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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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惠毓 赵亚威
摘要:环境管制,作为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自身的作用机理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环境管制的定义及类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理论、实证分析、政策设计建议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与分析。主流理论认为适当的环境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产业的竞争力,但是长期来看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这其中,市场激励性和非正式环境管制起到了正向的推进作用,相关管制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要求灵活性和区域差异化。所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研究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环境管制 产业升级
纵观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78亿元增长到990865亿元,其增长速率平均达到14.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愈发严重。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以雾霾天气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群体集聚爆发的出现,使得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环境规制和管理的重要性。基于此,为了响应社会的号召,我国政府大力推出相关政策如能源税、污染排放标准、碳排放许可证等系列行动,期望扭转生态局面。
如此一来,产生污染的相关企业生产规模是得到了控制,但是被环境管制的企业和相关行业也必将承担一定的成本,而这样的成本调整势必会直接决定系列生产决策的制定和实行。
放眼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环境管制的措施,这说明整体上我们仍是需要环境管制的,但当面对如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巨大的经济低迷时,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大力推进环境管制?如果应该推进在不同的时期又该侧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控呢?管控的力度是否需要调整呢?而环境管制的变动又会对产业升级有什么影响呢?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展开综述,并借助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环境管制对未来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旨在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而提出針对我国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的有效建议。
一、环境管制的定义与类型
近年来,虽然关于环境管制的研究理论和体系较多也较为完善,但是针对环境管制的定义和类型的界定还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一)环境管制的定义
国外关于环境管制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关于为什么要实行环境管制,理由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污染,但是企业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所以要加以管制;二是认为环境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明确的产权,因此人们会把它的使用认为是无偿的,造成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无效率,甚至出现“公地悲剧”等现象。总的来说,当出现环境的市场失灵时,就需要对其采取管制措施。基于此,最早对环境管制下定义的学者如潘家华将其划为行政手段的范围,他认为环境管制是政府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指导。之后,伴随着环境管制手段的推进,现实表明原始的环境管制手段不具有成本有效性,因此后期的研究开始将焦点放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上。政府对排污企业采取系列管制措施以应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管制的类型
学者们大体将环境管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行政指令式,即由政府规定的必须被限制或约束的行为,如限额、许可证、行业标准等,这种方式是使用最多的环境管制措施,成本低、操作性好,但是经济效率不高;第二类是市场类管制,即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征收关税或者明确产权边界促进产权市场化交易,这种管制的核心是Pigou的产权明晰理论;第三类是自愿管制,即个人无形的环境保护意识,如污染的曝光率等,这种方式是对前两种方式的补充,主要倡导从个体意识出发,近年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总的来说,环境管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所提倡。而且环境管制的定义和内涵在随着现实的需求不断更新,力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进展
通常产业升级被定义为通过某些要素供给的独特性导致某国或某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发生改变,促进相应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型转化的过程。而伴随经济的发展纳入环境因素后,产业升级就逐步表现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达到既定产出下对环境损害最小,或者同样大环境损害下产出量最大的状态。近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高度关注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方面的影响,对环境管制给产业升级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也各有观点。
(一)环境管制有利于产业升级
最早提出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能促进企业产业升级并保护环境的“波特假说”认为短期内环境管制虽然会增加相关成本导致降低生产力,但长期来看,恰当的环境管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寻求更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在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在此基础上,波特假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阐释,归纳起来分为两大分支。具体而言:一类表现为风险规避的管理者本不会愿意付出任何风险或成本追求可能会促进产业升级的投资回报,但在进行强制的环境管制之后被动地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来保证自己的生产率,间接地刺激了环境管制技术的创新;另一类通过影响信息不对称市场中的企业动态进出从而不断提高优质企业的占比,形成帕累托改进。
(二)环境管制阻碍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管制尽管会一定程度的保护环境,但是并不能完全弥补因环境管制加重相关成本而导致的生产率降低,所以不利于产业升级。Cropper 和 Oates觉得企业在技术水平、消费需求保持不变时,环境管制会使得产业减产,一定程度阻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Gans通过石能源的开发利用验证了环境管制会有损技术研发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的升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波特假说支持方并不能证明所有环境管制都对产业升级有利;反对方也不能否认环境管制在产业升级中某些方面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不明确争议的存在更需要相关实证的支持,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讨论。 三、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
资料显示,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最早在发达国家出现,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目前相关实证分析可以被分为“弱波特假说”与“强波特假说”两类,二者都是通过研究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最终影响。其中,“弱波特假说”主要以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为中介,大体形成一致结论;“强波特假说”则是考察环境管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进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至今尚无统一结论。
(一)“弱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整体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管制可以对技术创新起到非常重要的诱导作用。Jaffe 通过研究美国制造业支出费用和治理污染费用的相关关系,发现每多增加1%的治污费用,研发支出费用将增加0.15%,和全部专利数量的变化没有统计学关系。这其中,整体专利数无明显关系,但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利数量却表现为正相关。以中国为例,赵红发现环境管制对当期的技術研发创新影响较小,对滞后三期的技术研发创新影响较大,从而进一步表明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有长期的促进作用。Zhao 和 Sun研究得出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弱波特假说效应表现明显。
总的来说,“弱波特假说”中研究的大部分指标主要集中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指标的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意义也较为有限。但是现实中推动产业升级创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需要各个环节的优化,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和产业升级多样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多方面的考察二者的关系和影响。
(二)“强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第一,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管制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推动产业升级。Managi 等将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分解分析,发现环境管制在遵守成本的前提下,对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对生产技术有实质的改进。Hamamoto借助日本高污染的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费用因为污染治理的支出增大反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大部分的理论都证实了“强波特假说”,即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有极大地促进作用。李眺从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变化表明对环境的管制会有利于产业结构逐渐高级化。Zhang借助工业生产的生产率指数得出只有严格的环境管制才会控制污染,促进产业升级。韩超等环境管制会减少行业的资源错配,从而促进资本要素流向高生产率地域,通过提高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管制会增加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产业升级。Gollop 以美国环境污染中的SO2排放管制为例,通过计量模型的测算表明会抑制生产率的增长。Porter 等探究得出环境管制并不利于产出的增加,当污染处理是免费的或者成本很小的时候,企业产出会有所上升。
在中国学者的探讨研究中,许冬兰和董博通过分析1998年后的近20年的工业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数据发现环境管制虽然会使技术的升级和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并不利于产业的升级。李钢等发现如果通过强制企业环境污染达标会使得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实况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也有学者从时间、强度方面认为环境管制和生产率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总之,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不同理解。而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管制目标差异、本身发展阶段、自身资源配比和模型的选用不同,都会使得最终得出的结论表现出差异。
四、相关促进产业升级的环境管制政策
目前,全球环境正处在急剧恶化的状态,所以采取环境管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但是仅仅讨论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就显得略有单薄。因此如何全面的进行环境管制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的重点和难点。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旨在从以下方面做出改善:
(一)优化环境管制的工具
截止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工具,市场型的环境管制工具效果更优。Jaffe表示如税收、可交易机制额等的市场型管制手段会对产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效果。Xie等借助39个省份在2000-2012年的生产率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市场型环境管制工具对生产率的正向激励远大于行政命令型管制。具体市场型环境管制而言,投资型要好于费用型。合理利用环境管制所得的收入进行投资优化有利于产业升级。
另外,非正式的环境管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对正式环境管制影响的范围外的中小企业影响更大。
(二)环境管制政策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的区域差异和发展水平,应该制定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Majumdar 和Marcus借助数据包络法分析不同环境的电力企业数据得知:越细节和越赋予企业自主权的管制对生产率有正面影响;笼统的缺乏灵活性的管制正好相反。Johnstone等环境管制的灵活度和稳定性比强度更加重要。
因此,结合中国的地域差异来说应该在东部地区着重市场型的环境管制,而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采用行政管理的管制方式。Ren等通过建立STIRPAT模型得出中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呈现东西中三部分形式,依次表现为市场型与非正式管制、行政命令与市场相结合管制、行政管制。基于此,我们可以大体的回答了什么情形下侧重什么方式的问题,这为日后的规划与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总之,环境管制对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是一个热门且有价值的话题。在当今环境日益严峻且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为了实现双赢,我们就必须对这一问题加以更加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Ambec,S.,M.A.Cohen,S.Elgie and P.Lanoie.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20: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J].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2013,7:2-22. [2]Becker,Randy A.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J].Ecological economics,2011,70:2516-2522.
[3]Cropper,Maureen L.and O.Wallace.Environmental Economics: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2,30:675-740
[4]Gans,Joshua S.Innov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2012,4:125-45.
[5]Gollop,F.M.,and M.J.Robert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The Case of Fossil-fuelled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654-674.
[6]Hamamoto,M.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6,28:299-312.
[7]Jaffe,A.B.,and K.Palme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610-619.
[8]Jaffe,A.B.,R.G.Newell,and R.N.Stavin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economics,2002,22:41-69.
[9]Johnstone,N.,I.,and M.Kalamova.Environmental Policy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J].Economia politica,2010,27:275-299.
[10]Majumdar S.K.,and A.A.Marcus.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tar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U.S.Electric Utilities[Z].Working Paper No.98008,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1998.
[11]Managi,S.,J.J.Opaluch,D.Jin,and T.A.Grigaluna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ffshore Oil and Gas Industry[J].Land economics,2005,81:303-319.
[12]Pigou,A.C.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M].London:Macmillan,1928.
[13]Porter M.America’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264(4):193-246.
[14]Ren,S.,X.Li,B.Yuan,D.Li,and X.Chen.The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efficiency:A Cross-region Analysis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73:245-255.
[15]Xie,R.H.,Y.J.Yuan,and J.J.Huang.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n “Green”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China[J].Ecological economics,2017,132 :104-112.
[16]Zhang,C.H.,H.Y.Liu,H.T.Bressers,and K.S.Buchanan.Productivity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ccounting for Undesirable outputs:Analysis of China's Thirty Provincial Regions Using the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J].Ecological economics,2011,70:2369-2379.
[17]Zhao X.,and B.Sun.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rpora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2:1528-1536.
[18]韓超,胡浩然.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如何动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剔除其他政策干扰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5:70~82.
[19]李钢,董敏杰,沈可挺.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2,11:5-17.
[20]李眺.环境规制、服务业发展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管理,2013,8:1-10.
[21]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2]许冬兰,董博.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91~96.
[23]张同斌.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J].财贸经济,2017,3:116-130.
[24]赵红.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经济管理,2007,21:57-61.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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