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内容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本文从历史原因、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以及宗教信仰的挑战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原因,并阐述了这种碎片化所带来的影响,最终提出了应当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毁灭;重建;历史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糅合了道、释思想来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文化。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莫过于注重道德修为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了。儒学“执著的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1]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安身立命的归宿,从而支撑着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和理想共识。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还是赞同态度,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基本事实。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快,这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人们越来越追求“世俗化”、“物质化”和“物化”,另一方面它也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这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范,乃至信仰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与目前我们社会中产生的“道德缺失”“信仰真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唯道德主义”的,人们以“做道德人”为目标,以“行道德事”为荣,从某种程度上说,“道德”成为大多数人的目标和信仰,人们在它的指导下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道德是什么”“道德应是什么”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回答,道德对人们的“软约束”已不再具有很大的效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不断地解构,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日渐趋向于一种碎片化,这种碎片化被物欲、世俗、利益等各种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充盈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淡化和弱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其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惨烈。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直接抗拒传统文化,曾一度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并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也许是过多地由于政治性因素,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态度及愤慨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批判的观点却不无偏颇。他们的激烈的批判应该说是儒家思想近代受挫的一个历史原因。此外,反动军阀和政客对儒家思想的玷污是其衰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杜维明所说:“西化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是今天儒门淡薄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确实,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的军阀和政客,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罪人。”[2]
　　(二)市场经济下,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这使得西方现代哲学在中国长驱直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现象学热和后现代主义热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高潮。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本身就是市场化、商业化和快餐化时代潮流的产物,一味追求别出心裁的解构,具有一种标新立异的特点。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正在对中国青年一代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他们是以好莱坞、因特网、麦当劳为象征的快餐文化。这种快餐文化说到底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其基本特点是,以一种感性化、快捷化和平面化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和进行社会交往,解构一切深刻的反省理性和批判意识,彻底颠覆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3]这样一种消解一切深层文化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的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不仅冲淡了西方传来的各种深刻的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抹平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将它们全部消解在短平快的感官快乐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青年一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浅薄认识更说明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碎片化状态。
　　(三)宗教信仰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盈,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和空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人们经济基础日渐巩固的同时,也使上层建筑飘忽不定、岌岌可危。近年来,西方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亦成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作为西方发达社会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无疑具有一种强势性,这种强势性使它在积极认同西方价值理念的当代中国人心中具有很大的精神感召力。此外,再加上西方教会在态度上和经济上的赞许与支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地增长。[4]虽说人作为一种神性的动物,毕竟需要一种信仰,但是基督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逃脱不掉“中国特色”的历史命运。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已经与各种民间宗教同流合污,成为一种巫术式的低俗迷信。更多的中国人则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基督教信仰。由于真正的宗教是对神圣、绝对和无限的追求,那么他们所信奉的也只能被看成是伪饰的宗教,因为他们不是对神圣和绝对存在的信仰。所以,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就缺少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人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都是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哲学的意义上这些都属于“形而上”的问题。《易传•系辞上》说:“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历史上儒家和道家都把“道”视为形而上的存在。而如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形而上的根据与存在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为过时的东西而遭摒弃。
　　
　　二、碎片化所带来的毁灭与重生
　　
　　面对此种现状,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化,从狭义上讲,亦是中国哲学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必然性,它是由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较之西方哲学的严密的逻辑性,中国哲学的确缺少思辨性与明晰性,这使得人们无法从宏观上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易陷入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误区。
　　而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碎片化,一方面造成了人们道德范式及道德信仰的缺失,逐渐“西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日渐淡化和弱化,道德的约束力逐渐流于一种形式;而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原有的封建伦理以及道德的束缚,使得这种束缚下的种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被人们所正确的认识,从而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合理和恰当的解决办法。正如西方哲人所说:“禁区的设定就意味着重生”,如何打破传统的禁区来获得现代社会的重生,如何把握这种设定的“度”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三、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被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所以,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就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就是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那么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
　　一个是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为了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由哲学基本问题史研究转向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一转向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重视抽象的范畴及其演变,更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淡化、疏离了哲学史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明显的分离。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建构中国文化的历史感,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形上之“思”的内容,而且要关注形下之“史”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即要重视那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重视历史对思想的现实影响。
　　另一个是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走出西方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提倡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近年来,这种原典的阅读又与电视人文讲座、儿童读经活动相结合,泛化为不同形态的大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用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代替了哲学史的考察与研究,致使哲学原典阅读孤立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从而凸现了阅读原典之“文”,而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着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阅读原典之“文”,而且要深入由古及今之“史”。换言之,就是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也就是要重视从长时段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考察,注意从背景、来源、进程、演变、影响诸环节中把握历史上的重要思想。
　　这两种向度之间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如脱离历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固然以原典之“文”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同时也表现为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分离。因此,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找到根基,需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既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又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只有这样,才能对重建历史感作一种完整的把握。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5
　　[2]罗俊义.评新儒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赵林.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挑战[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372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