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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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已从北京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着重分析他们再迁移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已从北京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中，回归迁移人口所占的比例要大于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比例。不论是回归迁移还是迁入非户口所在的城市，个体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最大，而且，大多数人会迁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同时，再迁移的本科（大专）学历人口所占的比例远大于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最后，对北京市完善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和人才服务保障政策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学历外来人口;行为特征;再迁移;回归迁移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再迁移问题近年来愈发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达到818.7万，按教育程度划分，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外来人口占外来人口总数的34%。高学历外来人口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源和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近几年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措施与压力并举，户籍门槛升高，使得高学历外来人口在社会融入方面与其他务工型人口一样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再加上难以承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一些高学历外来人口选择迁离北京。大量高学历外来人口的迁离显然会损害北京城市建设的人才资源支撑。因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减少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失、甚或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京工作和定居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其前提则是探明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规律。由此，本文针对已从北京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着重分析该群体再迁移的行为特征，以期望为完善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和人才服务保障政策提供参考。
　　《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手册》将大学专科（含高职）纳入教育背景指标的积分核算范围，据此，本研究将“高学历”界定为拥有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学历。“外来人口”参照北京市统计局对常住人口的界定，是指己经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且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口。
　　1文献回顾
　　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是指个体初次迁移后又经历了一次或多次迁移，其迁入地通常包括家乡或家乡以外的地方，再迁入地是家乡的再迁移通常又称为回归迁移。
　　Plane等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县域问人口迁移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单身人口持有大城市有更大发展机会的预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规模的城市生活。Newbold等分析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省际人口再迁移发现，人口再迁移和回归迁移对省际之间经济机会的变化比较敏感。Lim对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弗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中的13个中心区的人口再迁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兼职、失业、不在劳动力之列）是人口再迁移的一个重要推力因素，这个推力效应对人口在州内中心区之间迁移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人口在州际迁移体现得要弱一些。并且，教育程度越低，向外迁移的可能性越大，不过，州际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较小。
　　刘建波等利用“五普”数据分析了我国省际人口再迁移的影响因素，从中可以发现高学历人口的再迁移行为特征：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再迁移到其他的省份而不是自己的出生地，并且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不少学者发现了住房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重要性。熊林等指出，住房问题是高学历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潘雨红等发现，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主要是先通过租赁房的形式来进行居住过渡。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距离对高学历外来人口迁移的影响。韩美兰和蔡佳仪研究发现，高学历者主要以省际流动和国外流动为主，更容易进行远距离流动。不过，迁移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在高学历人口的迁移中也体现出来。同时，现有许多文献对我国农民工的再迁移进行了探讨。王子成和赵忠发现，常年在外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农民工会暂时回流，大部分回流农民工会再迁移。不过，石人炳和陈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回流返乡是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再迁移的重要路径。农民工再迁移决策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年龄越大，回流返乡的比例和可能性越大。任远和施闻也发现农民工的回流现象，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回流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劳动力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己得出高学历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方面较为丰富的成果，这对本研究的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现有研究至少还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现有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探讨农民工群体的居多，对高学历外来人口这一特定群体再迁移规律的深入研究还不够多;第二，学者们多是以一般规模的城市为分析对象，缺乏专门针对北京等超大城市中外来人口再迁移行为的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他们再迁移的行为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特征”是指该群体再迁移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模式及其结构特点。
　　2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是没有北京户口、己在北京工作和居住6个月及以上、己迁离北京的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不包括随迁儿童或在北京读书的学生，也不包括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直接离京的学生。依据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中原户籍地人口规模超过总人口数1%的省份构成结构，并考虑样本的地区分布的平衡，本研究选择户籍地是河北、山东、黑龙江、湖北、陕西或福建的个体进行调查。问卷方式采用网络问卷，购买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样本数据。调查对象是从该公司的会员库中随机选择的。
　　网络问卷调查共分两次进行，发放时间分别是2017年1月至3月和2018年6月至7月，以下分别称为样本一和样本二。分别收回问卷730和551份，有效问卷分别为719和538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8.5%和97.6%。表1展示了两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据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研究生与大学本科（专科）人数的比率约为0.08（占比分别为2.4%和31.6%），样本一和样本二中的比率分别约为0.11和0.07，说明与总体的学历结构基本相当。 　　需要说明的是，再迁移分为回归迁移和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两种类型，回归迁移界定为个体迁移到户口所在城市或其所隶属的地级市。例如，汉川市隶属于孝感市，若某个人的户口在汉川市，那么，他/她迁移到汉川市或孝感市都属于回归迁移，否则属于迁入非户口所在的城市。并且，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都是采集外来人口迁离北京时的数据，见表1。
　　2.2数据分析
　　2.2.1外来人口再迁移的类型分析
　　表2和表3都依据再迁移的类型展示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情况，分析发现，不论是回归迁移还是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人口的男女比例、平均年龄都基本相当，本科（大专）学历的人口比例遠大于硕士及以上学历。同时，回归迁移人口迁离北京时的收入的平均值要大于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人口。
　　另外，样本一和样本二中，在北京无自购房的人口比例都达到了9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在北京租房居住，而住房所有权是预测个体依附于某个地方的最强指标，众所周知，北京的租房成本和商品房价格高昂，因此，这很可能说明，住房压力是高学历外来人口迁离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见表4。
　　2.2.2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城市规模与区域分析
　　首先依据城市规模分析外来人口再迁移的特征。城市规模依据我国的行政区划级别来划分，将城市分为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和县城/县级市四个级别。其中，按照通常的做法，一线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城市。
　　数据表明，两个样本中外来人口再迁入城市的人数占比按从大到小排列都依次是省会城市、地级市、一线城市、县城（见表5、表6），依据再迁移类型进行统计，回归迁移和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迁入城市规模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
　　接着依据经济区域分析外来人口再迁移的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经济区域的分类标准和数据可得性，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数据表明，两个样本中，迁入东部城市的人口比例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城市，而且，迁入中部城市的人口比例又比迁入西部城市略高（见表7、表8），依据再迁移类型进行统计，回归迁移和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迁入区域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大多数再迁移到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且更青睐东部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一般较为发达，本文的结论与刘建波等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再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相一致。不过，本研究发现，高学历外来人口选择回归迁移的比例大于迁入非户口所在的城市，这与刘建波等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再迁移到其他的省份而不是自己的出生地不同。这也可能正表明了高学历外来人口从北京这个超大城市再迁移的独特特点。还有，从北京再迁入其他一线城市的人口比例要小于迁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可能是因为外来人口经历了在北京这个一线城市生活的压力后，希望寻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生活。这从是否拥有北京的自购房的情况也可见一斑，绝大多数从北京迁离的外来人口并无北京的自购房，而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城实现购房目标的压力则相对要小。
　　3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己从北京这个超大城市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两次调查，重点分析了这个群体再迁移的行为特征，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己从北京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中，回归迁移人口所占的比例要大于再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比例。
　　第二，不论是回归迁移还是再迁入非户口所在的城市，外来人口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最大，而且，大多数人会迁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迁入一线城市或县城的比例相对较小。
　　第三，不论是回归迁移还是再迁入非户口所在的城市，本科（大专）学历人口所占的比例远大于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
　　本研究发现，己从北京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未在北京购买住房，住房压力迫使很多高学历外来人口迁离北京。为了更多地留住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北京市要加快落实《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注重针对高学历外来人口中人才的住房支持。同时，北京市要强化针对技能型高学历外来人口的住房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本研究观察到，迁离北京的外来人口中，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的人占绝大多数，这些群体中就包括非常多的技能型人才。因此，建议北京市相关重点功能区和园区完善和落实专门针对产业发展所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的住房支持政策，减少或避免这类人才因为住房困难而被迫迁离北京，从而为北京的技术创新、企业转型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储备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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