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耻观”的内涵与当代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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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孔子“知耻观”内涵丰富，包括“以何为耻，不以何为耻”，以及表面为“荣”实质为耻的社会现象辨析。孔子的“知耻观”奠定了耻感文化的基础，深化了知耻观教育的内涵，提高了知耻的自律性。当代社会需要深入挖掘孔子知耻观的内涵，借鉴其教育的方式，增强知耻观教育效果，以应对社会变化之际耻感观念淡化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孔子;知耻观;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123-04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社会思想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负责任、不顾廉耻、坑蒙拐骗、欺诈行为等。反映了社会耻感观念淡化、道德底线下滑的状况。加强知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保障。孔子的“知耻观”是我国耻感文化形成初期的思想成果，借鉴其思想与教育方式，可以更好地完成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树立健康人格。
　　一、孔子“知耻观”内涵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传统思想受到冲击，百家争鸣出现，“礼崩乐坏”局面形成，社会动荡。面对这种境况，孔子以耻感意识警醒人们确立道德自觉。
　　“耻”，古汉语写为“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辱也，从耳，心声。”[1]明代吴元满在《六书总要》中释义：“恥，音侈，辱也，羞恶也，广韵惭也。论语不耻下问，中庸知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俗讹作耻。”①马克思亦曾经指出“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2]。由此可见，耻在生理上通过“耳发烫，面发赤”表现出来;在心理上，耻会让人感觉内疚、惭愧、出丑、厌恶、害怕，甚至惊恐。耻的感受包括了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孔子“知耻观”的阐述主要集中于《论语》之中。在《论语》中，“耻”字出现过17次，均为孔子直接论耻。除了直接论耻之外，《论语》中还有关于“耻”的近似阐述，如“恐”“丑”“患”“羞”等，均间接体现了孔子的知耻观。《论语·为政》记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孔子认为仅用刑法来约束百姓，只能让百姓暂时免于罪过，不至于受罚，却不能使百姓有廉耻之心，百姓只是被动接受管理，并没有主动归服;而以道德来引导，以礼仪来约束，百姓有廉耻之心，同时有做事的规矩。也就是用道德和礼教来教化百姓，使人心归服的德教管理胜于法治管理。这是孔子道德教化的前提，由此他倡导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管理方式。德教是政治的基础，德教在于启发人内在的“耻感”，让人知耻避耻，自觉追求更高的道德品格，自觉服务于政治管理。
　　孔子的知耻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何为耻”的耻感内涵
　　1.态度上的耻感意识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态度上要有耻感意识。子曰：“行己有耻”（《論语·子路》），也就是行事做人要知耻，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这种行己有耻的态度落实在做人上，不以贫困为耻;落实在做事上，以好学为荣，不耻下问。孔子讲“学如不及，尤恐失之”（《论语·泰伯》）。这里的“恐”，便是孔子“学如不及”时的思想情感表现。一个“恐”字表达了孔子对于学习的重视。子贡与孔子讨论孔圉何以被谥为“文”，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孔文子能够在学习方面做到不耻下问，是他能够谥为“文”的原因。这里既有对学如不及时的惶恐，也有对于学习方式的提醒。可以说，在做人做事方面，孔子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这样的人生态度与“耻感”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意识到“耻”才能做到努力学习，辨别荣辱，并自觉避开耻辱之事。一个人的学习、明理，与“知耻”密切联系在一起。
　　2.言语上的耻感意识
　　在言语上，孔子讲求言行一致，反对言过其实。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言行一致是诚信的表现，也是君子必须达到的标准。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不信口开河、自食其言，正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强调言行一致，既包含了说到做到，也包含了不巧言令色、言过其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论语》中记载了大量孔子论述言行的内容。例如，孔子的学生宰予由于“利口辩辞”，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起初孔子听其言而信其行，非常欣赏宰予。之后发现宰予不思进取，竟在白天安然入睡，孔子气愤地批评其“朽木不可雕也”（《论语·公冶长》）。后来，宰予“事齐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为乱，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4]孔子自悔“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故以巧言令色为耻，对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3.行为上的耻感意识
　　（1）以见利忘义为耻
　　孔子将知耻和勇敢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耻近乎勇”[5]。知耻就等同于做到了勇敢。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可见，孔子把义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认为见义不为是可耻的行为。作为君子，不能只顾一己私利，要胸怀天下，弘扬大义，而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对义利的把握上，“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不争利，以不义为耻，即使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也依然不违背仁义的品格;而小人在乎一己私利，为了个人私利可以违反道德。而见利忘义、违反道德是耻的表现。
　　（2）以僭越礼制为耻
　　孔子对礼看得极为重要，他教育弟子“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他批评一切越礼行为，对季氏僭越礼制的行为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在孔子眼里，“礼”不仅是礼节和仪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秩序，违背礼制，也就搞乱了社会。“孝”是礼的基础，违背了“孝”就违背了“礼”。孝亲，就会“泛爱众”，推广仁德;不孝，就会不仁，陷入耻辱的境地。孔子不仅主张在物质上孝顺父母，而且主张在精神上孝顺父母。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局限在物质的奉养方面，养父母和饲养牲畜没什么两样，在尽孝方面做到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最为困难，即“色难”。为此，孔子认为对待父母要有耐心，即使父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要委婉劝谏，不给父母脸色，也不怨恨父母，能做到这些，才真正称得上做到了孝。“孝”是知耻观中最基本的概念，重视养亲、敬亲、安亲和祭亲，以孝为荣、以不孝为耻是孔子孝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4.个人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耻感意识
　　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不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以国家的无道为耻，将国家振兴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才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以不为国尽忠为耻的思想内容。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充满了士为国尽忠的使命感和担当感。
　　（二）“何不为耻”的耻感排除
　　常人以为耻辱的情况，孔子进行了排除。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真正治学的人，不在乎外在的环境，不计较吃饭穿衣的好坏，由于坚守道义，不会逢迎，往往遭受贫穷的困扰，但孔子鲜明地提出了这种情况下的“非耻”意识。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真正志于道者，内心宁静。如颜回一样，“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颜渊》）。孔子称赞“贤哉，回也”，指颜回内心平静，不在意简单的生活和外在的评价。孔子承认“贫而无怨难”，所以他格外赞赏有着固穷乐道精神的人。孔子本人也践行这种精神，孔子曾要搬到九夷去居住，有人对孔子说，九夷那地方非常简陋、闭塞、愚昧。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要求致力于求学的人，不应以恶衣恶食为耻，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知识分子。
　　（三）表面“荣光”的耻感注入
　　社会混乱之时，荣与耻的界限不清，当原宪问耻的时候，孔子旗帜鲜明地指出：乱世里，违背道德，鱼肉百姓，是耻，而不是荣。（《论语·宪问》）同样，孔子对于身陷囹圄的公冶长，也不认为是“耻”，反而将女儿嫁给了他。相反，对于世人追捧的富贵，孔子也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犀利地抨击了来路不正的“富贵”，鲜明地警示为政者应有“耻感道德”。
　　孔子的“知耻观”如果仅仅停留在“什么是耻”的境地，与常人的看法没有两样，更为可贵的是孔子把常人以为“耻”的内容做了排除，并将一般人以为“荣”的情况剥开来，看到“耻”的一面，真正体现出孔子“知耻观”的高度。
　　二、孔子“知耻观”的教育借鉴
　　孔子对学生进行知耻观教育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分阶段进行的，分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三个阶段。既让学生知其然，也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使学生思想内化程度更高。
　　晓之以理即道德认知阶段。“知耻，顾名思义，即知道什么是羞耻、羞恶或羞愧，知道什么是被人们所不齿的言论或行為，它是人性中最基本的道德要求。”[6]在这个过程中，孔子教会学生什么是耻、什么是荣，让学生能够正确区分荣辱，这是晓之以理的过程，是知耻观树立的过程。在《论语》中，“仁”字出现最多，有109次，“礼”字次之，有74次，再次“信”字38次，“善”字36次，可见在孔子的教育过程中，关于仁、礼等正面教育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思想告诉学生什么是可为的。在正面教育的同时，孔子也通过“耻”的反面教育来进行补充，告诉学生什么是不可为的。以使学生能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做出明确的判断和选择。孔子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相关道德概念，《论语》中多处记载学生问仁、问孝、问知、问君子等，孔子一一耐心解答。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勤于思考，做到知者不惑，更清晰地辨别荣与耻，做有为君子。
　　第二个阶段是动之以情阶段。任何一种道德品质均由认识和情感两种因素组成，晓之以理只是第一步，只能对荣辱做出分辨，“动之以情”才能对荣辱产生好恶。只有当人的认知上升到情感方面才会更加稳定，才能爱憎分明。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仁者就是已经把认知上升到了情感阶段，不仅能够分辨好坏，还能够产生爱憎，从情感上厌恶有可耻行为的人。当然，仁者不仅能够分辨好坏，而且懂得爱憎，能够把天下人的好恶当作自己的好恶。仁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们“能近取譬”，能够推己及人，秉持恕道。孔子常常借助古今人物典型事例来教育学生辨别荣辱。孔子赞扬尧效法于天、广施仁爱;舜“无为而治”、德化于民;禹亲力亲为，重在实践;伯夷、叔齐不念旧恶，不改其志，以引起学生向往的情感;指责臧文仲僭礼、季文子多“思”、晋文公不正、齐桓公不谲。通过正向评论与反向评论的结合，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对于当时的各国君臣以及身边的孔门师兄弟等，孔子也常常进行赞誉或针砭批评。通过这些引导学生，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共鸣。在“动之以情”方面，孔子主张用礼乐来教化人，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就是人的优秀品格的养成与“诗、礼、乐”有着直接关系。孔子通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教育学生。其中“乐”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孔子认为“乐”可以使人和谐相处，陶冶人的情操，培育良好品格。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过程中，孔子运用了多种教育方式，以促进学生情感的形成，引导学生内化自省。
　　最后一个阶段是导之以行阶段，即付诸行动阶段，在实际行动中做到知耻。正如孔子所言“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孔子重视实践，教育学生修身养德最终要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纸上谈兵。孔子不仅让学生躬行，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孔子曾评价自己“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孔子的切实躬行影响了他的学生。子路在实践方面深受老师的影响。《论语》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子路听到老师教诲之后，还没有力行、落实，担心自己再听到夫子教诲，不能力行的就变得愈来愈多了。这里可以看出子路秉承了孔子不尚空谈、讲求实干的精神，以不能力行为耻辱。另外，孔子还通过言语惩戒、态度惩戒方式对学生不知耻的行为进行批评。《论语·阳货》中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是孔子对孺悲的态度惩戒，以唤醒孺悲的耻感。孔子的言语惩戒较多，如说樊迟“小人哉”，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等。而在行为惩戒方面《论语》中有一处记载了孔子最严厉的惩罚。《论语·宪问》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孔子因原壤不遵守礼节，用手杖敲他的小腿。“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6] 　　三、孔子“知耻观”的文化借鉴
　　明代学者吕坤曾说过：“五刑不如一耻”[7]。即再严酷的刑罚也不如让百姓懂得一个“耻”字。儒家一贯主张教化为先，惩罚在后。孔子的“知耻观”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耻感文化的基础，给当前知耻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一）奠定了耻感文化的基础
　　“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在先秦时期。从《尚书》中的伊尹放太甲、《周礼》‘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之说到《诗经》对统治者过分剥削的讽刺，说明殷周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使人知耻的心理因素对于控制人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8]孔子将耻感文化纳入到儒家学说的体系之中，并且成为道德的基石，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与西方“罪感文化”不一样的特征，即：以耻感心理感受引导国人行为。
　　孔子通过什么是“耻”、什么不是“耻”，以及“荣”与“耻”的辨析奠定了耻感文化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以后的知识分子。孔子之后，儒家法家都非常重视“耻感”意识。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9]，孟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道家学派对于耻感文化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老子《道德经》中讲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法家很注意耻感文化，认为它与国家安危有莫大的关系，《商君书》《韩非子》对此多有论述。儒家不仅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且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知耻为立人之大节，一旦个体的内心生成耻感意识，对于无耻的行动就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进而自觉抵制不良行为，也就是当个体内心认识到“耻”之后，就建立起内心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约束机制，也就形成了道德的堤坝。有了这个堤坝，才能够内心自警、自省，然后进一步寻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
　　（二）丰富了耻感文化的内涵
　　孔子在家庭美德、学校道德、社会公德方面，都确立了知耻的道德准则。孔子在家庭关系上倡导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同时将家庭关系诉诸内心的“孝”德意识，不做让父母伤心的事情，不做损害社会伦理的事情，以“知耻”观约束自己不去违反道德准则。在学校教育中，孔子强调教师要为人师表，学生要好学精进。以不好学为耻，以言行不一为耻，同时“不耻下问”，学习更多知识。在社会公德方面，孔子强调仁、义、礼、智、信等。其中的“义利观”是道德的标杆。孔子不反对人们追求利益，但反对人们追求不义之利。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追求富贵利益是人都盼望的，但是不以正道得到它，君子不能接受。这些道德原则在当前的社会中仍然有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金钱的贪欲越来越厉害，知耻观、义利观教育成为应对的重要举措。
　　孔子“知耻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许多典故，如韩信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廉颇负荆请罪，苏秦头悬梁锥刺股，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等，都体现了知耻的思想。东汉王烈认为：“既怀耻恶，必能改善”[10]。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用传统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树立社会正气，乃当务之急。
　　（三）提升了知耻避耻的自律性
　　孔子认为耻感具有他律和自律相统一的道德品性，《论语》中涉及有人因为疏忽道德责任而受到他人疏远和羞辱的事情。孔子认为来自他人的不好的评价是耻感产生的原因之一，而要免于来自外在的负面评价必须自律。“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子路》）这是孔子对于个体言行的阐述，在孔子看来只有对他人恭敬尊重，才有可能避免耻辱。耻感的自律性要求启发人的内心自觉，使耻感在道德评价中自我呈现，形成有明确的荣辱标准的社会认同。在孔子教导弟子时注重的是对自己人格和情操的关注，君子“有耻”，不会注重“恶衣恶食”带来的外在社会轻视。一个具备耻感的道德君子在乎的不是衣食等外在的东西，而有着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君子不停留在表面的评价上，而根植于内心的道德良心。孔子以这样的思想境界确立了知耻的思想道德底线，也确立了自律和他律的统一。自律的最高境界是“慎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表里如一，内外如一，把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以符合现实社会的道德要求。
　　孔子在对学生进行知耻教育时，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三阶段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达到教育目的。当代知耻观教育也可以借鉴此种方式，引导人们知正误、辨荣辱，同时通过历史与审美教育使学生对多种行为产生好恶，激发学生的情感，并为为政者提供典型事例来引导人们。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网络对人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从网络入手，对人们进行引导也是一个切入口。广泛宣传，正向引导，网络热评，充分讨论，可以起到更大的效果。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如中国留学生杨舒平马里兰演讲、于欢“辱母杀人”案等都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事件，让人们在讨论中看到其中人物的“耻”，激起情感共鸣，对相关人物或不齿，或同情，或愤怒。同时，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惩恶扬善，树立知耻观念，在情感上厌恶耻的行为。另外，还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对人们进行道德情感的培养。借助话剧、电影、电视、音乐等艺术形式，向人们传达对真善美的赞美，进行知耻观教育。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让百姓做到知耻、恶耻，最终做到避耻，才能达到知耻观教育的目标。孔子教育学生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从习惯上避耻。当前在进行知耻观教育的时候，也要引导人们广泛开展道德实践。从遵守家庭美德、学校道德、社会公德做起，将知耻渗透到实际行动当中。如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贫困学校、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光荣城市、光荣单位、光荣家庭等创建活动，推进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的教育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良好的社会风尚匡正人们的行为。
　　虽然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不知恥之人只有批评的权利，没有提出具体的惩罚制度，但是孔子“知耻观”依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借鉴孔子的知耻观教育十分必要。借鉴其内涵和教育方式，转化其教育内容，同时，弥补其惩戒不足的缺点，使教育与惩罚并用，促使社会知耻避耻，形成崇尚光荣、鄙弃耻辱的社会风气，高尚的道德风尚才能建立起来，道德教育才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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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唐海燕.培养知耻明耻的道德自觉[N].广西日报，2015-09-22.
　　[7][明]吕坤.呻吟语·谈道[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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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9.
　　[10]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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