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板”的泛化看商品经济时期的称谓语变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　琦

　　[摘 要] 商品经济时期“老板”一词逐步从商界蔓延，以至于在学术界、政界日趋流行，它是商品经济时期称谓语鄙俗化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 老板 泛化 商品经济时期 称谓语
　　
　　近年来，“老板”一词可谓泛滥至极，大有从商界向整个社会蔓延之势。如一些党政机关普遍流行一种不分对象、不讲场合的称呼：即下级对上级，不论其官职大小，都统称为“老板”。更有甚者，在很严肃的会议上讨论问题时，与会人员也几乎异口同声：由“老板”敲定，由“老板”拿主意。以至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于2003年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继承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此外，在部分科研院所、高等学府，研究生对导师、科研者对项目负责人，往往也呼为“老板”。“老板”的泛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商品经济时期称谓语的特点，是称谓语鄙俗化的一种表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个大变革、大转折阶段使得中国各阶层的定位处于动态之中，称谓语的空缺也就再所难免，这种空缺积极的社会反应是催生出一些适合人们需要的称呼语，消极的反应则是称呼语的粗鄙化，如一些职业称谓语被人为拔高:到学校统称老师;去医院一律大夫;市场上都称老板。如此称呼表面上一团和气，双方都乐于接受，实际上却使原本反映职业特点的称呼语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对“老板”一词的解释是“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其实,“老板”一词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有,并借助上海在全国的独特地位向外推广，与“先生”、“太太”、“小姐”等称谓一起风光了几十年，解放后,私人企业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大家都称“同志”，“老板”一词也潜性化了。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随着新的社会关系的确立,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老板”一词重现江湖,但它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复古, 港台文化的输入是它由潜性到显性的直接推动力,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总是会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体系形成冲击,在积极渗透中使之部分同化。“老板”由潜到显的变化，就是这种渗透撞击了大陆人们的“恋旧情节，并使之在使用上出现了强劲反弹”。“老板”成为称谓中的一种模式，渐渐流行，成为许多人自觉、乐意遵守的礼貌规约。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价值取向的万能魔力。
　　华东师范大学的几位研究人员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心理大会”上公布了一项“研究生为何称导师为老板”的调查。调查以广州5所高校随机选取的195名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主要是出于尊重依赖、流行从众、经济要求、反感排斥和服从敬畏等五种原因。一些长期关注高校问题的学者表示，从导师到“老板”，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已折射出当下高校师生关系简单化、功利化的倾向――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和获取学位；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学生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勤快乃至“有后台”的学生。但是，也有学生对导师变“老板”现象的出现持乐观态度。这些“乐观派”认为，“老板”这一称谓的出现，表明学习固然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经济关系作为人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已经浮出水面。这里面也体现出当下高教领域更加重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科研成果能更快地转化成生产力。甚至有人提出，这种称呼的出现表明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因素已经融入校园，人们的关系定位更加多样，学校的风气由谨慎严肃逐渐转变为活跃，也不失为一种好现象。 此外，一些社会学者对予此现象的解释是，这种称呼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是有关系的，谈不上什么很积极的因素，也并不是什么退步和可怕的因素，只能说它是一种商业文化的衍生产品，是一种临时的文化现象。
　　时下，“老板”一词的流行应该说是得益于商品经济的推动，不论是小商贩还是大老板，普通人甚至学术界人们互称“老板”，如果还无可非议的话，那么，领导干部被称老板，则应该说是商品经济时代称谓语的无奈。《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二是担任领导的人、领导者。“老板”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的根本宗旨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板”一词本无褒贬，但用到领导干部身上，就让人觉得变了味儿。根据马尔学说：“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所以应该看作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官方语言的应用，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政治文化的形象;一方面也能左右整个社会心态。
　　合肥市市长郭万清作为东道主和首位发言人，在《徽商论坛》上所作的开场白新颖奇趣、富有感召力：“如果把政府比作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我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我要像商人那样推销自己的城市、来经营城市。”诚然，不排除这番话有其特定的“语境”，笔者无法认同的不是比喻，而是该比喻所透视出的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近些年，“经营城市”的理念及做法十分流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党政官员有意、无意中把自己当成了如企业“老板”那样的城市经营者。无论是接受部下、外界对自己的“老板”称谓，还是从内心深处崇尚、向往当“老板”的风光和惬意，其心理角色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变化，而角色变化必然导致思维方式的改变。在称呼的背后，同志之间民主商量的意识就逐渐淡泊消失，“惟我独尊”、“一锤定音”的作风就会随之产生。在这里“老板”作为称谓词，最初可能只是一种临时现象，但经过人们的反复使用即通过语言的社会化，这种称谓所产生的外化和泛化将会是对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
　　称谓语总是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反映着特定交际语境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老板”的泛化就深深折射出了商品经济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痕迹,运用时，我们应当把它限制在本身的义位上，防止它的扩大化使用，使我们的称谓系统向更文明、更健康、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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