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会计“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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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汤谷良 王薇薇
一、组织管理学中“文化”问题研究概述
“文化”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在对文化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描述文化，但各类定义有一个基本共识：“文化”包括了一些类同的元素，是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个主观性强的“非常稳定的综合体”，而且文化肯定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灵魂和软实力。组织文化被视为构成组织或经营单位核心特性的一组规范、态度、价值和组织模式（Denison，1984）。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从管理经济学的分析，组织文化是一种低成本的创立和强化契约、合作、信任的系统，良好的组织文化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沟通成本、强调共同目标、改进效率，其实成为一种难得的战略资产（Boyes，2005）。组织文化会在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上影响组织的运行（Barney，1986；Denison & Mishra，1995），进而会对组织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Schein（1985）曾把组织文化的作用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组织文化本身是富有价值的、稀缺的以及难以完全模仿的，组织文化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Barney，1986）。
从组织文化的内容或类型上来看，理论上比较突出的观点包括：（1）首先无疑是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影响深远。他认为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特征。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提出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sus collectivism）、阳刚性/阴柔性（masculinity vesus feminity），在持续的研究中，又加入了第五个维度：长期/短期导向（long vesus short time-orientation）。这一理论将国家文化这一复杂的概念用数学模型加以量化，自提出起就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青睐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2）Schein认为组织文化的构成有3个层次即深层的默认假设、价值观和日常行为。（3）Kotter & Heskett（1992）在1987~1991年间通过对200多家公司的组织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表明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文化会对企业长期经营绩效产生影响。（4）Cameron 和Quinn 等（1999）提出了竞争价值观框架的四个象限代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文化，分别被命名为宗族型（clan）、活力型（adhocracy）、层级型（hierarchy）和市场型（market）。并认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企业文化一般会按活力型、宗族型、层级型、市场型顺序发生变革。四种类型的企业文化都有其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成分，如活力型文化强调创新和灵活发展，宗族型文化强调团队协作和内部凝聚力，层级型文化注重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市场型文化重视目标结果和竞争。当然对于某一特定组织来说，它在某一点上的组织文化往往是四种类型文化的混合体。
Denison（1990）的研究表明，组织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绩效。相比于那些没有建立文化的组织，文化影响广泛并在经营决策中得以运用的组织在投资和销售方面的回报明显要好。Calori & Sarnin（1991）指出，组织文化的一些属性，如合作精神、柔性化管理等，与企业相对投资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呈正相关。同样Denison & Mishra（199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组织中的四种文化特性――参与性（involvement）、一致性（consistency）、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命（mission）与组织效能显著相关。
二、管理会计研究中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管理会计界深入探讨了在跨国家文化及组织文化下，企业的战略管理、薪酬体系、绩效评估、预算、激励等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是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调节以适应不同的文化。如根据国家文化维度理论，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下企业倾向于严格的预算控制和主观的绩效评价，不确定性规避越强就越倾向于严格的绩效评价标准和固定的奖励等。
本文查阅了1999至2009年11年间相关西方文献，文献源于下列权威的、学术化的会计杂志即The Accounting Review（AR）、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AAAJ）、Accounting Ho-
rizons（AH）、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AOS）、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BREA）、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CAR）、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JMAR）、Manag-
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MAR）等20本学术期刊。这些杂志中涉及到文化议题的论文数量非常多，在选取评述文章时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标准：文章内容是管理会计问题；文章标题有“文化”这个单词。为此共计20篇，涉及到8本期刊。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献简要列表如表1。
从研究内容上考察，这20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探讨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14篇文章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论题。以下就以此为分类标准将文献分为两类进行介绍。
关于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
Shalin Chanchani，Alan Macgregor（1999）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以1988年Gray文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回顾了会计文献中的文化研究。指出会计中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包括人类学、统计分析和归纳分析。Gray指出社会价值观制约会计价值观，而制度效果与会计价值观共同决定了会计系统特征，这个会计系统既包括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系统，也包括了管理控制系统（MCS）。会计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职业控制与法律控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与激进、保密与透明等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阳刚性/阴柔性四个文化差异维度相对应。这些分类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会计研究中文化议题的主流。会计价值观成为制约会计计量、应用、披露与授权的理论与实践，并同时对预算参与、合资企业控制、跨文化问题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社会语言学也已成为该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之一。这篇文章最后也指出研究中存在包括过度依赖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会计价值维度有待完整和准确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及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3）指出Hofstede的《Culture’s Consequences》自发表以来在管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被多次引用，但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却很少被提及，并分析其被社会学和人类学拒绝的原因。文章认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假设每个国家内文化具有同一性，将文化与国家等同，这与事实相悖；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义和简单；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并非真正的文化维度，而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政治经济维度。文章建议未来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可以跳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框架，建立包含会计社会属性的理论及多种数量模型。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5）总结了理论界对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批判，再次指出其以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维度简单化等问题。并指出Hofstede在其第二版书中未能解决相关争议。
Chris Patel（2003）考察了跨文化背景下“内部揭发”（whistle-blowing）作为管理控制机制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发现由于国家文化的不同，澳大利亚会计师比印度和马来西亚华人会计师更倾向于接受和使用“内部揭发”作为一种控制机制，进而建议控制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经营所在地的文化因素，建立融入当地文化价值的控制系统。
Carlos Ramirez（2001）通过研究法国1920~1939年的会计职业化进程，试图说明职业形成和社会屏蔽过程如何依赖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并根植其中。认为二战前法国会计职业化失败的原因在于会计师在职业领域内难以达到跨越等级的合作，专业领域未能取得足够的社会声望以及会计职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Yin Xu，Xiaoqun Xu（2008）探讨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分类和银行会计术语的标准化进程，得出结论：银行领域内积极活动者的社会惯习（habitus）、文化资本、行业内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行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现代化实践进程，这一过程新兴的现代银行逐渐取代本土钱庄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导，但与此同时现代银行也最终被国家力量所控制。
关于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议题。
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1999）回顾了15年间英文期刊中关于管理控制系统的跨文化研究文献，从中发现目前研究的缺陷：理论上缺乏对文化的全面考虑；缺少对不同国家文化规范和价值不同强度的明确考察；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过于依赖文化的价值维度概念从而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同时指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除了传统的正规化、集权化等方面的考察外，还应扩展到组织运营能力的其他方面，如组织学习和风险承担等。
Chee W. Chow，Michael D. Shields，Anne Wu（1999）通过对台湾6家电子类企业高级管理层的问卷调查，研究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员工对其偏好的影响，管理控制系统从预算、集权或分权、绩效评估及奖励等七个方面衡量。研究证实：总部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会根据台湾地区的文化调整其管理控制系统，员工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偏好也同样根据当地文化进行调整，以做到文化适应。
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基于对挪威企业的调查，试图检验Brownell & Dunk（1991）和Lau et al.（1995）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研究得出的关于预算重视程度、预算参与及任务难度三者对企业管理业绩的影响的结论对挪威企业是否仍然成立。检验结果证实了任务难度较低的情况下，高预算重视程度和高预算参与度的结合能够促进管理业绩，而在任务难度较高的情况下却没有支持先前的结论。作者还关注了其他利用国家文化维度理论进行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发现挪威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较低，同质性较强，因此其预算参与度普遍较高，离散程度较小。
John J. Williams，Alfred E. Seaman（2001）关注国家文化和行业对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的影响。通过对新加坡的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认为行业、规模、组织容量、竞争强度和文化中的集权程度共同决定企业的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
Chee W. Chow，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Anne Wu（2002）以台湾地区的台湾本地事务所和美国事务所台湾分所为样本，研究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文化。研究表明：美事务所在台分所的组织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主导影响，台本地事务所则反映台湾本土文化；事务所员工对文化的选择偏好与组织文化的一致性能够促进其组织贡献、 工作满意度及忠诚度；事务所内组织文化具有同质性，不受不同业务单元的影响； 员工职位的高低影响其对组织文化的感知。
Wim A. Van der Stede（2003）通过对总部设在比利时的37家公司的153个海外业务单元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从预算控制和激励系统两个方面研究跨国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结果证实跨国企业海外业务单元的管理控制系统较少根据当地文化作出调整，而是更多地受母公司影响，表现出企业内部的一致性。
Priscilla O’clock，Kevin Devine（2003）指出美国跨国企业经常简单的把自身的绩效评价系统输出到东道国的战略业务单元（SBU），而忽视东道国的文化因素，这造成非最优决策、目标不一致和短期导向。从而建议应当将战略和文化因素结合考虑以决定国外战略业务单元的绩效考评方式。
Kevin M. Baird，Graeme L. Harrison，Robert C. Reeve（2004）从组织和业务单元文化因素的视角研究作业管理实践。利用Gosselin（1997）的研究结论，将作业管理的使用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作业分析，作业成本分析和作业成本计算；组织因素包括规模和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业务单元文化维度包括创新，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控制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有的组织因素和业务单元文化维度都与作业管理实践相关，其中规模和三个文化维度与作业分析和作业成本分析相关，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的控制与作业成本计算相关。
Jean-Francois Henri（2006）基于对加拿大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考察组织文化与绩效评估系统的关系，重点探讨控制（control） 或柔性（flexible）价值观主导的组织价值观对绩效评估系统的设计及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柔性价值观占主导的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倾向于利用绩效评估系统进行聚焦组织注意力、支持战略决策和合理化行为，并倾向于采用多种评估方法。这意味着柔性价值观主导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将绩效评估系统融入组织流程以及使用多样的业绩指标。
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对一家印度尼西亚华人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印尼华人公司的管理控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该文证实了华人雇主倾向于利用人事和行为习惯控制、低预算参与、集权、主观化控制、团体奖励机制进行内部管理控制，但民族关系的紧张、华人受歧视的地位以及出于商业原因的考虑促使华人雇主作出违背其自身文化倾向的行为。作者提议应跳出国家文化的范畴，研究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结合进行动态研究。同时作者提出，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定义及识别不能仅从生物学角度考虑，身份的识别应当是主观的、动态的、复杂的和不稳定的。
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对谢菲尔德一家钢厂冷热水部门的基层车间进行实地研究，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提出将组织控制作为文化实践进行考察的观点，将组织控制定义为管理层之外的组织成员的想法和行动引起的实践后果。认为不同车间组织文化的差异由不同的组织控制构成，组织文化依赖于实践。组织控制比管理控制的内涵更广，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范畴。
Marko Jarvenpaa（2007）基于在企业的长期案例研究，探索出一个管理会计文化变革的理论框架：管理会计文化的变革是由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的共同介入影响完成的，其中正式的介入包括结构变革、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正式的价值陈述，非正式介入包括角色塑造、榜样树立等方式，证实了会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并根植在组织之中。
J. Gregory Jenkins，Donald R. Deis，Jean C. Bedard，Mary B. Curtis（2008）系统回顾了理论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文化以及治理的研究，发现研究中被忽略的方面，提出一些对未来研究课题的建议。如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在新的审计环境下探究传统的员工文化适应机制的有效性是否发生改变；事务所是否改变其组织方式以更好的进行质量控制；奖惩机制如何在合伙人和普通员工之间平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专业背景员工和非会计专业背景员工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的差异等问题。
Anette Mikes（2009）通过对两家公司的实地研究将企业的计量文化与风险管理模式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具有热衷于定量分析的理想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依靠数字进行风险管理，并且数字代表了经济实质；而具有对定量分析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采用整体的风险管理方法，认为数字代表的是一种趋势，注重从趋势信号中探究内含的风险水平。
三、基于文献的启示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西方管理会计中跨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对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在跨国经营下对不同文化适应性的关注、对Hofstede理论的探讨成为主流，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跳出管理会计研究的传统视角，这些都对我国管理会计领域中文化议题的探讨提供了启示。
一是高度重视管理会计系统中“文化”问题的研究。西方文献已经表明各类研究都证实了组织管理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产生于一种文化土壤中的管理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管理控制系统只有与当地或特定环境及组织的文化价值观相符合，才能确保高效的运营。近年来，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其管理会计“技术”或“工具”问题的研究，如预算控制、绩效评估、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平衡计分、EVA、TQM（全面质量管理）等，但这些“技术”所涉及的“软环境”尤其“文化”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其实，所有管理会计“技术”工具的有效导入都离不开“文化”的配合。
二是对文化维度理论的更全面的检验及“中国化”发展，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分析量表的本土化问题。Hofstede建立了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之后，西方学者利用他的模型进行不同国家文化下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检验，构成了近十年研究的重要部分。利用其理论进行的研究非常广泛，从东亚到北美，从北欧到澳大利亚，研究的管理控制系统包括预算控制、绩效评估、薪酬管理、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等，深入到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只能证实文化维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的实证研究仅证实了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对预算控制的影响，并且由于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没有考虑国家文化差异性或同质性因素，其研究结论与前人在以其他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目前的跨文化研究中对于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使用也非常广泛，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研究。我们置身于特定的中国文化、历史、制度及民族等情境之中，提供了对文化这一复杂现象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我国社会组织中的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对权威的尊重、集体主义、面子和关系等必将会对组织行为、管理会计议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开展中国情景的管理会计“文化”研究迫切需要开展大量探索性基础工作，包括在西方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为构建本土化的组织文化测量量表，明确测量维度和确定具体的测量项目。
三是立足不同国家和不同组织内部两个文化维度研究管理会计的“文化”问题。在西方文献中，管理会计中的文化研究既有基于Hofstede建立的国家文化维度的研究，又有基于组织层面文化的研究。如Wim A. Van der Stede（2003）对跨国公司国外事业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试图解决文化差异引起的跨国企业国外业务单元的内部控制系统问题，探索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宜的不同的管理控制系统，避免矛盾与低效。其实，同一国家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管理会计研究不能忽视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如前述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研究组织文化与组织内部成员行为实践的关系，Anette Mikes（2009）研究组织层面不同的计量文化偏好对风险管理方式的影响。相对于国家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一个组织的文化更加细微、多变和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应联系我国不同企业的具体背景，全面考察管理会计实践中各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影响。
四是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文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内涵的广泛性，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跳出传统的会计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视角，而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审视文化对组织管理的影响。Carlos Ramirez（2001）和Yin Xu，Xiaoqun Xu（2008）分别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中布迪埃的文化资本和场域的理论，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文化这一复杂概念，充实单一会计研究考察的片面性。而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局限于传统经济学视角，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取多样的研究视角，弥补传统的管理学研究的不足，推动对文化及相关因素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考察，这也是管理会计未来研究的趋势之一。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比较案例研究”（编号：707720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Greet Hofstede.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McGraw Hill，1990.
［2］Schein，E. 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2.
［3］Schein，E. H. Culture：The Missing Concept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
［4］Shalin Chanchani，Alan Macgregor. A synthesi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ccoun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1999.
［5］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 Hofstede never studied culture.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8，2003.
［6］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 A research note：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culture.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30，2005.
［7］Chris Patel. Some cross-culture evidence on Whistle-Blowing as a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Vol2，2003.
［8］Carlos Ramirez. Understanding social clos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in Franc（1920-1939）.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1.
［9］Yin Xu，Xiaoqun Xu. Social actors，cultural capital，and the state：The standardization of bank accounting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33，2008.
［10］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 Cross-cultur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design：a review of current state. 24，1999.
［11］Chee W. Chow，Michael D. Shields，Anne Wu.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and p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control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4，1999.
［12］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 Budget emphasis， participation，task difficulty and performance：the effect of diversity within culture.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Vol 31，No.1，2000.
［13］John J. Williams，Alfred E. Seaman. Predicting change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national culture and industry effects.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6，2001.
［14］Chee W. Chow，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 Anne Wu.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ocal and US affiliated firm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7，2002.
［15］Wim A. Van der Stede.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management control and incentive system design in multi-business firms：evidence of intracorporate isomorphism.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3.
［16］Priscilla O’clock， Kevin Devine. The role of strategy and culture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 Management Accounting quarterly，Winter2003.
［17］Kevin M. Baird，Graeme L. Harrison，Robert C. Reeve. Adoption of activity management practices：a note on the extent of adop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15，2004.
［18］Jean-Francois Henri.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31，2006.
［19］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 Management control， culture and ethnity in a Chinese Indonesian Compan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
［20］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 Organizational controls as cultural practice-A shop floor ethnography of a Sheffield steel mil.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2，2007.
［21］Marko Jarvenpaa. Making business partners：a case study on how management culture was changed.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Vol 16，No.1，2007.
［22］J. Gregory Jenkins，Donald R. Deis，Jean C. Bedard，Mary B. Curtis. Accounting firm culture and governance：a research synthesis.
［23］Anette Mikes. Risk management and calculative cultures.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9.（编辑 熊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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