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朱春奎

　　摘 要：通过对中国1978年-2000年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经济增长；研发资本
　　作者简介：朱春奎(1970―)，河南温县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119―03
　　收稿日期．2006-08―16
　　
　　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关于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开始考虑技术进步对产量的影响，但它无法解释科技进步的意义。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技术水平是假设不变的，而索洛―斯旺模型则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此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性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提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可以保持的观点。罗默认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产品，具有外部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特性，而这种收益递增会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他在分析内生技术变化时，得出非竞争但具有部分可排他性的知识要素的积累可以促使经济增长。Park的模型，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政府研究也可以导致经济增长。Griliches、Coe和Moghadam的经验证据显示，国内研发积累是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Coe和Helpman利用以色列和21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和国外研发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国外研发资本在进口比重大的国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在工业7国集团比较重要。Sakurai、Papaconstantinou和Ioannidis利用10个主要OECD国家数据，也得出R&D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的结论。
　　在中国，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如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采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来测评这种贡献的程度，这种方法蕴含着科技投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这样一个假设，但科技活动是否实质上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贡献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回归问题。中国长期以来科技事业以国家办为主，财政资金是科技支出的重要来源。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科技经费筹集总额中，财政资金约占30％，财政是中国科研和科技发展的基础力量。本文根据时间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对中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时间序列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
　　
　　在回归分析中，回归能够度量变量之间的联系程度，但不能证实因果关系，识别因果关系是在以检验为依据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的基本思想如下：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格兰杰原因；否则，称为非格兰杰原因。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的过程如下：首先，检验“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对下列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用各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计算F统计值，检验系数b1，b2，…，bm。是否同时显著不为零。如果是，就拒绝“X不是引起r变化的原因”原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进行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交换X与Y，检验r的滞后项是否显著地不为零。如果是，就拒绝“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原假设。
　　
　　三、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财政科学研究支出是中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费支出一般是指财政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专项支出。根据其资金来源和我国财政的事权分工，它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多元结构组成。根据我国财政对科技支出的划分标准，它包括科技三项费用、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科研事业费等。其中，科技三项费用是指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而设立的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科学事业费是指预算支出中由科技部归口管理的科学事业费以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事业费，包括自然科学事业费、科协事业费、高技术研究专项经费以及社会科学事业费四类。其中，自然科学事业费由技术开发研究经费、基础研究经费、社会公益和农业研究经费、行业技术开发基金、科研管理机构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奖励经费、研究生院经费、国际学术交流经费、干部培训费及其他经费组成，前者包括人员工资、福利等；后者则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等。科研基建费则指科研事业单位基本建设工程及设备更新费。
　　本文采用财政科学研究费支出(ST，亿元)、科技三项费用(STPF，亿元)、科学事业费(OES，亿元)、科研基建费(CCSR，亿元)及其他科研事业费(OSRE，亿元)反映财政科技投入的人规模与结构状况，通过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样本数据取1978年到2000年的年度数据(见表1)。分别对财政科学研究经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值经物价指数(P)调整后，得到实际值PST、PSTPF、POES、PCCSR、POSRE和PGDP，再对实际科研经费投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表3、表4、表5和表6所示。表2至表6中第一列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零假设，其它各列的第一行数据为F统计量的数值，第二行括号内的数据为F统计量在零假设成立时的概率显著性水平。
　　从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滞后期为2、3、4年时，财政科技投入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期为2年时，国民经济增长构成财政科技投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在滞后期为1、3、4年时，国民经济增长构成财政科技投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并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978年～2000年中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科技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即财政科技投入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作用并不显著，仅在滞后期为2年时，经济增长构成财政科技投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中国财政科技三项费用是经济增长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即财政科技三项费用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对财政科技三项费用投入的贡献作用并不显著，仅在滞后期为2年时，经济增长构成财政科技三项费用变化的Granger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增长构成财政

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科学事业费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财政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科学事业费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不显著。
　　有关研究表明，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财政的科技投入不应该低于GDP的0．8％，否则没有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78年的4．71％下降到2000年的3．62％。财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虽然是递减的，但在1988年前还不低于最优规模，其后财政科技支出再下降已明显偏低，特别是1994年-1998年财政科研支出不足GDP的0．6％，1999年和2000年财政科技支出也仅占GDP的0．66％和0．64％。而美国和德国1997年仅政府的R&D经费拨款就分别达GDP的0．86％和0．84％。增加财政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大财政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财政科技投入结构，通过有效制度创新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是一项十分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通过公共财政制度改革，调整科技投入结构，首先要按照公共产品和重大外部性原则，决定财政的供应范围。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部分，不能产生具体的直接应用产品，没有明确的受益对象；公益性研究虽然有可应用的成果，但是社会的公共需要，例如气象预报等，它们都具有正外部性是纯公共产品。另外，某些国际前沿的高新技术研究，对强占技术制高点和发展知识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作用或巨大的外部性，也可通过财政机制调节和供给。其他应用性研究可以获得经济补偿，是私人产品由市场调节。另外，财政在安排各项科研经费时，要统筹安排，避免资金管理分割和重复研究问题。对科研水平较低、社会效益不高和重复设置的单位，停止增拨经费。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究开发上，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创造环境，优化政策，通过发展创新网络，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在中国，目前政府全方位支持技术开发，关键技术、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等均有相应的计划支持。但从理论上讲，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从本质上说应是共性技术而不是关键技术。关键技术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其瓶颈性，时效性，而共性技术的特点则是共用性，外部性、基础性和关联性。共性技术研究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之间，经常是多产业部门所共同包含的关联技术。发展共性技术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而且可以催生创新性人才。在共性技术项目中经过综合性、集成性、前瞻性合作研究的人员，到了产品竞争阶段都将形成为各个经济主体的核心。建议在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强度的同时，开展产业共性技术需求普查，制定实施以解决产业发展中共性技术为目标的科技计划。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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