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贸易规则中环境规则的伦理基础初探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孙秀娟

　　[摘 要]TPP协定及CPTPP以实施更高开放水平和建立更高标准贸易规则为目标，广泛涉及国际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规则体系已经逐渐脱离了传统国际贸易规则的范畴，形成了所谓“下一代贸易规则”，将切切实实地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些规则中存在诸多非贸易因素，是成员方尤其是美国全球价值链的体现，因此，研讨这些规则所依赖的伦理基础，将有助于对未来规则发展进行预判。本文仅从环境规则的伦理基础入手，对下一代贸易规则产生所赖之土壤进行初步探讨，以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关键词]国际贸易规则;伦理基础;区域贸易;TPP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9.22.070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9）22-0-02
　　0     引 言
　　在TPP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内容丰富、要求严苛的非贸易因素，且这些因素甚至成为新一轮贸易规则重构的基础。从已经达成的协议包括美国退出后CPTPP的内容看，协定发展方向是建立整体、多层次发展的自由贸易新模式。成员不仅受到贸易机制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投资、服务、劳工、环境等方面制约。TPP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对于“自由贸易”的全新注解。在立志于实现一个高标准、有雄心、兼具全面性和平衡性的谈判成果的目标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奥巴马政府的自由贸易理念及战略利益诉求，TPP成为美国主导构建亚洲贸易规则的前站。TPP已突破了一般性贸易议题，转向存在于各国边界后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领域国内法，促使所谓“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发端。
　　1     贸易自由化的丰富外延是TPP环境规则基础
　　TPP是美国新战略的重要表现，也是美国式“市场至上主义”，将成为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基本理念，下一代贸易规则具有为传统立新规、向未来立规矩以及由发达国家主导等特点。TPP谈判尽管有大量的涉及关税减免的成果，但核心要素则是通过各种横向议题规则，对隐含着社会和政治因素的问题进行谈判，如货物贸易谈判中将进一步与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发达国家占优势的国内事务挂钩，这些都会建立新的非关税壁垒，而探究这些非关税壁垒的实质和外延，就必须深入研究这些规则建立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基础，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将来提供理论引导。
　　贸易是一种商业行为，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物的交换，因而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包括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方面，核心在于这一商业性的交易行为具有涉外性，即贸易全球化。而贸易全球化旨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发挥经济活力，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对于贸易的理解，从古到今应该有不同层次的概念，也涵盖不同维度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等经济学概念往往密不可分。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而来的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自由化成为全球化的载体，而全球化则提升了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与贸易自由化相伴而生的公平贸易和规范贸易，则自始至终对自由化起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从而为自由化提供了发展空间，设置了纬度边界。而这种公平贸易或者规范贸易的理念，必然会投映在具体规则的条款之中，所实施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复杂化、隐蔽化，最终形成各种五花八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性贸易壁垒、社会性贸易壁垒等。其中，由于环境保护理念在全球范圍内迅速蔓延并广为接受，涉及环境问题的贸易规则也层出不穷，并且无论在手段或表现形式上都愈加多样化。
　　“下一代贸易规则”是全球视角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规则范围扩大、标准提高，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上的新需求。这种理念是为解决贸易自由化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冲突问题而提出的，同时也是我国国际贸易所面临的全新挑战。随着下一代贸易规则所包含的具体措施和理念波及至世界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等各个方面，国际贸易发展将会受到影响而出现新的发展趋势，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国家权益、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性革命。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导致生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同时贸易全球化使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议题，环境保护的全球合作理念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各国开始重视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以WTO为首的各种贸易协定或组织，纷纷寻找倡导能够和平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的方法，在贸易规则中体现对环境保护的尊重和支持。
　　2     适度的伦理理念
　　工业革命使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类对能源的利用成为一对矛盾共生体，相伴而行。相关环境规则提出，以人类对自然的消耗应该遵循适度、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等伦理理念为基础，也是解决这一矛盾共生体所提出的诸多策略之一。2006年，《斯特恩报告》发表，作为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报告，主笔者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呼吁世界各国应重视气候变暖给全球带来的潜在影响，未来避免蒙受更大的损失，人类应该改变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联合起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地球环境可以被视为全球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也是推动未来新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世界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共同决策与合作。从对自然资源消耗的角度，人类的生活方式应遵循适度理念，就个人和家庭而言，按需消费应该成为生活方式的核心，根据收入水平选择对环境更友好的消费模式;就社会整体而言，无论是生产模式或生活方式，都应该与本国发展水平和本国的自然条件相协调。适度消费的伦理理念核心在“度”的衡量上：一是个人的需求尺度，以健康需求作为满足个人生存需求消费的尺度;二是自然环境尺度，人类的消费需求应该以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为限度;三是经济的尺度，人类的生活方式应该以社会发展水平为限度，不应过度突破。显然，适度消费的伦理理念强调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基础，还要顾及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平衡之伦理理念
　　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满足于人定胜天的各种幻想，对GDP等经济指标的追求引导着各界的目光，尽管“温室效应”已经被一些有预见的学者提出，但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驱使很多国家以先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环境保护自然退居其次。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固然有经济繁荣的美景，但是，环境迅速恶化并且不断蔓延，环境保护的声音依然微弱。直到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觉醒。人类对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中提出的结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本身除了“量”的增长要求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总体的“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和改善。这标志着人类跳出了国家局限之外，从国际社会的层面正视所面临的环境问题。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的“7个共同观点”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各国间广泛合作、共同行动。
　　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经济，提倡人类以一种更低碳的生产模式取代粗放型的资源消耗大的经济模式，从而对环境破坏更少，避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破坏，这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环境规则的重要伦理基础，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生存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平衡性，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对未来子孙应承担保护责任的伦理道德，有利于未来人类健康的美好初衷。由此，下一代贸易规则在环境保护上就有了第3个伦理基础，即要求人类注重自然自由循环再利用和环境保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模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存续的物质和环境基础。1997年，第3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达成了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缔约各方期望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抑制全球变暖的目的。《京都议定书》认可了“气候公共物品”的可交易性，并希望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此，以市场为基础的即联合履行机制、排放贸易以及清潔发展机制等3种所谓的“灵活机制”被设计并得以运用。
　　4     可持续性的伦理理念
　　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生态资源是人类社会中宝贵的资源，消费者和受益者还应该包括未来的子孙后代。“可持续消费”一词是在1994年的奥斯陆专题研讨会上被正式提出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需求”。可见，可持续消费包括了两个层面的消费公平：一是代际消费的公平。当代人在满足需求消费的同时，要对后代人的需求消费承担起历史责任，保证后代生活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代内消费公平。不同族群和阶层在满足自身消费之时，应考虑其他族群的需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生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当代人不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有力调整，将会对生态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产生无法恢复且不可逆转的损害。自然资源是人类繁荣的最大源泉，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使人类及子孙后代都有权获得最佳生存地，当代人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亦有义务适度使用自然资源。200多年前，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结尾，哲学家康德感叹：“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回顾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几十年，贸易自由化给人类带来了便利和富足，但是，贸易规则升级需要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高以及社会长期持续发展。敬畏自然，对未来负责，应该成为下一代贸易规则社会价值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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