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计盈余管理与成本费用粘性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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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以2013—2017年沪深A股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应计盈余管理研究视角，验证其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和反转性，进而分析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式与成本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公司治理，减少管理层基于自利的成本管理行为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汽车行业企业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均存在粘性现象，且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销管费用粘性表现出反转性。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扭亏和避亏）会减弱企业的成本粘性，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洗大澡”）会强化成本粘性。
　　【关键词】 应计盈余管理; 成本费用粘性; 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8-0068-08
　　一、引言
　　成本费用管理是企业日常管理的重要工作，密切监控、高效管理企业成本费用已经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传统模型认为成本费用只是机械地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而忽视管理层决策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先后证实了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与反转性等特征。Subramaniam et al.[1]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是成本粘性最大的行业。由于汽车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4.0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在制造业中成本粘性最大，而目前对汽车制造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成本费用粘性的相关研究甚少。本文对管理者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式与成本费用粘性关系的探讨，丰富了成本费用粘性的认知和分行业研究成果，有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提高企业成本费用管理效率。
　　二、文献回顾
　　早期学者主要针对应计盈余管理或成本费用粘性进行单方面研究，而应计盈余管理与成本费用粘性的相关性研究甚少。Anderson et al.[2] 实证发现收入与费用存在不对称性，费用下降的幅度与上升的幅度不同步，并正式将该现象定义为“粘性”现象。盈余管理的研究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Healy（1985）提出用估计期应计利润总额的均值来估计非操纵应计利润的数额，并假设企业各年度非操纵应计利润率是固定不变的。第二种是DeAngelo（1986）将总体应计利润分为可操纵性和非可操纵性，当非可操纵应计利润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盈余管理活动。第三种是Jones模型，认为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决定着企业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故一旦获取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数额则可以确定企业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Subramaniam et al.[1]证明了总成本、营业成本和销管费用均受管理者预期的影响，乐观预期会加大成本粘性程度，悲观预期会弱化成本粘性。Calleja et al.[3]对英、美、德、法四国的费用粘性做了比较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会弱化成本费用粘性。Weiss[4]最先研究了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认为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会因企业成本费用的非对称所引起的盈余分布波动性而降低。
　　孙铮等[5]研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费用存在粘性，且程度比美国更深;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小，随后出现反转。林晚发等[6]发现成本粘性会降低主体信用评级，尤其在风险高的企业中。李钰晖[7]发现宏观经济环境对钢铁行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约束性固定成本会转化为可控成本从而成本粘性减弱。周兵等[8]认为不同的竞争战略及管理层不同的预期会对成本粘性产生不同的影响。管理层乐观預期，差异化战略的企业比低成本战略的企业成本粘性更高，悲观预期则反之。王兆林[9]研究了企业各生命阶段盈余管理行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当销量下降时，扭转和实现微利动机可能会通过减少账面成本来提高公司的盈余水平，这种向上调节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弱化了成本粘性，这与赵李曼[10]的观点一致。
　　综上，学者们主要从盈余管理的模型及其操纵方式等方面研究其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然而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与成本费用粘性的关系也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本文拟从成本费用构成相对复杂的汽车行业入手验证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反转性及应计盈余管理与成本费用粘性的关系。
　　三、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传统成本性态理论认为，成本与业务量间成比例关系。Noreen et al.[11]发现企业成本费用对收入上升的反应比对收入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表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即当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变动的幅度要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变动的幅度。契约理论认为，在长期的交易中，即使业务缩减但在高额的违约金与续约的权衡之下，企业也会选择后者;效率机制理论认为，管理层从发现市场变化造成不利影响到项目决策实施需要一个过程，成本变动表现出时滞性;委托代理机制理论认为，当业务量下降时，经理人往往不愿意削减与其在职消费、公关费用等有关的成本费用。综上，成本费用粘性的形成受契约的限制、效率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的影响。
　　盈余管理方面，魏明海[12]首次结合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做出解释，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企图改变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报表数据的理解，或扭转契约结果，通过构造部分事项、改变财务数据而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做出会计判断和选择的过程。本文将盈余管理定义为公司管理层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对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进行调整和控制，最大化自身利益和公司价值的行为。盈余管理方式主要有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一般的，应计盈余管理不会改变企业实际运营行为，不影响企业价值，仅仅改变企业实际会计盈余的期间分布情况。真实盈余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各项交易活动等实际运营行为的改变来影响企业现金流、经营绩效和长期价值。本文将从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三个方面分别讨论盈余管理对各类成本的影响。
　　1.汽车制造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
　　Anderson et al.[1]对美国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一般管理费用和业务量进行研究，发现该两种费用与业务量呈非线性变化趋势。孙峥等[5]验证了成本费用粘性现象的存在。汽车制造业企业成本费用涉及环节较多、相对复杂，与业务量关系密切，结合现有研究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汽车制造业也普遍存在成本费用粘性现象，并将其总成本分为销售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证明其存在性，提出假设1a—假设1c。 　　H1a：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成本存在粘性现象。
　　H1b：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销售成本存在粘性现象。
　　H1c：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销管费用存在粘性现象。
　　2.汽车制造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反转性
　　短期的业务量下降，管理者前期通常并未采取行动，因此仍保持较高的成本费用支出，从而保持相对较高的成本费用粘性。随着业务量下滑时间的拉长，管理者的态度开始过渡到消极，对经济走势更加清晰，担忧自身和企业的利益受损，因此会将企业资源配置进行整合，增大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粘性减弱。Anderson[1]、孙峥等[5]也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该观点。本文认为我国制造业成本费用粘性表现出反转性，即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成本费用粘性逐渐下降。提出假设2a—假设2c。
　　H2a：在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总成本粘性表现出反转性;
　　H2b：在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销售成本粘性表现出反转性;
　　H2c：在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销管费用粘性表现出反转性。
　　3.汽车制造业应计盈余管理与成本费用粘性
　　我国证券法规定，连续3年亏损且在其后一年内未能恢复盈利将面临被退市。陆建桥[13]验证了公司存在为避免退市而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陈晓等[14]发现有不少企业通过关联交易和重组活动扭亏。因此，当企业无法实现扭亏时，为规避被退市风险，企业会采用负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式，为下一年的盈利做准备，继续增大当期的成本费用，粘性显著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a、假设3b。
　　H3a：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采用正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式，成本费用粘性显著下降。
　　H3b：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采用负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式，成本费用粘性显著上升。
　　（二）变量定义
　　本文用ABJ模型[1]中的β系数来反映成本费用粘性程度，划分为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在模型中加入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资产密集度（ASS）。由于各企业的资产密集度存在差异，当销售量下滑时，资产密集度高的企业进行资产调整所需成本费用比密集度小的企业更高，其粘性也会随之增大。
　　员工密集度（EMP）。当销售量降低时，企业需要通过裁员进行资源调整，员工密集度高的企业在这方面要花费的成本费用较大，使得成本费用粘性也相应上升。
　　当企业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并预期会继续下降时，管理层会改变决策，增大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从而达到减弱成本费用粘性的效果。
　　变量定义具体见表1。
　　（三）模型构建
　　借鉴ABJ成本费用基本模型[1]，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证目标予以扩展，再加上控制变量，使结论更加准确和可靠。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1.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检验模型
　　Ln（）=β0+β1×Ln（）+β2Di，t×Ln（）+εi，t   （1）
　　在模型1中，SALESi，t/SALESi，t-1表示i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从上期到本期的变动幅度，S&Ai，t/S&Ai，t-1表示i公司的销管费用本期与上期的倍数关系;β0表示常数项;Di，t为虚拟变量，若t-1期SALES大于t期SALES，取值为1，否则为0;β1表示营业收入上升1%，销管费用增加的百分比;β2表示销管费用的粘性系数;εi，t为误差项。（β1+β2）表示营业收入每降低1%销管费用减少的百分比，若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则有β1>β1+β2，即β2<0，因此β2是衡量成本费用粘性的重要指标，β2越小，粘性水平越高。为更加准确地检验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控制变量，得到模型2：
　　Ln（）=β0+β1×Ln（）+β2Di，t×Ln（）+β3Di，t×Ln（）×ASS+β4Di，t×Ln（）×EMP+β5Di，t×Ln（）×SUC+εi，t
　　（2）
　　模型2中，若β2<0且显著，则表明我国汽车制造业广泛具有成本费用粘性。
　　2.盈余管理方式对成本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模型
　　Ln（）=β0+β1×Ln（）+β2Di，t×Ln（）+γEMi，t×Di，t×Ln（）+∑βm×Di，t×Ln（）×Contro Vari，t+εi，t   （3）
　　本模型是在ABJ基本模型中同时加入ASS、EMP、SUC三个控制变量。当EM以扭亏（TP）与避亏（TARGET）来表示时，若γ>0且显著，则支持H3a;当EM以洗大澡（LOSS）来表示时，若γ<0且显著，则支持H3b。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2013—2017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以下样本：（1）ST、PT公司;（2）研究期间IPO公司;（3）数据异常或出现明显错误的样本，如总资产数值为零或负数等;（4）数据不完整企业;（5）营业收入与成本费用变动不同向的数据。最终选出38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共190个有效样本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结合Excel和SPSS 20.0完成。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总成本、销售成本、销管费用变化幅度平均值分别为8.2%、7.5%和12.4%，且该三项成本均呈上升趋势，销管费用的上升幅度最高，营业收入变动的均值为7.7%，略大于销售成本，但不及總成本和销管费用的上升幅度，其原因可能是汽车制造业为了后期的销量而在前期投入大量的广告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滞后性。进一步分析发现采用避亏方式的公司占样本总数的8.4%，扭亏方式占7.9%，洗大澡方式占8.9%，说明我国汽车制造业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较普遍。另外，29%的样本公司本期营业收入比上期减少，13%的样本公司出现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下降。而资产密集度的均值为-7.055，员工密集度的均值为-11.648，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差距较大，表现出良好的差异性，从而较好地控制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 　　（二）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对回归模型主要的变量进行Spearman检测，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8，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下降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0.786（小于0.8），因而，样本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问题。总成本变动幅度、销售成本变动幅度、销管费用变动幅度均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呈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营业收入的变动对成本费用有正向作用。避亏、扭亏均与成本费用（COST、CS、S&A）变化方向相反，说明公司的管理层有通过减少成本费用的支出进行避亏和扭亏;洗大澡方式与成本费用（COST、CS、S&A）则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管理层通过增大成本费用从而达到利润转移。控制变量中资产密集度、员工密集度、收入连续两期下降越大，成本费用（COST、CS、S&A）越小。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分析
　　通过模型2对H1a、H1b、H1c进行多元回归线性方程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变量的VIF检验结果显示，其VIF值均小于2，远低于临界值10，表明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系数估计真实有效。总成本和销售成本方程Adj.R2均为95%以上，拟合优度较好，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而销管费用的方程Adj.R2为60.9%，相对较低，这可能是有些费用如广告费具有滞后效应等原因，表现出销管费用受营业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小，39.1%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F值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DW值均接近2，判断无自相关性把握较大，能够真实地反映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的变化情况。
　　总成本β1在1%水平显著，表明营业收入增加1%则公司的总成本增加1.002%;而β2在5%水平显著，当营业收入下降1%时，公司总成本降低0.713%（1.002-0.289），即营业收入变化时，总成本的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验证了H1a，存在粘性现象。销售成本β1在1%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增加1%成本增加1.019%;β2为-0.085，表示营业收入每下降1%，其销售成本向下变动0.934%，验证了H1b：销售费用存在粘性现象。同理销管费用β1=0.967在1%水平显著，β2=-0.998在5%水平显著，说明销管费用随着营业收入的变化呈非对称性关系，证明H1c成立：销管费用存在粘性现象。
　　2.成本费用粘性反转性分析
　　以2013年为基数年，将时间跨度为T=1、T=2、T=3、T=4、T=5期，加上前述的基本模型进行检验分析，以验证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的反转性特征，检验结果见表4。
　　当T=1（2013年）时，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对应的β2=-0.094/0.011/-1.301，当T=3（2013—2015年）时，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对应的β2=-0.253/
　　-0.117/-1.219，当T=5（2013—2017年）时，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对应的β2=-0.197/-0.113/-0.697。从短期看，随着时间跨度的增长，销售成本和总成本的β2值小于0且呈下降趋势，在短期内粘性水平不断上升，而销管费用的β2值小于0，先上升后下降，粘性水平仍然较高。从长期看，即2013—2017年，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销管费用的β2值明显上升，粘性水平逐渐下降，表现为反转性特征，验证了H2c的观点;而总成本和销售成本，随着时间增长，β2值表现为先上升后降低，起伏变动不大，相对而言，β2值仍是降低的，没有表现出反转性，故与H2a、H2b不相符，这与姚清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图1表明在时间跨度为T=3、4、5时，销管费用的β2值开始增长，可看出管理层开始通过盈余管理方式调节降低费用，增大费用下降幅度，成本费用粘性下降，出现反转性。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汽车行业近年处于上行趋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面对短期的营业收入下降时，仍处于积极的观望状态，不会立即降低成本费用来调整利润，而管理层的乐观态度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过渡到消极态度，就会对公司进行资源整合，降低公司的成本费用，以尽可能保持利润目标。二是管理层做出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粘性的反转性滞后。而总成本和销售成本与销管费用不同，并未表现出反转性，这可能是因为销售成本的应计盈余管理可调整的空间有限。
　　3.应计盈余管理對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当企业的营业收入每增加1%，其成本费用便增多β1%，而当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1%时，成本费用降低的幅度为（β1+β2+γ）%，其中β2表示成本费用粘性的程度。当γ>0且显著时，表明该项盈余管理方式有可能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而当γ<0且显著时，则相反。
　　（1）对总成本的实证检验
　　从表5可知，当用扭亏（TP）与避亏（TARGET）衡量正向调节企业应计盈余时，模型中参数γ估计值分别为0.430和0.159（>0），扭亏方式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扭亏方式会明显降低公司总成本粘性，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企业面临轻微亏损或者盈利能力小幅下降时，管理当局趋向于通过调整应计项目等盈余管理手段减少生产成本和酌量性费用，以调高财务报告中利润的数额来实现扭亏的目的。一方面，负有受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由于其年度报酬与业绩挂钩，期望公司保持盈利;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中，一个业绩优良的企业无疑是更容易获得信用。公司处于盈亏平衡点的下风口时，为来年更好地利用企业现有的信誉来筹措资金，管理层有着强烈的动机削减成本，进而正向调增利润修饰企业的财务报告，以获得社会的肯定与青睐。
　　避亏方式表现不显著，与H3a不符，也与Itay Kama和Dan Weiss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有可能是国内外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导致，也可能源于我国上市汽车制造行业的特殊性。但避亏方式对企业的总成本粘性还是存在一定的弱化影响。 　　当用洗大澡衡量负向调节企业应计盈余时，γ参数估计值为-0.291（<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该数据强有力地支持H3b。当行业出现不利经济局势或企业受竞争、替代等关系而导致跳崖式业绩下降时，管理当局自然意识到扭亏为盈已经是无能为力，于是选择继续增加企业成本费用或者加大资源的投入，牺牲当期的业绩报告，以便为来年平滑利润、企业转型做好准备，最终强化了成本粘性。
　　（2）对销售成本的实证检验
　　由表5可知，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模型中γ系数分别是0.318和0.148，均大于零，扭亏方式下的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示处于经营不善但仍有机会扭亏为盈的企业，管理层会选择在销售萎靡的情况下降低酌量性费用或操控权责发生费用等正向调节盈余方式使得企业在财务报告上仍呈盈利模式，成本粘性被弱化，而避亏方式下γ系数不顯著，H3a不成立。“洗大澡”方式下的系数为-0.222，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与预期相符。这表明当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低迷时，为了下期的“盈利”，管理层可能采取增加账面成本等形式来减少会计盈余，如多计提坏账准备、多计折旧等，从而为下期企业账面盈利拓展空间，由此强化了成本粘性。根据Adj.R2（0.977）可以看出该检验结果较好地解释了公司负向调节盈余管理方式会强化成本粘性。
　　（3）对销管费用的实证检验
　　通常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占企业酌量性费用一半以上，而酌量性费用很大程度上受管理当局的操控。其广告宣传力度及其他公司经费控制弹性空间较大。由表6可知，当EM为扭亏、避亏时，γ值分别为1.063、0.060，均大于0，表明正向盈余管理（扭亏、避亏）方式都使得企业的销管费用粘性降低，但由于避亏方式下的γ值不显著，所以H3a不成立。在增加“洗大澡”因素的模型中，γ=-0.695，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洗大澡”方式下引起成本费用粘性上升，H3b成立。管理当局通过“洗大澡”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时，可能是由于委托代理机制原因，当公司业务量下降时，职业经理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愿意削减与其相关的在职消费、公关费用等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的管理费用长期较高，难以得到合理的控制，从而会使得成本费用具有一定的粘性。
　　综上所述，在我国上市汽车制造企业中，管理层采用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会造成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下降;而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显著上升。
　　（四）稳健性测试
　　经过Hausman检验，方程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通过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得到的拟合回归结果与原结果并无明显偏差，说明原结果真实有效，限于篇幅不详述。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是同业务量变化下，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成本、销售成本和销管费用均存在不对称变化的成本费用粘性。这可能与效率机制、契约机制等有关。二是销管费用粘性出现反转性，这可能与管理层的预期以及决策的时滞性有关。而总成本和销售成本粘性未表现出反转性，这可能与剔除了“扭亏、避亏、洗大澡”因素有关，也可能因为样本数量有限，因而波动较为平稳而无法体现其上升的趋势。三是本研究发现采用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会造成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下降，其中扭亏方式的作用下粘性显著降低，而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避亏方式对成本费用粘性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我国汽车制造业行业特殊性的影响。当前我国汽车制造业成本费用管控较为薄弱，过度依赖财务部门，使得成本管控不及时;普遍重视对后期批量生产的成本控制而忽略对前期研发的成本管控;此外在积极提供销售服务时忽视售后服务所带来的返修成本。这些都反映出企业在成本费用管控中更偏向于事后管理，成为采用扭亏方式显著而避亏方式不显著的主要原因。而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洗大澡”）会导致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显著上升，与之前的学者研究结论相符。
　　（二）建议
　　1.建立股权激励机制
　　管理层行为对于公司的成本结构改变有重要的影响。为让高层与公司的经营目标一致，使其与公司形成“命运共同体”，做到精准决策，公司可通过配置股权来激励管理层，在薪酬分配评价体系中加入成本费用粘性考核指标，从而制约管理层的个人主义思想，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成本费用最小化。
　　2.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加强公司高管权限约束
　　公司重大经济决策都应通过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投票表决;监事会应经常性履行监督责任，抵制内部高管的官僚作风，保证决策的执行效果，从而降低事后弥补成本。
　　3.构建经营化小组织单位，优化组织业务流程，培养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建立经营化小组织单位，将权责划分更加细化，从公司整体细化到各部门，甚至细化到各部门的各小组，并对每一位负责人制定经营目标。优化组织业务流程，建立各部门小组的量化指标，除了业绩考核如生产部门以产量、产品合格率等作为考核项目外，还要将各自的成本费用开支加入绩效考核评比标准，同时自上而下地培养有经营意识的人才，定期核实各小组的成本费用，及时调整成本费用开支较高的项目，从而降低整体成本费用粘性水平。
　　4.升级公司成本信息管理平台
　　设置各成本项目预警数值，当成本费用出现异常，则实时通过大数据平台，快速反馈到各成本中心及高级管理层，警觉并迅速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有助于管理层做出最优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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