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信仰：回鹘与摩尼教关系的多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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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摩尼教是回鹘人的主要信仰之一，它对回鹘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摩尼教研究是回鹘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回鹘与摩尼教之间激荡融合的历史过程，校勘和补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多角度诠释回鹘的摩尼教信仰，堪称回鹘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回鹘;摩尼教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3-0137-04
　　 Abstract： Manichaeism was one of the main religions followed by the Uighur people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Uighur society. The book Uighur Manichaeism systematically narrat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llision and convergence of the Uighur nationality and Manichaean religion， collates and revises many issues in previous research efforts， and analyzes Uighur faith in Manichaeism. A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ighur culture and Manichaeism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by anthropologists，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a significant work for the field of Uighur studies.
　　 Keywords： Uighur; Manichaeism
　　《回鶻摩尼教研究》为《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书系之一，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S003）资助，于201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绪论及十二章正文，后附缩略语表、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凡379页，43万余字。林悟殊先生曾在展望摩尼教研究的前景时有言：“尽管学界对回鹘文摩尼教的研究已卓有成效，但已有的回鹘摩尼教资料尚有许多未释读，而且不时又有新的发现，考古发掘还大有潜力。即使对现存寺窟的研究，亦未有穷期。以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回鹘摩尼教研究尚大有可为;尤其是对于占有地利、人和的中国学者来说，更渴望有独特的建树。”此言无疑是对国内外摩尼教研究的准确定位。杨富学先生《回鹘与摩尼教研究》一书通过对回鹘语文、汉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献的综合考察，对回鹘摩尼教史深入、细致的研究抑或可作为对林先生上述见解的最佳注脚。
　　摩尼教研究，20世纪以前主要依据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记载的间接资料。而摩尼教由于屡受迫害，颠沛流离，本身就未曾留下过多的传世文献。西方学者对摩尼教的关注也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世界，很少将目光投向比西方摩尼教更为流行的东方摩尼教。对于其研究不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初吐鲁番、敦煌乃至蒙古高原诸地考古文物、文献的相继发现才得以改变。而2008年10月以来，福建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文物与古遗迹。这一发现，对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全新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进一步掀起了摩尼教研究的新热潮。
　　通读《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其突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料翔实 搜集宏富
　　本书主要利用的是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波斯文等摩尼教文献，对回鹘摩尼教的产生、发展直至消失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如所周知，摩尼教是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等思想教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信仰。摩尼教于波斯兴起并盛极一时，在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迫害后，教徒多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进入中国，于762—763年传入回鹘。8—9世纪时，回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而取代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成为回鹘的国教。在漠北回鹘汗国（744—840）的推动下，摩尼教在中原地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伊朗、中亚、中国之外，摩尼教还曾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乃至南亚次大陆等许多地方。摩尼教的经典也曾由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大夏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种文字。
　　1902—1914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获得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其中除为数丰富的佛教文献和少量景教文献外，还有数千件摩尼教文献残片和一些壁画[1][2]。除吐鲁番外，敦煌也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文献出土，分别用汉文、回鹘文和摩尼文书写。这些文献大多已由斯坦因、伯希和携至伦敦和巴黎。仅有少数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吐鲁番、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与汗牛充栋的佛教文献相比，数量虽不是很大，但因其内容详细而显得特别珍贵。职是之故，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则更具历史和现实意义。本书作者杨富学先生就是从摩尼教的汉化研究角度出发，发挥其自身的语言文字识读优势，从更深层次去探究中国摩尼教独特的传播方式和整个发展源流。
　　二 角度独特 立意新颖
　　作者对于回鹘文化与文献的研究历久多年，成果斐然。从而也摸索总结出独特的研究方法，即利用回鹘语文与传统史料相结合的多重论证方式，方法独到，独辟蹊径。书中不仅使用了敦煌出土的汉文摩尼教文献《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更是使用了出自敦煌、吐鲁番、焉耆等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摩尼大赞美诗》、《牟羽可汗入教记》、《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以及波斯文的《沙卜拉干》等。在使用这些民族语文的同时结合吐鲁番等地的摩尼教细密画、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进行研究。更是对散见于汉文史料中涉及回鹘摩尼教者进行爬梳，举其要者，主要有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资治通鉴》等。此外，明人何乔远编著的《闽书》，以较详细的文字记载了开建福建的摩尼僧是呼禄法师，经作者考证，此人来自回鹘。这一发现，无疑扩大了回鹘摩尼教研究的领域。而个人文集类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以及一些佛教经典，如宋释志磐著《佛祖统纪》和蒙古高原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史料，都是作者使用的论证依据。可以说，这些汉文史料的使用，成为构建回鹘摩尼教发展演变史及其年代学的重要基石。 　　三 严谨慎独 考证得当
　　百余年来，学界对回鹘摩尼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回鹘文等民族文字摩尼教文献的刊布，使得对文献本身的深度也更为精确和深入。这为回鹘摩尼教进一步的全面、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吐鲁番、敦煌写本的发现与刊布，为回鹘乃至整个国际摩尼教史的研究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在对整个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有待研究乃至拓荒的领域还远比想象的要多。举例说，对回鹘摩尼教史的研究，聚焦牟羽可汗的改宗问题，成果丰硕。但前贤的研究所利用的资料大多来源于《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和回鹘语文献《牟羽可汗入教记》。然而新近刊布的U 111a（T Ⅱ D 180）摩尼文回鹘语《牟羽可汗宣教书》、Mainz 345 回鹘文摩尼教历史文书，以及吉田丰对《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的释读，都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细化和深入，甚至有些对以前的观点具有颠覆性。尤其是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回鹘语文献81TB10：06-3中记载，早期到漠北传教的，除了来自洛阳的睿息等人之外，还有来自西域的摩尼僧。过去一般认为帕米尔以东地区的主教——慕阇只有一位，而该文献却显示当时有三位慕阇同行到了漠北传教，这一发现即对传统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在利用最新的国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在书中对摩尼教入华年代、吐峪沟石窟周边是否有摩尼教集团、高昌回鹘的消亡、波斯文《大霍加传》、察合台文《和卓传》、《摩尼之生活》等史料中存疑的问题、开教于福建的呼禄法师的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辨析，特别是对福建摩尼教的海路来源说和福建摩尼教传入的时间在会昌年之前进行了驳议。
　　四 革故鼎新 标新立异
　　如前文所述，本书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到之处，对传统方法、观点的挑战无疑也是一种创新。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在研究上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学界中普遍认为，回鹘皈依摩尼教是粟特影响所致，但粟特并非唯摩尼教是奉，其信奉更为广泛的是拜火教（祆教），此外还有佛教和景教。但何以唯独摩尼教能够成为回鹘之国教，书中的第四章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与回鹘的社会演进与宗教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回鹘汗国的强大，其社会制度不断地、迅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化。新的社会和阶级需要新的宗教来维护，而原始的萨满教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土崩瓦解，不能适应汗国统一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摩尼教由是得以在回鹘骤兴。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摩尼教本身，戒律森严、义理简单，更能适应回鹘游牧民族的文化氛围。其二，由于回鹘的推动，唐朝境内的摩尼教寺院得以相继兴建。但在“会昌灭法”时，摩尼教寺院何以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对象呢？作者研究发现，这与回鹘摩尼寺功能的异化息息相关。这个过去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得以解决。其三，开教于福建的摩尼僧呼禄法师，学界过去虽有所关注，但关注点在于此人是来自唐朝还是中亚，具体的身份不得而知。在本书的第十章中作者通过对《闽书》、《新唐书》、《唐会要》和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文书》等各种文献的考察，发现此人实为来自回鹘的僧人，所谓“呼禄法师”者，盖回鹘语“吉祥法师”之谓也。如此一来，福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研究更值得加以关注，也成为福建摩尼教研究中新的课题。
　　当然，本书难免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在开篇之初，作者就指出2008年以来在福建霞浦发现的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与文物，但这些文献资料在书中的使用却寥寥无几，仅第十章和第十二章《摩尼光佛》和《乐山堂神记》两例。但福建霞浦摩尼教文献一经发现便很快引起了摩尼教研究者的关注，如马小鹤先生先后发表了《摩尼教十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从“平等王”到“平等大帝”——福建霞浦文书〈奏申牒疏科册〉研究之二》、《从“五明性”到“五明大供”》、《福建省霞浦县的明教遗物》、《摩尼教耶俱孚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等，又與吴春明合作《摩尼教与济度亡灵——霞浦明教〈奏申牒疏科册〉研究》。他的研究以霞浦文献（尤其是《奏申牒疏科册》）与波斯及中亚出土文献相比对，多有发覆之论，有助于学界了解霞浦摩尼教与西域、中亚，乃至敦煌摩尼教之间的联系。对霞浦摩尼教研究的专门著作于今仍属空白。又有元文琪对霞浦新文献《摩尼光佛》进行了细致研究，通过霞浦文书与敦煌汉文摩尼教经典进行对比，确认霞浦科仪书与摩尼教汉文经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亦可见早期霞浦摩尼教对佛教和道教的依托。杨富学先生也先后发表了《林瞪及其在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从霞浦本〈摩尼光佛〉看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摩尼教〈冥福请佛文〉所见佛教地狱十王》、《福州福寿宫所见摩尼光佛像杂考》等论文。若将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在书中详加利用，回鹘摩尼教对福建摩尼教的影响则更加具体完整。
　　另外，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后，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汉文化的濡染，在本书中作者对摩尼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所述详尽，但回鹘文化反过来对摩尼教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所述甚略。而实际上，摩尼教对中国本土宗教的吸收和利用，决定了其后期发展的整个走向，值得关注。
　　当然，对福建霞浦摩尼教资料的整理研究，是杨富学先生正在开展的国家社科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的主要内容，希冀最新研究成果的呈现。
　　综上所述，《回鹘摩尼教研究》一书通过对敦煌、吐鲁番等地遗存和出土的摩尼教文书的语言、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详细研究，比较完整地揭示了摩尼教在回鹘时期的兴盛与衰亡的过程，是对回鹘的摩尼教信仰的多维度的诠释与剖析。本书不仅是对回鹘摩尼教史研究的新贡献，而且也是回鹘文化史、摩尼教史研究的新收获，可谓回鹘摩尼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值得推荐。
　　参考文献：
　　[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
　　[2]管平，辛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四次新疆之行[J].新疆文物，1991（4）：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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