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主要生态问题成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委沙

　　【摘要】 生态文明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武汉城市圈存在着因工业生产方式粗放、水资源污染严重、城市病加剧和农村生态恶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生态意识缺乏,二是生态制度缺失。
　　【关键词】 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生态制度
　　
　　一、武汉生态环境主要突出的问题
　　
　　1.工业生产方式粗放
　　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以资源型、高物耗、高能耗、重污染的重化工产业为主,其特征就是资源耗费高、环境污染严重。如从1985年到2008年,湖北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逐年增加,23年里已增长了3.5倍,城市圈内的排放量占到全省的60%余。又如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全省增加了60多倍,城市圈内的产生量占到全省的70%余。尽管加强了废物利用和倡导循环经济,排放量逐年在递减,但与国内先进省份及国际水平相比依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工业生产方式的粗放还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合理。由于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指导下,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不考虑外部经济性,忽略了资源代价和环境成本,造成了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不充分、浪费极大且污染严重的后果。最能综合反应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是“能源利用率”,自1990年以来,湖北能源消费量增加了1倍多,单位GDP的能耗虽经努力有所下降,但新世纪后下降幅度却停滞不前。以节能减排的要求看,湖北能源利用率始终维持在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城市圈及湖北的科技力量在全国排位居前而不相称,也是城市圈试行“两型社会”的严峻挑战。
　　2.资源污染严重
　　武汉城市圈虽得千湖之省之利,有长江和汉江贯穿境内,湖泊遍布,降水充沛,水资源丰富,但经1950年以来的填湖造地已使湖泊面积缩小了四成多,加上工农业生产方式粗放,灌溉设施不齐全,管理不当,水资源的浪费现象严重。还因人口增长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淡水资源的需求量急骤增长,人均拥有的水资源储量持续递减,加上地区间、年际间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了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用水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使水资源的紧缺雪上加霜。自1985年以来,湖北废水排放总量增加了近3亿吨,年均增加1 000多万吨,城市圈占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近60%。除长江为Ⅱ类水质外,境内多数支流的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容量,水质型缺水现象突出,主要水库、湖泊水质大部分已不能满足功能区划的要求,城市内湖和纳污河渠几乎全部受到严重污染。预计未来10年湖北生活污水排放量还将增加36%,其中污水中的COD排放量将增加17.5%。得利于水资源丰富的武汉城市圈,也因水资源污染而负荷甚重。
　　尽管近十来年城市圈排放达标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水污染的点源治理初见成效,生活污水排放又成新的难点,一方面生活污水占废水排放量的比重逐年加大,比1980年年代增加了1.6倍,成为主要的污水污染源;另一方面全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年尚有11多亿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一些城市相继建了污水处理设施,却因污水处理收费过低等原因难以正常运转。
　　3.城市病加剧
　　首当其冲的是耕地锐减。在城市扩张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中, 各类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新建企业以及民用住房等建设用地需求膨胀,这些用地往往是在城市周边或交通便捷之处,这正是大量优质耕地所在;被占用的土地也存在利用结构不合理,如工业用地比重过大,道路及绿化用地面积偏小,城乡居民点用地外延扩展过快,内涵挖潜不足等。近三十年里,湖北的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呈反向增长,即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持续减少。尽管近年来湖北努力将人均耕地面积维持在0.8亩左右,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逼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武汉城市圈近年人均耕地面积仅0.66亩,如何节约耕地已成为城市圈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城市病还广泛表现于环境质量问题。如湖北城市空气污染较严重,在17个监控的重点城市中,仅10个城市符合国家二级标准,7个城市符合国家三级标准。又如,湖北1/3的城市为轻度至中度声污染。城市环境保护中布局性、结构性污染问题日趋突出,治理难度加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1%速度增长,而湖北垃圾处理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农村生态形势严峻
　　仅就化肥农药的使用来看,自1980年代以业,化肥施用量年年攀升,已增加了2.5倍,农药施用量增加了近7倍,更何况如此高的化肥农药施用量与耕地面积锐减保持着同步,这就意味着单位耕地面积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在迅猛增加。一方面化肥替代厩肥且超量使用,使土地本身具有的保水、保肥、抗旱、抗涝和通气性减弱,土地的净化和分解功能丧失,土壤质量不断恶化,造成大批优质耕地向劣质地蜕变,使本来存量递减的耕地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化肥农药的超量施用,直接导致了土壤及水体的污染,使农产品质量下降,食品安全也受到威胁,也使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危害。
　　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还因农用塑料薄膜的成倍使用,使其残留在土壤中难以降解,造成了更深重的生态危机;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水随养殖业的扩大而增加,1990年代至今湖北增长了5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加剧了农村的面源污染。农村的面源污染不仅破坏性极大,且治理难度大,这也是武汉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中不得不关注的重点内容。
　　除了上述四方面突出问题外,工业化以来所培养的社会成员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生态危机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有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的萎缩等都是不可轻视的生态失衡问题。
　　
　　二、造成武汉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
　　
　　在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伴生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主要源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主观认知不足和实际措施不力,前者表现为生态意识的欠缺,后者表现为生态制度的缺失。生态意识的欠缺表现为,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才是奠定人类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生态文明才是构建社会文明的必要条件。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危机。
　　生态危机源于工业化实践中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的忽视,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单一经济指标GDP持续增长的执著追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张中,不计成本地片面追逐产值和速度,加之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原因,各级政府一直围绕着GDP大做文章,GDP一路攀升的工业化初级阶段,没人去关注为此而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外部不经济性几乎被整个社会所熟视无睹。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还直接威胁和侵占了后代子孙的生存权利。随着生态失衡问题的显现,各级政府也设置立了一些相应的指标,试图增加对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的监测和考核,遗憾的是,这些指标因其缺乏刚性,没能坚定地落实。
　　
　　三、武汉生态问题的制度缺失
　　
　　毫无疑问,不计成本的经济增长和不可持续的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如何将单纯依靠有形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结构优化、体制优化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在实现增长方式的变革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点的历史史命。生态制度的缺失表现为,缺乏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相关联的维护生态平衡的规范体系,它既包括社会生活中人们言行规范,也包括因制度建立而形成的各类维护生态平衡机制。

　　首先,是生态制度体系的缺失。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认识发展、引导发展,是需要公共管理部门不断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由发展观念上升到发展原则、由现实社会问题上升到政策和制度导向所要探讨的内容。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来加强其管理和服务工作,如全面加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学和社会总体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寻求自然资源不断增殖和永续利用,做好资源综合开发规划,探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将其纳入政府管理职责之中等。由于生态意识欠缺以及经济政治体制原因,这些工作非但没能与工业化发展同步,而且是远远地滞后了。尽管生态制度的建立健全并非一蹴而就,但制度制定的周全性和严肃性,执行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则应一以贯之。
　　其次,是市场机制的缺失。如何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配置自然资源,促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趋合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倾向却长期维持,既抑制了人们对资源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因消费需求不断高涨时,引发了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惊人浪费,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环境被严重污染、某些资源临近枯竭,使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
　　由于体制变革的复杂性,建立资源市场的工作举步维艰。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调控资源的优化开发和配置,还有助于政府利用资源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强化资源系统管理,进而建立一整套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资源开发规划、法规、程序、技术经济政策等,因历史原因和体制障碍使此类工作迟迟难以突破,实现市场机制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充分发挥其特有作用仍然任重而道远。
　　再次,是监管机制的缺失。以肩负主要监管职能的环保部门为例,自身面临体制障碍:横向看,环保部门与其它诸如水利、林业、农业、建筑、电力等多个部门由于权限、职责边界不清或划分不合理,形成了相互掣肘,生态环境的监管难以全面统筹,跨区域、跨部门的环境问题难以协调。纵向看,环保部门属地方政府下辖工作部门,政府出台地方政策,招商引资降低环保门槛,环保部门无法履行监管职能。也面临工作障碍。从软件看,随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环保队伍从素质和数量上都没能跟上,使得各地庞杂的环保工作难以应付,直接影响着行政执法效力;从硬件看,公共财政对环保事业投入不足、欠账过多,无论是监测设备和预警、突发事件应急装备,还是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技术装备及自动化水平等都明显不足,影响和制约了环保监管能力。还面临手段障碍,环保部门长期来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监管职能,随经济市场化、法治化的转型,遵循经济和自然规律,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实话监管仍是当前环保的弱项。
　　最后,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市场经济中,企业为追逐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利益最大化,往往只重视内部成本核算,无视外部的不经济性,由此导致企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资源利用率低下以及粗放开采造成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现象,当破坏资源环境的现象没能被严惩,保护资源环境的事得不到保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生活中追逐私利的放任自流,更有甚者,不少地方出现了“老板赚钱,政府埋单”的怪事。政府应通过建立各类激励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敦促和引导企业既重视内部成本核算,也关注外部生态环境成本,力求将外部不经济性向企业内部成本转化。发达国家在生态激励机制的制定和运行中有三个特征,一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二是以法规为核心,三是以市场为主、辅以调控。 这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孙伊然.《节能激励机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经济纵横》.2008(2)
　　[2]各年度《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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