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与农户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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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明高
在一个理想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一个农户能够通过借贷的方式来克服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收入不确定性，实现平滑消费，即其消费不受其收入波动的影响。或者说，如果农户能够按照其对收入的合理预期安排消费，那么农户的消费支出就不应该受其短期收入波动的影响。当收入下降时，农户就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弥补短暂的资金不足。
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除了可以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之外，还可以提供消费保险，这是稳定农民消费和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抵押品，或者由于信贷市场的不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经常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有关印度、印尼和科特迪瓦等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信贷约束，农户不能根据其需要从信贷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
由于信贷约束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农户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在人力资本（如教育）方面的投资会受到制约，也会挫伤农户的企业家精神，由此可能导致农户由于家庭信贷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引起两级分化，只有一少部分人成为企业家，而大部分人沦为打工者。而且，信贷约束通常是由不效率的金融制度造成的，两者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实证的角度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我国农户是否也面临着信贷约束？信贷约束的程度如何？
第二，现有的制度安排（如发展非正规金融组织等）能否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为提高农民收入服务？
本文在分析了我国10省4237户农户5年（1995～1999年）的面板数据后发现，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换言之，农户下一年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与上一年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上一年的收入低，下一年的基本消费支出就少，反之亦然。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现有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都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户的信贷要求；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发达的地区，农民所面临的信贷约束程度相对较弱。
农户融资的主要形式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借贷的主要渠道一般可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包括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主要包括亲戚朋友之间的个人借贷、各种形式的互助会（如轮会、拢会、标会）等民间借贷形式，有的地方还包括银背（个人借贷中介）、抬会、当铺和地下钱庄等。
一般来讲，我国农户从正规渠道借贷的比重很低，而且随着国有商业银行逐渐从农村地区撤离，获得贷款的农户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1的资料显示，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农户占全部4237户农户的比重,1995年为7.3%，到1999年时下降到了4.2%。平均每户获得的贷款规模则没有明显的变化。
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数量是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农户数量的1～2倍，农户的比重同样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下降趋势，即同期从18.9%下降到了14.5%。但从非正规渠道的借款额度却平均增加了1/3以上。
这说明，由于融资渠道狭窄，我国农户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渠道。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不少农户同时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
农户的收入、消费与财富积累
1995～1999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慢甚至停滞的时期。从表2可以看出，考虑到通货紧缩因素之后，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除少数年份略有上升之外，基本呈下降趋势。1995年，样本农民人均收入为2468元;到1999年时，下降到2417元。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与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本文将主要考察人均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即农户的基本消费品支出，这主要是因为建房支出和耐用消费品是非生活必需品，并且具有周期性支出的特点，不易分摊到各个年份。
表2的资料显示，我国农户家庭人均基本消费品支出不到2000元，约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54%左右，而且这一比例在5年中相当稳定。
随着时间的变化，如果一个农户的基本消费支出是由其收入决定的，这就是该农户存在着信贷约束的实证证据。
为了检验农户的信贷约束，我们将农户按照财富-收入比分成5组，并比较财富-收入比最高组与最低组农户基本消费品支出与其纯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财富-收入比最高的一组农户拥有相对多的财富，与财富-收入比最低的一组相比，更容易获得正规或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因而其面临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住房通常不易变现，用作抵押品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在计算农户财富时只考虑该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并将之称作有效财富（见表3）。财富-收入比是一个农户有效财富与其纯收入的比率。
我国农户平均约有3/4的财富为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在非生产性固定资产中，又有约2/3为农户住房的价值。剔除住房价值之后，我国农户1995年人均拥有的有效财富为1666元，到1999年时增长到了2273元，增长了36.4%，同期的财富-收入比也相应从0.656提高到了0.862。
尽管1995～1999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略有下降，但同期农户家庭财富积累有了明显的增长，这可能主要由于农户通过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积累了财富。
农户是否面临信贷约束？
如果将所有农户按照1995年财富-收入比分成5组（见表4），财富-收入比基本上反映了农户的收入、消费和借贷能力方面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1995年最低组的财富-收入比只有0.1，而最高组却高达1.97，这表明，前者将大量的收入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消费，而后者则将较多的收入用于财富积累，尽管如此，财富-收入比较低的农户的基本消费品支出仍低于财富-收入比较高的农户。同样，最高组农户更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其借款总量约为最低组农户平均负债额的7倍左右。不同组别间农户的这些相对差异到1999年时基本维持不变，只是组别间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在5年中，最低组的财富-收入比从0.01大幅度提高到0.26，而最高组则只从1.97微幅增加到2.06。与此同时，前者的人均纯收入略有增长，后者则有小幅下降。更为明显的变化是，财富-收入比最低组的总负债（包括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借贷两部分）也从1995年的人均666元大幅增加到了1999年的1062元，而最高组农户的总举债同期却减少了近一半，从4246元降为2210元。
根据财富-收入比分组，我们分别估计农户下一年基本消费品支出的增长（即下一年基本消费品支出与上一年基本消费品支出之比）与上一年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下一年该农户基本消费品支出的增长率取决于上一年的收入，那么该农户就面临着信贷约束。估计方法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随机效应估计法。
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表5列出了我们估计的下一年农户消费增长率与上一年收入之间的弹性关系，即对所有农户而言，上一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下一年基本消费品支出的增长率就会下降0.043个百分点。
根据财富-收入比分组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判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信贷约束只存在于财富-收入比较低组的个人。而我们估计的结果显示，无论是财富-收入比的最高组还是最低组，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约束。如果最低组的农户上一年收入增长1%，下一年基本消费品支出的增长率将会下降0.046个百分点，而对最高组的农户来说，这一百分点只有0.022，不到前者的一半。
制度创新与农户信贷约束
市场和其它一系列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为风险定价，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在我国，信贷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国家垄断，制度创新的空间和动力有限，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计划外的制度安排，能够解决或部分解决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
本文分析的制度安排包括：
第一，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意味着不同农户金融需求的差异较大，单一的农村金融体制（在不少地区农村信用社垄断了农村金融部门）很难满足农户的差异化需求，除非存在着制度创新，否则信贷约束的程度就会比较严重。
我们用各村农民收入的吉尼系数来反映收入不平等，按照吉尼系数由小到大分成5组，并比较收入最不平等组与收入最为平等组之间的差异。
第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
我们根据农户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将农户分成2组，如果农户不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不需要贷款，二是贷不到款。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信贷约束，这完全取决于这些农户能否获得他们需要的贷款额度。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回答。
第三，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尽管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信息上的优势，但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不合法的地位，能够动员的资金量小，还不能成为服务农户的主体金融中介。我们同样将农户按有无非正规金融借贷分成两组，分别检验不同组别农户之间信贷约束的程度。
第四，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可能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通常不需要实物抵押品，借贷的数量和期限的弹性较大，这些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
我们用村人均非正规金融借贷的额度除以村人均有效财富，然后再分成5组。
根据以上4种不同的分组方式，我们分别估计下一年消费增长率与上一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6。主要结论是：
首先，根据不同分组计算的弹性系数均显示，所有级别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信贷约束；
其次，相对而言，收入越不平等的地区，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就越大；
第三，从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本身就是信贷约束的一个信号；
第四，非正规金融越发达的地方，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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