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视域中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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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晓霞
摘 要： 学界对于“文学”的本质性论述历来都陷入一种丰繁复杂的表述之中，本文将文学这一独特的生存体置于“认同”视域中予以全新的关照，通过分析、研究指出文学的世俗性和精神升腾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池莉小说创作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认同； 文学； 池莉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5-0119-02
一、“认同”
人类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便不可逃脱地与社会文化发生种种关联。人们在与形形色色的他人或群体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注意到我和他，我们和他们的诸多差异，自觉到我和我们世界的种种关联。这样便产生了文化层面的差异与趋同、异质与同质、家园感与异在感的“认同”纠结。作为概念性的“认同”其意旨非常的丰富，如果从形而上的生存层面来透视“认同”的初衷，我们会不禁联想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认同”追溯。其实人类自从有思维能力以来便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根”，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境中找寻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源头，人们或推崇宗教/上帝，或追溯神话/传说，我国便有女娲造人等这样的神话。同时人们也在不约而同地寻找着当时代自己的认同，他们会在自我与他物之间进行一种无形的比附，在这种比附中来确证自我的价值或体察自我的缺失。然而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追溯根源“我是谁？”和当下“我是谁？”的“认同”努力其目的并不是想对原有的历史事实或现存的实在生活做一个精确的描述，而将目的指向了未来，指向了“我会成为谁？”、“我们未来会怎么样”这样一个开放性的、永无止境的话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一种永不消失的情结，这无形中使人类有了一种反思性的功能，他会在自我的这种认同中获取自身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自己与理想自己的种种差异，这其中包括前进与倒退等诸多方面，并通过这种多渠道的“认同”差异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正是这种多渠道的“认同”，人类自身才会这样生生不息地立于天地之间。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认为，“认同”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主体问题。他说：“认同使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永无止境的重复解读，而是作为‘变化着的同一’来解读：这并不是所谓回到根源，而是逐渐接纳我们的‘路径’。”[1]这和上述我们所说的如出一辙，很好地概括了人类的“认同”心理，重要的是他将“认同”概括为人们如何接纳自身的一种“路径”，人们从“认同”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根”、了解到了自己的现实存在、也获知了自身的未来发展趋向。他们“接纳”了过去和现实中的自己，进而通过努力接纳并提升着未来的自己。这也正如霍尔所说的“认同”的结果便是“我们将会成为谁？”、“我们如何被重现？”、“如何影响到我们怎样重现我们自己？”。总之人类的“认同”活动是人类完善自我、“接纳”自我的“路径”，是一个从当下性出发指向未来的过程。
二、“文学”与“认同”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学界在谈及这句话时，往往将其与“诗意地栖居”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而文学恰是这种诗意生存的最好的承载体，文学家总是以第一次见到的目光打量世界，打量生活，从而把人类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提升起来，使生活充满了鲜活而生动的色彩。其实，文学之所以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最重要之处在于“诗意地栖居”之后的另外一层含蕴。即它可以确证、反思、推进人类的生存。也就是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性活动，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精神休栖的“诗意”之境，同时也给人类展示了一个动态的、不断确证与思考的精神性动力。在文学的天地中，描述着人类业已形成的存在方式，并展望着未来的生存理想。在这样的描述与展望之中，个体从中确认、体察着自身的现状与人格力量的平庸与缺失，并且向往着这种平庸与缺失的提升。既然文学的空间是个体、民族自我描述、确证与提升的空间，那么它必将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过程，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
在我们看来，这种认同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文学如何重现或表征我们，即“认同”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霍尔所说的“我们如何重现”的问题；第二是文学如何影响或塑造人类的自我认同，也就是霍尔的“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如果就文学文本来说，则要求文学文本不仅仅重现或表征我们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应该是这种重现或表征将如何影响或塑造我们，进而又影响到我们怎样重现我们自己。看它是否使个体从中体察到了自我的生存性匮乏与缺失或者向往，进而促使个体以更高的一种精神价值来要求提升自己。也就是说，文学自从产生以来，这种“认同”特质便伴随其左右，使文学有了自身独立的使命，即文学始终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我们将会成为谁？”是其建构的目标与宗旨。所以，一种精英意识与精神的“升腾”是很必要的，也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说“文学是人学”。
三、“文学认同”与“池莉”
池莉，作为当代拥有众多读者群的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世俗性”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池莉小说创作所呈现的这种“世俗性”情态给人一种平庸、无奈的感觉，这种过于亲和“世俗”的创作姿态是一种“媚俗”，其小说是严重的“精神性缺钙”。而有的学者则以中国小说传统便是对于世俗性生活的表现为由，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池莉承续了中国的古老传统，将文学神圣的笔触重新拉回到了现实世界，并对现实生活着的平凡的人们予以深切的关怀与描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切切实实的生活性文本，这种亲和世俗的写作姿态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以来的那种忽视平民生活的崇高的精神性写作、文化启蒙助于写作的一种反驳，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温情的现实性、世俗化的境象。
关于上述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均有其合理之处。一方面池莉将世俗生活重新写进了文学的世界；另一方面她将世俗生活重新纳入文学殿堂的同时，却显得很是无奈。如果从“文学认同”的视角来对其创作进行评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池莉的小说创作只做到了“文学认同”的一个层面：即“如何重现和表征我们？”她以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方式完整地、恰到好处地“重现与表征”了当代中国城市大多数的底层市民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况，并对其日常生活与形态进行了极其鲜活灵动又相当合理到位的艺术性描绘。《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有了快感你就喊》、《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创作中作者均以它那独特的叙述笔调将武汉市的市民生活赋予了一种“直接性”和“当下性”的特征。正如程光炜所指出的：“池莉是当今文坛最熟悉市民题材的作家……是池莉这支极具叙事能力的笔，赋予了九十年代武汉这座中部城市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直接性’和‘当下性’，她成功地为我们‘重绘’了这个兴起于三十年代但眼下并不景气的现代都会。”[2]就池莉小说对底层市民的市民生态与心态的把握与描绘来看，上述评价应该是相当合理的。然而文学所能为我们提供的应该远不止这些，好的文学作品必将是一个开放型的、指向未来的文本，不仅能回答“文学认同”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很好地做到了第二个层面的思考与延伸。在池莉的小说创作中，在她的市民生态和心态的描述中，印家厚的日复一日、卞容大的作假赴西藏任职、以及众多市民的百态生活，无不使我们感到一种或隐或显的平庸与无奈。这是一种人在现实浪潮中的逐渐萎缩与丧失自我，是一种漠然的顺从，是人对生活的低首与无奈。在这样的一种情感艺术氛围中人看不到自己生存的指向，因为小说文本所呈现的是一种“原生态”现实与一种默默温情主义的认可。其中缺少了一种精神性的指引与洞见，读者无法找到一种参阅与比附、对照与提升的对象。也就是没有一种“精神的升腾”。正如吴炫所表露的那样：池莉对她笔下的世俗世界缺少一种“穿越”的能力。而正是这种穿越能力的缺少，文学终止在了自我认同的第一个层面。读者在这样的文学中失去了认同的对象，无法得到精神性的提升与确证，在池莉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只是“重现与表征”了我们自己，而没有影响到我们怎样重现我们自己。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是一种重复性的循环。“我们将会成为谁？”的问题在此也只能置换成“我们就是谁？”的问题。
总之，“文学认同”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使这种认同继续下去，成为一种将来性的存在。而关键处便是文学应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哲学”性的思考空间与“精神性”的“升腾”。我们只有在认清了“我们是谁”的同时，通过一种精神性的比附来完成“我们将会成为谁”的任务。文学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真正成为钱谷融所说的“人学”。
参考文献：
[1] 自周宪.文学与认同[J].文学评论，2006.6.
[2] 程光炜.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J].花城，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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