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庞籍军事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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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名臣庞籍“久经边任”，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其战略思想主要有“俟其衅隙”，攻守结合;广积粮储，增强军备;武力防守与经济制裁并行三方面。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下，庞籍采取的御敌战术主要包括营建堡寨，构筑防线;多路联动，互为应援;因应现实问题，研用新的军事成果。此外，庞籍治军有方：拔擢将帅，精兵练卒;治军以法，严肃纲纪等。庞籍的军事战略思想及主张行之有效，巩固了北宋西北边防，对促成与西夏的“庆历和议”作出了贡献。庞籍也赢得了后人的钦敬和赞扬。
关键词：北宋 庞籍 军事思想 治军方略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2-61-68
Abstract：The military thought of Pang Ji， who was a famous minister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was very abundant. His strategy was “waiting for chance”，the combination of to attack and to defense， to reserve armament and to combin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His defensive strategies was to build forts， to support mutually and to develop new military inventions. In addition， Pang Ji have unique way of managing the army. He selected generals and trained the army. He ruled the army by military law and emphasized military discipline. His military strategy was effective， to be strengthened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o be promoted the peaceful talks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and Xixia Dynasty. He was highly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Northern Song Dynasty;Pang Ji;military thought;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army
庞籍（988—1063），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宋仁宗朝贤相。庞籍才兼文武，长于治军，谙熟边事，是宋夏战争中涌现的主要边防大帅之一，司马光称其“敏而好谋，果而不惑。函谷以西，幼艾嬉游。边鄙不耸，荷公之休。五岭以南，复为王土。制胜庙堂，承公之祜。文服武取，动皆有成”1。庞籍对仁宗朝（1023—1063）的政治、外交、军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学界有关庞籍的研究成果殊少，关注点多聚焦于庞籍与其门生司马光的交往方面2;对其军事思想少有措意，迄今未见有专题论述。故笔者不辞驽钝，拟以名相庞籍的軍事思想为题，试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庞籍的战略思想
考察庞籍的军事思想离不开其战略思想。名相庞籍“久经边任”，经略西北边防多年，历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1041—1045）、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并州（1055—1057）、定州路安抚使兼知定州（1058—1059），积累了丰富的备边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
（一）俟其衅隙，攻守结合
庞籍帅边期间，在御夏战争中采取的是“俟其衅隙，攻守结合”的战略思想。庞籍在上宋仁宗的奏疏中，多次提到“俟（乘）其衅隙”一词。所谓“俟其衅隙，攻守结合”指的是面对来犯之敌，守军首先要注意伺察敌情，观其“衅隙”，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敌军虚实以及敌我双方实力之消长，灵活机动地选择战略防守或战略进攻，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或扩大战果。
宋夏交战之初，庞籍主张以防御为主。宝元元年（1038）十月，庞籍在《上仁宗论先正内而后制外》一疏中，即指出当时宋朝军队之劣势：“夫兵冗而不精，虽众不可用也。窃闻所发之兵，皆不选练而遣之，疲弱预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数而可用者殊少。”1范仲淹亦曾直言：“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2康定元年（1040）九月，宋军大败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士卒将校战死五千余。3时任陕西都转运使庞籍在《上仁宗论出界攻讨未便》疏中言：
去秋镇戎之战，依城壁，据根本，以主待客，而诸将或伤中而退，或闭城不出，其士卒绝无用命赴敌之心，使贼残毒人命，剽劫财物，从容进退，如入无人之境，可谓将不良，士不锐矣。元昊君臣之间未有衅隙，又间谍阻绝，无由知其虚实，而便出界攻讨，此不可不为朝廷忧也。……其如将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为岁月持守之备4。
庞籍清楚地认识到：镇戎军之战，宋军婴城自守，以逸待劳，仍然大败;而敌军剽掠财物，从容进退。证明宋方此时边备不修，兵将未精;加之谍报不明，不晓西夏内部君臣衅隙、军队虚实，若贸然出兵，胜负难料。所以庞籍建议此时不宜主动出界进讨西夏，应“为岁月持守之备”，当以防御为主。可以说，庞籍对此时宋夏战场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且早在镇戎战役爆发前，宋军已经三川口之败，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边廷震动5。这两次大败，使宋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同时也暴露出宋方“士卒绝无用命赴敌之心”，加之“将不良”“士不锐”，此时只应据城坚守，加强布防，而不宜主动出击。这表明初到西北边陲时，在战略上庞籍主张防御，但这种防御绝不是一味被动的单纯防御，而是“俟其衅隙”，待隙进攻。 庞籍在《上仁宗论出界攻讨未便》疏中提出了自己的用兵策略：“臣谓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将既良，我士既锐，然后料敌之虚实，乘其衅隙而一举灭之……如更益练将卒，俟其衅隙可乘，然后大举，庶几有万全之策也。”6庞籍对夏用兵之道是：应先“益练将卒”，待宋军将良士锐、实力增强之后，再摸清党项军队虚实，“俟其衅隙可乘，然后大举”，即待隙进攻，用重兵围歼夏军，由防守转入进攻，庶几可胜。庞籍在《上仁宗论范仲淹攻守之策》中又言：
（西夏）既赍无久粮，野无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观衅而动，诚得全师御戎之体。……贼来则力御之，有隙则间之，以俟其弊。……每入寇边郡，计其掠获，仅足偿所费，人尚不乐。若坚壁清野，使无所得，则势益穷，心必益怨，岁月之间，衅变必生 。7
庞籍指出：夏军入侵时，要采取“攻守结合”策略。一方面，宋方不必急于出兵，可伺机固守，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使夏军无所掠获;另一方面，宋军积极寻找战机，“观衅而动”。由于西夏军队战场补给线过长，若时日长久，粮草必然不济，待夏兵粮草匮乏、军心动摇、存有嫌隙之际，宋军再以重兵大举反攻，从而适时地将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可“诚得全师御戎之体”。
随着宋夏战争形势的变化，宋军实力日渐增强，西夏国力日益削弱，庞籍逐渐改变帅边之初的防守态势，开始“乘其衅隙”，主动向西夏元昊部发起进攻。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庞籍派部将副部署王仲宝、鄜延都监狄青领兵攻克西夏境内要塞金汤城 。庆历二年（1042）四月，庞籍又命部将文思使周美袭取被夏兵占据的承平寨;再令周美出拓跋谷，逆击夏军于野家店，“复帅众由厅子部西济大理河，屠札万多移二百帐，焚其积聚以归”1， 重创夏军。
“俟其衅隙，攻守结合”是灵活性与适应性兼具的御敌战略，它与那种“单纯防御”或“只顾强攻”的战略思想截然对立。庞籍的这一战略思想是非常沉稳且颇具长远眼光的，旨在通过分析战场形势的变化，根据敌我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观衅而动”，适时地选择战略进攻或战略防御，这有助于提升宋军的作战能力和行军机动性，是切合宋军军情的边防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宋军逐步扭转了在战争中的不利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再者，若从反面看，在战争初期“将不良，士不锐”的情势下，西北另一边帅韩琦坚持主动出击西夏，与夏军速战速决，以期彻底歼灭党项军队主力，但这一策略最终导致“好水川之败”2。而这一败绩，也恰好验证了庞籍“俟其衅隙，攻守结合”这一西北边防战略的正确性。
（二）广积粮储，增强军备
“广积粮储，增强战备”是庞籍经制边备采取的又一重要战略思想。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庞籍深晓军粮、战马是战时必备的两大物资，特别是军粮，战前必须广为屯储。衅端若起，这些战备物资就可为抗战御敌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庞籍经略西北，对屯积军备物资极为重视。宝元元年（1038）十月，庞籍初授天章阁待制，他见宋廷有司“计财赋之入，必曰耗于先朝之时也;计费用之数，必曰广于先朝之时也”3。然“今宿师西鄙，力战重伤”，此时正值元昊称帝建国，宋西北边防压力骤增之际，他在《上仁宗论先正内而后制外》疏中向仁宗进言：“财赋日耗而费用日广，则安能使府库丰积，兵备足用也？”因此他规劝仁宗要以身作则，“故愿陛下节之又节，以备用兵之乏。应不急之务，一皆止息，专以备边为念”4。庞籍认为应减省国库开销，当前以“备边”为重，足见其在战争之初就对积累军备甚为关注，颇具远见卓识。庆历元年（1041），庞籍出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经实地勘查后发现延州金明寨“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适宜耕种，于是便“募民耕植，得粟以济军”5。庆历二年（1042），庞籍命部将文思使周美率官兵在延州“益种营田，岁收谷六千斛”6。后庞籍又派兵将新筑十一座城寨附近的“美地荐草，募民耕之，岁得谷以省大费”7。庞籍经略鄜延，募民营田，广积粮储，供给军备，成效显著，为抗击敌军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至庞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经略河东，继续践行“广积粮储，增强军备”这一战略思想。庞籍深知战马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军备，对于行军作战极为重要。至和二年（1055），庞籍任河东路安抚使时发现河东马军“例各阙马”，于是向宋廷上奏：“麟府见管买马物帛数少”，建议“乞下三司支拨绢帛五七万匹”，用于购买战马。随后“诏三司以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以给河东马军”8。由于庞籍的及时建言，使河东路缺少战马的问题得到缓解。此前庞籍还建议宋廷用“渍污绢三十万匹，折博收籴粮储”，此法既可供给河东军需，又可减少绢帛物资浪费并节省财政开支，于是宋廷“诏三司依数支拨应付，趁此丰稔，置籴斛斗，勿令过时”9。
揆诸以上史料，庞籍“广积粮储，增强战备”的战略思想，一以贯之。无论是内充朝官，还是外任经略鄜延、河东，庞籍向朝廷屡有建言，始终将“广积军粮，增强战备”视为一大边防战略。这一边防战略思想的实施，为宋军积累了大量战备物资，一方面为抵御西夏入寇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为最终达成宋夏和议发挥了后勤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募民耕植，得粟以济军”，有助于节省边费，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宋廷财政危机。
（三）武力防守与经济制裁并行
关于边境贸易与宋夏和战关系的问题，李华瑞先生已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1以下仅围绕庞籍“武力防守与经济制裁并行”这一对夏战略思想略陈管见。
宋夏和平时期在边境存在以官方互市为主的经贸往来，西夏不产或生产甚少的茶叶、丝绸等生活必需品，要经边境榷市从宋朝进口;而西夏国内所盛产青白盐，又需出售至宋朝，赚取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党项人对宋夏边境互市贸易尤为依赖。对此，庞籍有清楚的认识：“虏仰吾私市，如婴儿之待乳。”2他曾向仁宗建言：“贼地所产之物，严法以绝之，使不得与边人市易。既劫掠无所得，兼货利无所通，其势必日蹙。”3因此，除武力防守外，宋廷还常以限禁贸易作为制服西夏的主要经济手段。如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为反击西夏扰边，即下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4。这次限禁贸易对西夏国内造成的影响，正如庞籍所言：“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5”宋朝既对西夏限禁贸易，禁止边境互市，又命庞籍、范仲淹等具有军事才能的边帅将兵戍边，最终迫使元昊向宋俯首称臣。 庞籍经略河东边防，继续将“武力防守与经济制裁并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
嘉祐年间，西夏权贵没藏讹尨派人侵耕了宋朝河东路辖区——屈野河以西地区大片农田，而且对沿边州城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为制止西夏这一侵耕行为，庞籍“双管齐下”，一方面令边将在屈野河一带“添兵御敌”6，加强巡边，驱逐盘踞在屈野河西的党项人。另一方面，嘉祐二年（1057）四月，庞籍向宋廷献策：“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没藏讹尨之谋，若非禁绝市易，窃恐内侵不已。请权停陕西缘边和市，使其国归罪讹尨，则年岁间可与定议。”宋廷于是准庞籍所奏，“诏禁陕西四路私与西人贸易者”7。陕西互市关停，西夏商品外销受阻，国内日常所需物资又得不到及时供应，党项人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西夏“以私市故，犹遣使者来请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庞籍没有答应;随后，庞籍遣殿中丞孙兆为使至夏谈判，既“使其国归罪讹尨”，要求西夏停止侵耕行为，又“更议疆场”，提出屈野河西地区的宋夏划界方案。为迫使西夏同意宋朝提出的分界方案，同年八月，庞籍再“请严禁陕西和市”8。嘉祐六年（1061），庞籍对夏限禁贸易的举措发生效力，西夏最终同意了宋朝的划界方案。
综上所述，庞籍在处置西夏侵耕屈野河西耕地一事中，成功运用“武力防守与经济制裁并行”的战略思想：既“添兵御敌”，武力防范，又采取限禁貿易、停止互市策略，“双管齐下”，最终奏效，有效维护了宋朝的国家利益和边疆领土。
二、庞籍的御敌战术及戍边策略
战术一般指战斗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战斗的组织实施。9细绎庞籍在延州、并州、定州等边地的军事活动，其实施的御敌战术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营建堡寨，构筑防线
宋夏战争期间，宋军多在边陲缘边列置堡寨，旨在体现主权、维持治安，为巡检司等小部队提供基地设施，也作为难民的临时庇护之所1。此外，堡寨还可为军事据点，抵御外敌，因此堡寨在战场上的作用极为重要。作为镇守一方的边帅，庞籍对营建堡寨非常重视。庞籍主守延州，“故地为虏所据者，公悉逐之”2，继而主持收复了延州失陷的大部分城寨。庆历二年（1042），庞籍发现金明寨西北桥子谷“即虏出入之隘道也，命狄青将万人，筑招安寨于谷旁”3。狄青又奉命新筑丰林、新寨、大郎等三处城寨，“皆扼贼要害”4。同年，庞籍派遣部将文思使周美于延州葱梅官道山谷附近，修筑寨栅，“以扼贼路”，从而提升了延州要塞永平寨的防御能力。庆历二年（1042），庞籍主持营建万安、龙安、保胜、安定、清水、黑水、佛堂、乾谷、土明、北横山、柳谷、虞儿、雕窠、原安等十几处城寨5，庆历四年（1044），庞籍“于吴朝谷创石觜堡，而西贼尝以兵二千余人来寇，信等击却之”6。使延州成为御敌的有力屏障，巩固了陕西边防。除大规模营建外，庞籍还主张并废延州作用不大的小型堡寨，只保留缘边地势平坦之处的堡寨，以防止“饵贼而自贻其患”7和兵力过于分散之弊。
庞籍在西北前线主持营建堡寨获得了很大成效，使延州外围的军事防御体系整体上得到加强，为交战初期的战略防御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军逐渐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变屡战屡败为初战告捷，挫败了夏军锐气，西北前线的紧迫局势得到有效缓解。
（二）多路联动，互为应援
为提升宋军的防御水平和作战机动性，庞籍主张采取“多部联动，互为应援”的战术。庞籍认识到，在以往战役中，各路守军由于缺乏相互配合、策应，拒绝支援而致败绩。如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战（又称延州之战），宋军因缺乏河东、环庆两个邻路支援、牵制而兵败三川口;金明、栲栳二寨也因援军未至而被西夏攻陷，边将李士彬父子被擒8。庞籍在《上仁宗请戒边寨互为应援》疏中指出了三川口之战的败因：
（康定元年）正月中，贼自安远、塞门引兵入，破栲栳寨、金明县，如践无人之境。昨塞门被围日久，而延州未尝发一人一骑往救。贼声言朝廷已弃此寨，于是众皆溃走，粮草器甲一无存者。近承平寨垂破，副都部署许怀德、兵马都监张建侯领兵赴敌，贼兵始退。若塞门少得援兵，亦未致屠荡。……请严戒边吏，自今逐寨缓急有警，并令互为应援9。
庞籍在《边寨互为应援》疏中明确指出：三川口战役中，由于得不到相邻守军及时策应和有效牵制，金明、栲栳、塞门等城寨孤立无援，最后被夏兵攻破，“粮草器甲一无存者”;相反，近来承平寨因为得到许怀德等人的援兵而击退敌军。所以庞籍建议“逐寨缓急有警，并令互为应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策略。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也提出由各路边帅共同防守西北前线的建议，庞籍亦表示赞同：“万一它路力不能支，须至用仲淹之策……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与仲淹合谋而入，择地而攻也。”10因此，在范仲淹、庞籍等人的奏请下，宋廷令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仲淹、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韩琦和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庞籍同领泾原、环庆两路，若邻路有警，可率师相援，“以成首尾之势”11，从而形成三帅共同主持四路防务的局面，使庞籍“多部联动，互为应援”战术最终得以落实，西北边防实力大为加强，局势渐趋稳定。
（三）因应现实问题，研用新的军事成果
庞籍统兵作战，常因应现实问题，适时调整军事策略，研用新的军事成果。这对于行军作战，意义重大。知延州时，他总结宋军历次作战经验，将军中原有的东西阵法改进为更俱灵活性、机动性的四方阵法，有效提升了宋军的御敌作战能力;又淘汰了一批陈旧兵器，为士兵配备了新的兵甲器械，更利于上阵杀敌。又修葺了皈名、平戎两处战道，打通了乌仁关和永和关两处关隘，1使两地宋军调防往还更为迅速，颇有利战守。
其次，庞籍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时，将当地民众结集起来，组建了河北地区第一支民兵组织——“弓箭社”。并对弓箭社“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进一步“出入赏罚，缓急可使”2，且注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又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增损其约束赏罚”3，即制定了弓箭社社约。社约的内容包含弓箭社的日常制度、组织架构和成员职责等方面4。此弓箭社成员大多为河北本地人，世居河朔，因而他们保家卫国、备御外敌的积极性很高。弓箭社的建立，增强了定州军队的防御实力，并且军纪明显改善，河朔边防大为巩固。值得一提的是，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时，他继承了庞籍管理弓箭社的办法，“加意拊循其人去讫，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且又有完善，“稍加增损，别立条目”5。由此观之，庞籍在定州的安边措施行之有效，影响深远。 庞籍通过采取以上御敌战术，巩固了北宋国防，稳定了西北边疆局势，增强了宋朝军队实力，为宋军获得战略优势地位打下了基础。
三、庞籍的治军方略
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庞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军方略。
（一）拔擢将帅，精兵练卒
其一，拔擢将帅。由于北宋统治者“右文抑武”，士大夫排抑武职，故有宋一代良将乏人。为了有效抵御西夏、巩固边防，庞籍在西北前线积极选拔将帅，且不问出身，不限资历，唯才任用。庞籍在延州先后提拔了狄青、种世衡、周美、王信、王仲宝、马怀德、王嵩、折保忠等一批骁勇善战的边将，其中狄青、种世衡在宋夏战争中战功卓著，最为知名。兹以狄青、种世衡为例，对庞籍注重选拔将帅作一例证。
狄青是家喻户晓的北宋名将，人们大多熟知狄青曾经被范仲淹赏识提拔，范仲淹曾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让其研读6。其实，庞籍对狄青也有知遇之恩。庞籍经略西北，他的军机秘书何涉，曾在鄜延军中开班为边将讲授《左传》，这些将领中就有狄青7。上文亦提到，庞籍知延州，重用狄青，使其在宋夏战场上屡立军功。而且，庞籍入朝为相后，曾力排众议，竭力保荐狄青全权挂帅，平定岭南：“青素名善战，……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齐众而后用之，必能办贼，幸陛下勿以為忧也。”8庞籍给予狄青高度评价，青亦不辱使命，最终一举平定侬智高之乱，收复了广南两路大片国土，青也因功拜枢密使。狄青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士兵，成长为镇守一方的边关名将，最后官至枢密使，这与庞籍对他的提拔和奖掖密不可分。
种世衡是与狄青齐名的北宋名将，他最先受到时任知延州范仲淹的赏识，在西北屡败夏军，善结诸羌心，还主持营建了青涧、细腰二城1。范仲淹去职后，世衡又受到庞籍的提拔和重用，曾有延州属吏奏报种世衡有不法事，“按验皆有状”，庞籍惜才为其辩护：“世衡披荆棘立青涧城，若一拘以法，则边将无所措手足”。由是诏令勿究，最终保全了种世衡，世衡因而感泣下拜2。
其二，精兵练卒。除大力拔擢将帅外，庞籍对精简军队、裁汰冗兵、训练士兵亦极为重视。宝元元年（1038），庞籍在给仁宗的上书中，分析了宋朝军队的现状：
国家自和戎之后，边戍未尝休息，支用未尝减节，一日兵兴，则其力易困。夫兵冗而不精，虽众不可用也。窃闻所发之兵，皆不选练而遣之，疲弱预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数而可用者殊少3。
他认为宋军兵冗不精，不选而遣，多不可用。因此他建议：“或且为岁月持守之备，汰去冗兵，只留精锐在边，数少则费用日宽，兵精则足御捍”;4且“欲望令漕运之臣与边将选择壮勇可用者留之于边，疲弱者或令还本营，或置于近内多粮之地，则边郡兵精而费少矣”。唯有裁去冗兵，留精兵戍边，才可既有效御敌，又减省边费、粮储。皇祐元年（1049），时任枢密使庞籍向仁宗上书云：“夫宝元中……自是增兵至百余万，5”“近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简汰之法”，在庞籍等人的建议下，宋廷最终裁军逾八万人6。
在选练士兵方面，庞籍认为：“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是知兵战者利器械、训士卒最先急也。”7若使器械利，他主张：“择勤干之官谙知制作兵甲利钝巧拙者，令监辖工匠精心制造，必令精坚可用，仍加覆验，明示赏罚，则兵甲坚利矣。”而且“其外方造作兵甲，亦乞严戒”8。要使士卒可用，须“更益练将卒”，“密诏二帅臣，令经画训练之法、统驭之术，使将校知感爱之道，士卒有禀畏之意，然后时加训告，各使知主恩而励臣节”9。
以上史料揭橥庞籍深谙用兵之道、操练之术，对于如何训练士卒、造作甲兵，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可谓文韬武略。
（二）治军以法、严肃纲纪
庞籍“天性精于法令”（曾参与编撰《天圣令》等宋代法典），他治军甚严，特别强调军法和纲纪：“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又最切务也。茍国富兵强，纲纪严肃，则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乱之敢为？”10
庞籍治军以法、严肃纲纪，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庞籍对违犯法令者，绝不宽纵，“或断斩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11。如庞籍经略河东时，“下令禁边民与西人私市，有熟户犯禁，籍斩于犯处，妻孥皆送淮南编管，一境凛然无敢犯者”12。其二，军不敢扰民。庞籍知延州，统辖近十万驻军，未有营地，“多寄止民家，无秋毫敢犯民者”13。其三，庞籍治延州，遇有事“皆募禁军为之”。如军中所需粮草，“则使因粮于敌”;战马所食刍草，全部由士兵“自刈之，还畀其直民，无飞挽之劳”1。庞籍治军虽严，但对士兵也十分关怀，他常“善视其居处饮食，故士卒知所畏而乐以出死力”2。此外，庞籍“治民颇有惠爱”，赢得了延州百姓的爱戴，这从当地百姓甘愿让数万士兵“寄止其家”，足可为证。据《庞籍墓志铭》载，庞籍将从延州离任时，百姓遮道为其送行，泣曰：“‘公用兵数年，未尝以一事烦民。虽以一子为香焚之，犹不足报也。’追送数驿乃去。”3
庞籍经略边防，治军以法，宽严相济，使宋军的纪律性、组织性以及战斗力大为提高。庞籍也因此威震西北，名重边陲，在宋朝军队中树立了崇高声望。
四、结语
长期以来，相较于同为宋夏战争中崛起的范仲淹、韩琦等北宋名臣，学界对于名相庞籍的关注远远不够，学术研究成果殊少。此外，在一些文学家笔下，庞籍常被当作负面历史人物被刻意歪曲、丑化，这与历史上庞籍忠正耿直、为国为民的真实历史形象相去甚远。与庞籍处同一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在其《传家集》中对庞籍作出过高度评价：
向守西边，宣力实多，怀柔凶渠，复归皇化。其在宰府，属蛮寇凭陵，震惊二广，翼赞圣谋，廓清丑类。及告老之年，精力犹壮，坚辞荣禄，去位家居。实朝家之硕臣，方今之旧俊4。
庞籍为非武人出身的军事家。然在北宋中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庞籍以一介文臣领导军事，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不断思考总结宋夏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博采古代名将经验和兵法的有益成分，形成了兼具实践性和可行性的军事思想，并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守边措施与治军思想，抵御西夏入寇，扭转了北宋在宋夏战争中的被动局面，稳定了西部边防，为巩固北宋西北边疆的和平与安宁建立了不朽功勋。
责任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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