全的自然环境与平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日本民族性格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就如同日本列岛是亚欧大陆东部的边缘岛弧一样，日本在外交上也总是追随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以借助其势力和影响来发展自己。这种国际定位既源于日本人心中由较为贫瘠的岛国环境所带来的强烈的不安全感，同时却也更加强了这种不安全感。本尼迪克特曾经指出，日本人是以等级的观点来看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日本社会中纵式的社会结构以及轻思辨、重实用的思想方法，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独特的重视等级和依附强权的传统。而外交上的这种模式正是反映了日本人重视等级和服从权威的特点。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竭力做好美国反华势力的“排头兵”。
　　谈到中日关系，不免让人想到二战后的德国。德国与日本同是二战策源地、同是法西斯国家，也同是战败国，但战后两国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除了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德国人的理性思维之外，笔者认为首先是德国的地理位置、政治地缘环境使然。德国位于欧洲大陆中部，东南西北分别与波兰、捷克、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共9个国家接壤，在欧洲是除了俄罗斯之外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地理即命运”。身处曾经的敌国包围之中，要想恢复经济、回归欧洲社会、重新树立大国地位，在外交上不做出姿态、动些真格的去低头认罪乞求宽恕是不可能的。相比较而言，日本在这方面就“幸运”得多了。它四面环海、没有陆上邻国，因而如同历史上的情形一样，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轻易威胁到它。虽然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但却使日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向国际社会倒打一耙。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集团对待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处置也是造成德、日两国认罪态度大相径庭的直接原因。二战后，苏、美、英、法分区占领造成了德国内部的分裂和对立，柏林则更是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交锋的前线。出于对共同的敌人――苏联的畏惧和防范，盟国必须把处在斗争最前线的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尽快纳入欧洲体系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对德国进行了严厉整肃，彻底清除了原国家领导人、肃清军国主义思想；又以马歇尔计划输血欧洲、恢复经济、促使德国重归欧洲大家庭。同样出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畏惧和防范，但在与苏联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美国却实行单独占领，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也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甚至昔日的法西斯头子在战后日本政坛仍然担当重要角色。1957年和1960年，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曾两度出任首相(9月20日刚刚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即将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是岸信介的外孙)。对此，欧洲各国听之任之，其主要原因首先也就在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欧洲，它的军国主义对于遏制苏联恰到好处、对于西欧各国则鞭长莫及。
　　直到今天，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理位置仍在地缘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要称霸全球首先就要控制住欧亚大陆，那么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得力也最合适的助手就是日本。美国需要利用日本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免得中国过分强大起来可能会在国际事务中与之一争高下。
　　
　　三、结语
　　
　　历史问题上的摩擦只不过是更深层问题的表象。中日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日本一百多年来一直以征服和主宰的心态看待和对待中国。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直到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都建立于“软弱和分裂的中国”思维之上。在这几个历史时期里，虽然日本以各种不同名义和手段对付中国，但根本出发点一直没有改变。再由于近年来日本政府领导人置国内外的反对和谴责于不顾，多次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使之成为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既然“参拜”问题是中日双边关系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结点，那么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去分析形成这一结点的深层次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责任编校：包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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