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　娟　陈　涛

　　内容提要：幸福问题一直是人类所关心的问题，幸福感与文化、财富以及社会和谐都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幸福感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加以论述，并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幸福感评判模型，从而更精确的界定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以加深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最终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关键词：幸福感；相关因素；评判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156-03
　　
　　引言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幸福问题又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修养的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热情也越来越高。有的学者在探讨幸福感的历史与理论发展问题；有的学者在论述主观幸福感与客观感的界定及关系问题；还有的学者把社会学与统计学、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来测量和研究幸福指数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影响幸福感的诸因素，为构建幸福生活、规划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1.效用――幸福感的经济学定义基础
　　
　　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感的内涵作了描述，我们认为任何概念的科学界定都离不开发展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毋庸置疑，幸福感的定义根植于文化内部。一般的关于幸福感的定义都是基于文化规范和文化模式。
　　文化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常常抱有什么情绪具有很大影响。比如有的文化更相信生活满意和积极情绪的价值，而有的文化则强调消极情绪的适宜性。拉美国家，趋向于视愉快情绪为合意，而不愉快情绪则被认为不适宜。人们关于快乐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价值观可能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水平。
　　文化模式（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对幸福感也有影响。众所周知，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个人的内在感觉和思想，个人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更强调群体（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内部与外部明显的区别。个人主义者在其判断生活满意的时候倾向于个人情绪的经验；集体主义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各有利弊。最佳的幸福感需要在个人与团体取向中进行平衡。因此只有吸取这两种文化模式之所长，避开这两种文化模式之所短，从而促进人们幸福感的良性发展。
　　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幸福感的判定属于一个对主观效用的理解问题。所谓效用，即是某种事物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程度，一般用U(x)代表某事物的效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逐步将效用的概念从有用性转换到对事物的偏好上。幸福感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主观感受，这与效用的定义在内涵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经济学上，效用具有以下基本假定：
　　①完全性：即如果A与B是任何两种情况，人们总是能够准确地判断A与B的优劣；
　　②传递性：即，如果一个人认为“A优于B”同时“B优于C”，那么一定有“A优于C”；
　　③连续性：即如果人们认为“A优于B”，那么，“接近”A的情况也一定优于B。
　　结合效用的假设，我们对幸福感的评判做以下假设：
　　①可靠性：可靠性还可以指稳定性，即同一人在不同时刻对同一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与效用的完全性具有内在一致性；
　　②有效性：即我们设计的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应该是显著的，能真正反映人们对幸福的内在感受；
　　③一贯性：是指相关因素衡量的一个人的幸福感在与其他同一现象的观察结果之间具有相互验证性，即幸福感较高的人应该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结合效用的函数表达方式，我们将幸福感表示如下：
　　W=H［U（Y，t)］+ε
　　公式中的Ｗ代表幸福感的主观水平，是一个从1－10的基数，1代表极其不幸福，10则代表极其幸福。公式中的U（Y，t)代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或者效用，其中Y代表影响幸福感的所有决定因素的总和，t代表决定因素Y和幸福感之间的变化关系。H[.]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式。公式用表示ε其他影响幸福感的误差因素。
　　
　　2.财富与收入――幸福感的物质条件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幸福必须有物质作基础。金钱能产生幸福吗？财富与幸福感存在着统计学意义的显著相关关系。国外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GDP与幸福感的水平之间高相关。我国数据也显示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由此表明幸福感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发展具有超越物质生活的广泛的效果，因为物质生活的满足促进了其他领域的满意感，增加了其他方面的特性，例如平等，从而直接导致非物质领域的满足。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高收入会产生更高的效用和个人幸福感。各理论模型认为效用U和收入Y之间的关系是：U=U(Y)，其中U’>0，U’’<0，也就是说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人们发现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关系，且边际效用将随收入的增加而降低。收入增加确实能明显地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幸福水平，但在富足国家的作用却是非常小的。经济学家摈弃了那种由一些浪漫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贫穷但幸福国家”的概念，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最近许多学者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侧重从实证方面加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发达国家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幸福感的增加；（3）国家内财富的差异与幸福感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未能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但从长时间来看，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个人收入的增加并不总能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实证中收入的边际效用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积极，这主要与人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有关。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为：W=U(Y(t))，其中，Y(t)表示随时间变化人们收入也随之变化，时间的变化也会在同一收收入水平下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3.比较――幸福感的主观判断
　　
　　幸福感的主观感受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用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比较；二是用需要的满足与目标实现比较。
　　3.1 比较与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使用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进行比较判断的，这一标准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当现实条件优于标准时，主观幸福感则高；反之，当标准优于现实条件时，主观幸福感则低。一般比较是把自己同别人做横向比较，当自己优于别人时，个体感到幸福。许多调查发现：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感到不幸的人则既作向上比较也作向下比较；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更差的个体的数目，而悲观的人则倾向于关注比自己更优秀的个体的数目。
　　许多经济学家在过去已经发现，人们从收入、消费、地位、或效用等方面与身边的朋友们进行比较。杜森贝（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并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进行了验证。当人们进行比较时，他们往往向上看，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你不能单独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
　　我们在上文指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加，有许多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人们经常拿自己与别人比。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绝对收入，而是一个人和别人比较的相对位置。
　　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偏好转换”的概念，即人们的物质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人们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加幸福感，个人的满意度也会增加，但由于偏好转换的存在，“毁掉”了大约60%到70%的由于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

　　我们用R表示某一人其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可以得到W=U(R)，其中W’>0，但W’’<0。说明人们的相对收入越高，其幸福感越强，但相对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增加是递减的。
　　3.2 目标（期望）与幸福感
　　幸福感研究中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是人生目标（期望）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当人们趋近并达到目标则产生快乐，反之，目标偏离或失败则导致痛苦。
　　人们所作的判断都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对于我们对自己的期望的偏离能很快产生反应，但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习惯了这种偏离，这种偏离就不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作用了。收入的增加最初会是幸福感上升，但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已经实现的期望适应了也就不会觉得比以前幸福。但同时也正是这种“适应”的机制才使人们不断向更高的期望水平努力。
　　一般来讲，期望与幸福感的关系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①期望水平的上升性调整促使人类实现与追求更多的目标，但一旦实现某种目标后他们想实现更多；
　　②欲望无止境，人们得到的越多，要求也会越多。这种收入的期待边际效应似乎是不会减少的；
　　③由收入增加带来的更大机遇并不总是能提高幸福水平。这些机遇也许会提高人们的期望水平，但并不能必然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因此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并不必然比那些有更多机遇的人更不幸福；
　　④由于期望的存在，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虽然在过去不幸福，但将来会更幸福。
　　
　　4.情感――幸福感的外在表现
　　
　　作为一个自然意义的人，智商在获取知识方面优势明显，作为一个社会意义的人，情商在交流交往方面优势明显，因而，讨论情感与幸福感的关系非常必要。
　　4.1 人际关系与幸福感
　　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群居动物”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温情、信任、社会支持对于幸福感的重要性。国外学者提出了人际关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种模型：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前者认为，人际关系对维持一般状态下的良好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增加主观幸福感；后一种模型则认为，人际关系可以保护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它作为社会心理刺激的缓冲器因素间接地发生作用。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婚姻与家庭。正如许多针对不同国家和实践的研究与调查显示，婚姻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已婚者的主观幸福水平比那些未婚者、离婚者、分居者和鳏寡者的幸福水平都要高。
　　同时，关于幸福的经济研究也发现，在其他控制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婚姻与幸福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关系。同时第一婚要比第二、第三等多次婚姻幸福。
　　4.2 人格特质与幸福感
　　在许多研究中，性格被证明是幸福感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期望自己更美好的人往往会努力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那些预感到失败的人会中止自己实现目标的努力。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些行为会导致更多的成功，而对于那些悲观主义者来说，这类行为会导致更多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乐观主义者会更幸福一些。
　　许多研究显示，外向型性格对幸福有所帮助，而神经质性格则可能导致不幸福。乐观和外向的性格是幸福者拥有的个性特征：（1）乐观就是积极地看待事物。乐观体现为个人期望生活中出现好的结果的总体倾向，若一个人期望好的结果，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若老想着失败，那么就会偏离自己设置的目标，这种行为方式导致乐观比悲观者更易达到目标并获得成功。（2）外向者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而神经质者更有可能体验高度的消极情绪。
　　
　　5.幸福感的经济计量方法探讨
　　
　　通过对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素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关于幸福感的效用函数式：
　　W=H｛U［（Y，t)，R，E，M］｝+ε
　　公式中的Ｗ代表幸福感的主观水平。公式中［（Y，t)，R，E，M代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或者效用，其中（Y，t)代表随时间变化人们收入也随之变化，时间的变化也会在同一收收入水平下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我们用R表示某一人其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人们的相对收入越高，其幸福感越强，但相对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增加是递减的。E表示人们的期望水平，M表示人们的婚姻状况以及性格特质，H{.}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式。公式用表示ε其他影响幸福感的误差因素。
　　在对幸福感进行定量测量时，首先应将各个影响因素加以细化，用量化的指标代替，把定性因素数量化，再利用经济计量方法进行测算。
　　在方法的选择上，一般幸福感的基础数据由抽样调查得来，在进行抽样调查时要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各种与幸福感相关的因素都要包括在样本中。在评估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一般首先做相关性分析，只有具有显著相关的变量才可引入幸福感函数。同时由于这一评判模型是基于多因素的分析，可以选择多元回归方法，例如使用线性加权最小平方估计。在上文我们提出幸福感度量时采用了基数的形式，同时某些自变量因素也是不连续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使用加权有序概率估计方法进行测算。在测算某一相关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时，我们可以采用敏感度分析的方法，以测算该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稳定性。
　　总之，由于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在对其进行评价时要考虑多种主观因素，因而采用经济计量方法会存在种种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幸福感精确化数量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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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娟（1962-）女，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犯罪学、犯罪社会学、心理学。
　　陈涛（1982-）男，山东肥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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