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互动：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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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燕小青 徐建国
内容提要：本文在深入了解宁波市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需状况基础上，探讨了宁波农村金融现状，结合对理论与文献的梳理，提出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竞争性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发展才能满足内源式民营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农村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6―0081―04
1 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明显减弱并困扰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无疑将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农村金融市场。目前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陈锡文，2004)，由于金融二元结构特征的突出，中国农村的“二重结构”面临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约束，金融市场表现为“被约束的帕累托效率”，但实践证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浙江地区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浙江农村金融市场以其独特的优势，实现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形成的多层次和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共存的格局，作为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建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2 理论与文献梳理
较早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是戈德史密斯，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开创性的研究了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而麦金农(197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金融抑制”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E.S.Shaw(1973)从分析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人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消除“金融抑制”。戈德史密斯(1969)、麦金农(1973)、肖(1973)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存在密切的正相关。莱文(1997)对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存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经济中的储蓄水平、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这些功能又会影响资本的形成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们的观点反映出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金融机构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影响下，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兴起。构建了内生金融中介、内生金融市场模型，对金融发展做了大量实证。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民间金融内生性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上，一直都存在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市场调节两种观点对立的理论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农村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信贷补贴论和农村金融市场论。80年代末以来，人们认识到为培养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仍然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支持它。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布菲(Buffie，1984)、泰勒(Taylor，1983)、科萨克(A，Kohsaka)和范・威金伯根(Van Wijinbergen，1982、1983)等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特征，即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与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并存，同时新结构主义者认为，非正规信贷市场是“竞争性和灵活性的”(Taylor，1983)，也即非正规信贷市场是一个充分自由化和有效率的市场。由此，新结构主义引申出其政策建议：发展中国家已经存在一个自由化和有效率的中介――非正规信贷市场，应该保护它，而不要金融自由化。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在农业和农村金融资金配置中的负面效应也逐步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发现。Konestr(2000)深入研究了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金融配置效率是低下的。Carew(2001)对农业研究和农村公共投资支出的制度安排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低效率配置。这些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为理论借鉴和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尤其是在农村，当传统的农村金融政策普遍失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方法(The New Approach)随着国际范围内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功案例的出现，而逐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新方法认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减贫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包含农村金融在内的系统解决方案，内容包括有利而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和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适当的农村金融监管框架以及政府旨在强化市场力量的直接干预。新方法重拾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中心理念，在微观层面上，将希望寄托给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作用开始被重视(焦瑾璞，2006)。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与演变，已有的结论更多的是在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中得来，一般体现的是从一种无组织的形式(如民间借贷)到有组织的形式(如标会：钱庄)、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的发展过程。许多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抑制是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林毅夫(2003)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财政代替金融的制度逐渐被放弃，为了支持改革前遗留下来的许多资金密集型的大型的重工业企业，政府担心全国每年创造的储蓄不能进入大银行使得政府没有资金来扶持大的重型企业，因此，就抑制除大银行以外的其他中小银行、互助会、民间借贷、互助基金等金融形式的发展，而多数这些金融形式恰恰是农村所需要的金融供给方式。由于担心监管的难度大，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局面至今仍无较大的改善，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歧视仍然相当严重，农村金融市场准入不仅没有松动，总体上，对农村金融的管制甚至还有所强化(马晓河，姜长云，2003)。这使得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僵化，难以提供各种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金融抑制是造成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扭曲的根本原因(何广文，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林毅夫等(2003)认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可能是民间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胡金焱(2004)总结了世界各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并从信息、担保、交易、定价等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在对民间金融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中，金祥荣等(2005)研究了标会、摇会等的定价和效率，表明如果一个地区的资金借贷市场较为发达或是一个完全的接待市场，尽管会员在标价时存在低标倾向，从保险的角度，互助会仍然具有效率。徐笑波等(1994，P99)研究了银背与钱庄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种从借贷中介人到从事存贷业务金融组织的演化过程。
基于浙江省的民间金融的发展比较有特点，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地区民间金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众多文献研究的重点。如叶敏、史晋川(2003，P126)对温州民间80年代金融风潮的考察，认为从聚会到盈利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受到自身规模扩大的约束。郭斌、刘曼路(2002)通过对温州地区“排会45庄”的演变，探讨民间金融从互助组组织到盈利性组织的演变。张震宇(2003，P729-731)描述了近年来温州地区民间信用活动新的发展趋势：间接融资逐步减少，但互助性质的“呈会”非常普遍。这体现了1990年中期以来国家政策对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从间接金融回到直接融资，从盈利性组织回到互助性组织。史晋川等(1997)的研究更是证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乡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也是农业经济发展资金生产要素供给的主要部门。整体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构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真正能够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为“三农”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已成为金融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关于金融如何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研究，多是从农村金融体制如何改革(或者怎么改变金融落后的状况)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张海峰(2006)认为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现有农村金融体系难以支持新农村建设，由此提出了需要重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结论。另外，还有刘振海(2006)、李敏(2006)、程建平(2006)等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如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任正晓(2006)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金融依然是农业投入的主体，如何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将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农村社会的稳定。再如之文(2006)认为农村金融的滞后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具有明显的时代含义，应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我国现在还处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国家全面小康社会突破的重点是农村。第二，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条件。
3 宁波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案例分析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些东部的农村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冲破了农村“大一统”金融安排的束缚，采用了多种方式融通资金，突破了农村的“低水平均衡”，并发展起来了，宁波地区等地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宁波已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新路，经济社会发展已进人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阶段，现阶段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村落向农村新社区转变，传统农民向专业农民和现代市民转变，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对此金融的作用更加重要。
Kellee Tsai(2001)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一般认为私营企业更多地依靠非正规金融融资，一方面是因为获得正规贷款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正规金融方面手续简单、资金成本低(亲友借款)。为全面深入了解宁波市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需状况，我们选择了2个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各不同的典型乡镇(慈溪市周巷镇及宁海县长街镇)进行实地蹲点调查。根据回收的农村企业的问卷及综合分析，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资金短缺，周巷的企业占69.4％，长街的企业占71.9％。而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自有资金，周巷企业占64.7％，金融机构融资占总资金来源的34.1％，其中，农村信用社成为88.9％的企业首选的筹资渠道，其次是农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再次为相关人员的亲友借款，占总资金来源的0.64％。虽然信用社仍然是农村企业最主要的正规信贷供给渠道，但对于企业来说其信贷选择渠道更加多元化。农业银行也是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重要渠道，相对于农信社，农业银行有资金规模和机构设置上的优点。另外，宁波市的农村企业涉及对外贸易的较多，因此对于工、中、建行的需求也较明显。还有少数企业获得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贷款。长街农业银行的占比最高，为71.9％，其次为工行、中行、建行，为68.8％，宁波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别为59.4％和56.3％，列第三和第四；其余占比超过10％以上的分别为：保险公司营业机构(18.8％)，小额信贷公司(18.8％)、邮储银行(18.8％)以及农业发展银行(15.6％)；其他如租赁公司和股份制银行二者均为9.4％，农村资金互助社、信托公司、证券、期货公司营业部均为6.3％，国家开发银行和村镇银行为3.1％，占比都较小。所有借款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占到了51.6％，而非正规渠道对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到了48.4％，其他企业借款的资金占0.13％。在企业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调查中，贷款占75％，为最高结算占37.5％，存款为31.3％，从这也可以发现，农村企业对贷款的需求遥遥领先，这一方面是由于近期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持续所致，同时印证了企业认为当前生产经营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资金短缺，造成了个体私营企业对贷款服务需求。
通过对2007年长街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筹措及资金成本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企业用于日常生产周转的资金中，自有资金占76.8％，远远领先于其他渠道得到的资金。处于第二位的是“其他商业银行融资”，占19.4％；“农信社融资”占2.6％，其他为“农业银行融资”(0.8％)，“亲友借款”(0.4％)，“其他企业借款”(0.01％)。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其他商业银行融资”占78.2％，“自有资金”占21.8％。用于基本建设主要来自“其他商业银行融资”(48.9％)和“自有资金”(43.1％)。虽然非亲友民间借款的比重不高，但对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更接近于市场性金融。
通过对2007年企业资金来源、资金运用总体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自有资金”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占65.7％，“金
融机构融资”占33.4％，其余为“亲友借款”、“企业集资”和“其他企业借款”。资金用途上，“购买原料”占比最大，为33.6％，其次为“存货”(30.8％)、“用于技术改造”(15.3％)、“其他”(12.2％)、“用于基本建设”(7.9％)。从总量上看，正规金融在对农村企业的贷款供给上具有优势，非正规渠道对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微型企业由于正规贷款获得难度大，其资金需求主要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满足的，但非正规借款的资金规模非常有限，非正规借款主要满足小规模企业小额的资金需求，而正规借贷主要满足企业比较大额的资金需求。另外大部分企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高，尤其是日常市场资金周转，这说明宁波地区企业的长期投资更主要的是依赖于企业的内源性融资。这与前面的结果是一致的，大部分借款并没有用于企业长期的生产性投资。只有少数企业是通过借款实现生产扩建的，大部分有投资行为的企业都有借款，这说明这类企业的投资对外部借款的依赖比较大。对两地的农村企业融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与访谈，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在当前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农村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短缺”，而在资金来源上，“金融机构融资”所占比例仅为三分之一，由此反映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企业支持力度的不足。“资金缺乏”成为制约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最大障碍，企业有很大的资金融入需求，因此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是最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企业发展的途径。这也说明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对农村中小企业资金供给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资源供给不足、服务不到位、农村信贷资金的供求矛盾、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没有跟上农村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所调研的地区依然明显。但尽管调研地区企业都反映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影响并制约着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并没有裹步不前，而是充满生机，从调研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现象在宁波地区并不在少数。数据充分表明，自有资金的充裕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熟识的企业主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拆借资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之活跃的地下资金运转体系，还有被政府认可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融资功能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在探讨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传统的农村金融需求基本是不考虑正式的金融机构或发达的金融市场，但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宁波农村地区，当企业与农户收入普遍提高并达到一定水平时，农村金融需求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安排应随之调整与改变，应该进行合理的现代金融制度安排，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作用于实体经济，通过民营资金主导的商业银行体系、民间金融体系的发展推动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和组织体系的创新、完善，建立健全符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特点和发展趋势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从整体上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
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中合理定位，不是一味的向农村提供更多更先进的金融资源供给，而是应培育农村地区有效的金融服务需求，根据不同的地区适用不同的农村金融安排，营造内生性金融成长的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发展才能满足内源式民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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