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民形成的三个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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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彤璞 郭剑雄
摘 要：以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为出发点，对两者的本质进行识别，发现两者拥有不同的就业选择集合，现代农民拥有多个选择机会构成的就业选择集合。在此视角和逻辑起点下，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选择条件三个维度出发，揭示现代农民形成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择优转移下农村人口代际优化-农业的企业化和农民的选择性就业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从而展现出现代农民的演进规律和形成路径。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的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和代际优化，形成现代农民能力提升的内在路径;農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民成长以及农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敛，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条件。据此，建议助推现代农民形成，政府应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以扩展其就业集合，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其选择能力，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以转变农民的农业择业条件。
关键词：现代农民;传统农民;选择集合;农民就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6-0140-10
收稿日期：2019-03-1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6.1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联基金项目（2018Z075）;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8JK008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D001）
作者简介：张彤璞（1978-），女，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经济与金融。
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农民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1]，在此进程下，人均土地占有率、人均物质资本占有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日渐稀缺，农业生产纳入了市场化运行的轨道，农业组织多转向利润追逐型的企业化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大规模的非农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男性及年轻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率先转移的特征，导致农村留守劳动力主要以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的妇女及老人为主。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下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主体严重匮乏。
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劳动力的择优转移使得农业人才的供给严重不足，现代农民供需矛盾突出。实现农民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培育出能够胜任现代农业建设任务的现代农民迫在眉睫，各界对此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尝试。但是，应该看到，现代农民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成长环境，需要对其形成本源、成长规律和生成机制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揭示和系统研究。因此，以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和本质识别为切入点，对其成长与演进规律进行多维度的揭示，以梳理、总结现代农民的形成规律与生成机制，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题。
一、文献回顾
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导致现代农业建设后继乏人，引发了学界的持续性关注。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现代农民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农民的内涵界定
1.从现代农民的综合素质角度，Carr-Saunders从技能、薪酬、专业协会及实践规范等方面[2]， Greenwood从系统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行为守则和专业文化等方面对现代农民进行了界定[3];鲁可荣等认为现代农民应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基本素质和创新精神及较多人力资本积累和较高职业素质[4]。
2.从市场主体角度出发，弗兰克·艾利斯认为现代农民是市场的参与者，其目标在于追求市场利润[5]。学者们认为，现代农民是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具有职业化的特点[6-7]。
3.从权利视角，Larson认为现代农民应当享有特定权利与声望[8];Forsyth 等指出权利是现代农民的内在核心[9];周应堂认为现代农民应享有市民权利，且与第二、第三产业员工的身份等同[10];张雷声等认为，现代农民应具有选择职业的自主权[11]。
4.从人的现代化这一精神视角，英国学者韦伯斯特认为现代人不是传统的奴隶[12];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总结出现代人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等12个现代特征[13]。人的现代化研究强调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与职业变化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和精神内核的转变。
（二）现代农民的成长和培育
1.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舒尔茨最先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14];缪尔达尔、Pierce等持有相同观点[15-16];Beine 等认为教育可使农民更有能力把握经济转型中的机会[17];徐辉认为，对农民实施教育培训能够提升其素养和就业能力[18]。
2.在培育过程和内容上，Wilensky认为现代农民的培育需要经历倡导者关注、技术推广、建立专业协会、垄断技术的法律保护等过程[19];Lynch和Leavitt 等认为， 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在于经济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以及农业技能的培训[20-21];宋新乐等认为，现代农民应注重新技术的运用以及诚信、合作等精神的培养[22]。
3.在农民主体能力培育方面，Rogers认为决策能力是农民培训的关键[23];陈明认为现代农民培养的内核是现代性以及主体性[24];李丙金等认为现代农民的培养实质在于以制度和立法来扩大农民的选择权利[25]。
4.在现代农民的培育政策和模式选择上，大多学者提出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以农业院校为教育主体、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以农业企业作为实践基地的教育培训体系。魏学文等提出建立农民职业技能鉴定和资格认证制度[26];田书芹等借鉴国外现代农民社区教育的新模式，总结出自助式、学分制、信息化和整合化四种培育模式[27]。 （三）现代农民的形成条件
魏学文等认为，现代农民形成的前提是通过农业保护与支持，形成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相同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使务工收入与从事农业收入持平[26];夏益国等指出，土地确权和加速土地流转是现代农民形成的制度条件[28];朱启臻等认为现代农民需要土地制度、农业组织制度、政府的政策以及农民培训教育制度等作为环境条件[29];郭剑雄从农与非农就业收益对比的角度，提出现代农民形成的条件是农业就业工资率大于等于非农产业就业工资率[30];杨继瑞等认为，对现代农民职业属性的确定与回归是现代农民形成的保障[31];徐志红认为现代农民的形成需要政策扶持和经济组织带动，其中，农业合作社的作用最为显著[32];石智雷等认为家庭禀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等是现代农民形成的必备外部条件[33]。
（四）现代农民成长的影响因素
学界主要从现代农民成长的制约因素与推动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34]。
1.关于制约现代农民成长的因素，相关研究形成了以下观点：（1）人力资本说。其代表人物舒尔茨、明瑟尔等认为，农民自身素质低下、文化贫困、缺乏技术等都源于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与投入的不足[35]。（2）制度说。速水佑次郎等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认为制度创新是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条件[36];奂平清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阻碍着现代农民的形成[37]。（3）资源说。樊英等学者从资源约束角度，指出制约现代农民成长的突出因素是资本、土地、技术、企业家才能等[38]。（4）利益说。农业收入和农民的比较利益偏低，农民选择农业就业的动因面临困境，限制了现代农民的成长[39]。
2.对现代农民成长具有推动作用的因素，讨论如下：（1）现代化、城镇化推动论。孟德拉斯指出工业文明使得传统农民走向终结;林兴初等认为农民现代化来自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40];朱启臻认为小城镇的社会分工和利益分化对农民转型有极大的拉动作用[41]。（2）经济发展促进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速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对现代农民的成长有直接促进效应[42];张德化等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农民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是经济发展，为非农转移提供更大就业空间的是二、三产业的发展[43]。（3）市场化推动论。冯子标、田卫民等的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指数与农民转型高度正相關，市场化改革是现代农民成长的重要推动因素[44-45]。
总体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现代农民的研究涉及其内涵界定、成长培育途径、形成条件与影响因素等各个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视角和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两点不足：（1）现代农民内涵的界定虽有不同视角的罗列和归纳，但缺乏对其产生本源的揭示研究，因而难以简洁准确地对现代农民的本质进行识别，从而缺乏探索现代农民形成路径和生成机制的逻辑线索。（2）现代农民的成长培育、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具体问题的陈述为主，较为庞杂分散，缺乏系统化、条理化的梳理和分析，因此难以对现代农民的普遍形成条件和路径进行系统化揭示。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将集中于如下两点：（1）在对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形成本源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现代农民的本质进行识别，并以此作为对现代农民的形成路径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切入点和逻辑起点。（2）从多个维度对现代农民的形成进行系统化分析，通过揭示各维度的作用机制与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企望展现现代农民的演进规律与形成路径。
二、选择集视角下现代农民的本质识别
传统农民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身份，而现代农民强调的是产业结构及市场分工带来的职业转变与个人发展，注重其理性经济人的一面。通过对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特征进行对比，可深入探讨两者的形成本源，进而识别现代农民的本质。
（一）传统农民的特征与形成
1.传统农民的特征。传统农民具有多种特征表现，但是总体来看，主要有三大特征：（1）就业机会单一。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单一，生产方式简单，生产技术落后，产出低下，缺乏进行市场交换的剩余产品。缓慢变化的经济环境、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使得传统农民很少与外部发生关系，难以进行社会角色的分工，几乎无法进行职业选择，更难拥有更多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2）缺乏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家庭为生产主体的传统农民，过分注重家庭整体利益，因而缺乏自主性。传统农民的生产活动严重依赖于自然环境、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技巧，导致其厌恶风险，反对变革和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言， 小生产方式使人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46]。加之传统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水平低，故而对于现状无法、无力改变。（3）低下的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的依附性。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效率和产出低下，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这一单一渠道，且收入极低。低下的经济地位亦导致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其他利益集团可运用垄断、操控等不公平的市场行为，故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损害农民利益，在市场中农民无法摆脱人身依附和被剥削的境地。马克思对此指出，传统农民存在“指令经济中的人身依附状态”。
2.传统农民的形成。传统农民三大特征的形成并非孤立，从客观上来看，有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分工不完善导致的选择机会匮乏的一面，又有主观上知识水平低下、对外界依赖严重、缺乏主动选择能力的一面，当然还有低下的农业收入水平导致的人身依附状态。正如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所言：“在一个受传统支配的乡村和社会里，人们甚至会怀疑个人选择的存在” [47]。进一步思考这种“几乎不存在的个人选择”如何形成，其实质则是对传统农民形成本源的认识和揭示。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缓慢，被舒尔茨认为是一种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经济均衡。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单一，生产自给自足，缺乏工业化和发达的市场分工催生的大量就业机会，传统农民除了农业之外没有其他高收入就业岗位可供其选择。因此，传统农民的形成源于传统农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产业结构所导致的单一就业机会，农民缺乏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度，也导致农民缺乏与选择机会相匹配的选择能力。 （二）现代农民的特征与形成
1.现代农民的特征。与传统农民有诸多不同，现代农民主要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就业选择多元化。工业化带来了产业化、市场化大分工，各种新兴产业兴起，就业岗位增加，使得现代农民不再以单一的农业生产为就业渠道，择业范围开始呈现多元化。面对发达的市场分工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可以选择在农业部门就业，也可以选择在各种非农部门就业，还可以在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下的不同“工种”就业。 （2）具有较强的主体选择能力。现代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较强的能力基础和素质基础，通过对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来获取农业收益。与传统农民相比，他们具有较高职业素质和农业技能，具备一定的专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技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开放的职业群体，可在各种岗位间或农与非农领域之间自由切换其职业。（3）具有较高的农业收入。现代农民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构成其主要收入来源。现代化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现代农民带来了更高的农业收益，其总体平均收益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收益水平。
2.现代农民的形成。现代农民就业选择机会的增加、选择能力的提高和以农业为职业所获得的较高的农业收入，皆形成于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大规模兴起的工业化进程，农民通过分工分业，实现了多种身份的转变和职业分化。在孟德拉斯看来，工业化带来的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和现代农民的生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农民的终结只是“小农”的终结，是“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在变迁中获得的是新的社会定位与经济角色[47]。工业化推动所伴随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以及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传统农民也逐渐被现代农民所替代，现代农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市场变革多维互动的产物。在日益开放和充分流动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农民面对更多就业机会，产生了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转移，传统农业社会 “身份决定饭碗”的生存逻辑和职业选择规则被打破。现代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界定，而是一种由专业分工决定的职业表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农民对多种职业进行自主选择的过程，是传统农民的演化消亡和现代农民的生成过程。因此，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农民的终结与现代农民的形成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选择集视角下现代农民的本质识别
将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結论尽可能接近所讨论事物的本质。传统农民形成于农业社会单一的就业结构，其生而为农民的先赋身份难以改变;现代农民较之传统农民，由于农业社会在迈向工业化社会、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二、三产业的兴起和市场分工的细化，产生了不同就业岗位和多种就业机会。在工业化带来的日益开放和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下，现代农民面对多种职业选择，可以依据个人的知识、技能、兴趣进行主动择业，从而摆脱了传统农民的“世袭”身份和受外部权势支配的依附状态。此时的劳动者的就业集合，开始由众多选择机会构成，农民的职业选择集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多种选择机会构成了现代农民的就业选择集合。工业化给了农民自由选择的机会，使得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就业选择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高度工业化和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产生的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与非农之间劳动力市场的相互流动。现代农民拥有就业选择集合的意义在于，多种选择机会为农民的个人发展提供了自由通道，从事农业成为劳动者自主自愿的选择，农民成为了一种“职业”，不再是传统农民那种处于底层依附状态、缺乏选择机会和选择能力的“命定为农”，而是现代产业体系中拥有就业选择机会和自主选择权利、具有就业选择能力的市场主体。因此，传统农民对于职业的 “别无选择”与现代农民可在多种职业选择机会下的自主选择，成为两者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本文识别现代农民本质特征的视角，也成为本文对现代农民的形成予以多维度分析的逻辑起点。
三、现代农民形成的三个维度
以就业选择集合视角对现代农民的本质特征进行识别，由此引发的思考是，现代农民在面对不再单一的职业选择机会时，如何具备选择的能力以做出最优的选择，其最优选择的条件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选择集合变化之后，农民的选择能力提高和选择条件形成的问题，现代农民的生成则来自于这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以就业选择集合为逻辑起点，可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和选择条件这三个维度构建起现代农民生成的逻辑框架，三者共同作用于现代农民的形成，缺一不可。
（一）就业选择机会
工业文明的精神在于人可以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46]，工业化创造出的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改变了农民的就业选择集合，成为现代农民可以自由进行职业选择的前提。选择集视角下，就业选择集合扩展意味着对农民提供与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使农民群体转移到非农产业，从旧有的生产方式进入大工业的新生产方式，并通过工作经历和培训等，获得与产业升级相适应的更高技能，从而产生从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变。阿玛蒂亚·森在其经典论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经济机会、社会权利等都可以对扩展人类自由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农民拥有自由的职业选择机会，是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本文对现代农民的形成规律与路径进行分析的重要维度之一。
（二）就业选择能力
农民在拥有自由职业选择机会的前提下，必须具备一定的选择能力才能在面对不同的就业机会时做出最优选择，使其利益最大化。工业化扩展了农民的就业选择集合，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同时，非农产业部门显现的异质化、动态化的就业特征，现代农业部门大幅提高的人均物质资本占有率、人均土地占有率所引致的技术偏态特征，都会使得劳动者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其选择的自由度和所从事职业的收入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等个体能力及综合素质正相关。因此，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所呈现的优质劳动力率先转移特征，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在面对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工资率的情况下，通过空间流动来获得的与自身就业能力相匹配的最佳就业价格。择优转移的事实说明，当农民面对多种职业选择时，其就业选择能力成为其能否作出最优选择的关键，也体现出农民的主体能力对于就业机会改变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 （三） 就业选择条件
在面对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时，具有理性特质的农民在非农部门获得的收益构成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民必然会对农与非农两部门的收益进行权衡，最终选择在更高工资收益的部门就业。劳动力的大量非农转移，加速了城市现代部门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农业组织方式也转向企业化经营。当现代农业摆脱传统农业的特殊均衡状态和马尔萨斯陷阱，成为具有高收益的现代部门时，劳动力便不再选择转入非农部门就业，而是进入现代农业行业就业。因此，拥有选择机会和选择能力的农业从业者，其进入农业部门就业的选择条件是什么，以及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则是本文探讨现代农民形成的另一不可或缺的维度。
四、三个维度的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
以就业选择集合为视角及逻辑起点，对现代农民的形成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选择条件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现代农民的形成路径和发展规律可由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在非农收入激励下通过理性调整来提高自身选择能力-农业企业化经营下农业择业条件的形成，这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得以清晰展现。三个维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构建起现代农民形成的逻辑框架和生成机制。
（一）就业机会的增加：选择集合的扩展
扩展农民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使农民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和空间，进入非农部门就业，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大量农民的离农就业为农业的规模化、企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为现代农民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伴随新兴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农民的非农就业范围更广，涉及的就业岗位更多。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的农业就业率仍在25%～30%。相比发达农业国家3%～5%的农业就业占比，我国过多劳动人口依然集中在农业部门而不是非农部门[48]，农村劳动力仍需更多非农就业机会。阿玛蒂亚·森 “发展即自由”的观点指出，自由机会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完善[49]。在工业化推动下，扩展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1.经济发展水平。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奥肯定律证明经济发展的高增长率伴随高就业率，经济发展的低增长率则与低就业率双生双伴。虽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就业的时间期限有不同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终将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
2.市场化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经历的时序变迁，验证了市场对于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市场体制日趋完善，要素流动增强，非农就业比率逐步上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带来了诸多自由发展的机会。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过多的政府干预会限制农民的发展机会。
3.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农民的非农就业是由传统小农加入现代分工体系，由第一产业进入第二、三产业的职业分化过程。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口比重都在50%以上，是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重要支撑。2016年，我国第二、第三产业GDP占比分别为39.8%和51.6%;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占比为52.9%，第三产业这一比例为42.7%，仍有很大提升空间[50]。
4.城镇化程度。城镇化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可为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就业提供诸多机会。195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2.46%，2000年上升到了36.22%，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城镇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2.17%[50]。城镇化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
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鎮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历年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都在40%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布局，改善居民的物质条件和城市资源，对农村劳动力可以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拓展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使大量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促进土地的集中化、规模化耕作;另一方面农民通过非农转移和就业获得更高技能并且增加收入，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能得到改变。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城镇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二产、三产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既助推着现代农民的生成，又符合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农民就业选择能力的提高：劳动力择优转移下农村人口的代际优化
工业化在扩展农民就业集合、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的同时，引致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进行非农转移。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高达42.35%，且依然以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率先转移为主[51]。非农转移是短期内农民追逐非农部门高于农业部门收益的套利行为，当农民意识到收益差异来自于农与非农部门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时，为了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取得职业选择的主动性，长期内会更加注重自我能力的提高，加大子女的教育投入，同时他们会计划生育，少生孩子。贝克尔等学者对此的理论解释是，在家庭资源和时间禀赋的预算约束下，家庭的生育选择存在数量与质量上的替代关系，因此存在人口生产由传统的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转变[52]。这一规律首先被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所验证，国内学者李志俊和郭剑雄较早就注意到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生育率下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上升的趋势，指出农村家庭的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正在转向质量偏好[53]。
我国农村人口量质转型的原因来自于工业化的内部驱动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外部推动。在工业化进程中和市场机制下，不同工种与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各不相同，劳动者发现自由选择职业的能力和职业的稳定性、收益性皆与其人力资本的高低正相关，只有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才可以获得在非农部门较高层次就业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收入。显然，工业化的劳动市场就业规则促使农民对其就业能力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导致了农民人口生产从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型。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升级，对农民生产经营能力产生新的要求，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随之也发生了动态调整与变化，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质量也因此而提高。此外，我国人口量质转型还有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外部推动，但是，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观察及各种生育数据的调研发现，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人口数量有所下降，其后长期发生的人口量质转型，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农民的自觉自醒行为[53]。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在追求报酬最大化的利益动因下，不断增加自我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一理性行为产生的正向效应是，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逐年提高，生育率逐年下降，人口综合素质和质量一代优于一代。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居民1985年的生育率为73.32‰，文教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为3.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7.4%[54];2016年的生育率为40.8‰，文教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1.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6.6%[50]。农业劳动力质量的动态提升，由此产生的代际传递效应，最终提高了农民的就业选择能力，也推动了农业生产要素的升级。因此，工业化引致的劳动力择优转移和人口质量转型下的代际优化，成为农民就业选择能力提高的内在路径。
（三）农民就业选择条件的形成：农业的企业化与农民的选择性就业
1.农业企业化是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变迁的必然趋势。农业劳动力择优转移和农村人口代际优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力资本的优化。人力资本优化产生的效应在于：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要素结构升级，在改变农业生产函数的同时带来了农业生产组织的变迁;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和就业概率，加速了城市现代部门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及市场化分工和农业的企业化进程，使工业发展向農业延伸进而紧密结合。因此，从经济组织结构演进的角度来看，农业企业化的实质是工业化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扩展和农民就业选择集合变化所引起的农村人力资本优化、农业生产要素升级，最终所引致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走向均衡的必然选择。作为农业现代化标志成果之一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二战后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普遍兴起，是降低农业交易费用、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发达农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目前，我国的东中部地区率先实行了农业企业化经营，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好效果。因此，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企业化经营必将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效的制度选择和主要的组织形式。
2.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与现代农民成长存在双向互动机制。农业企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民的成长。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将人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按照企业运营的制度安排和经营方式运行，带来收益的提高，从而产生了市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各种效应形成了对现代农民成长的“拉力”和“推力”。“拉力”表现在农业企业化经营产生的市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对经营管理型、技术型、农业产业工人等不同类型现代农民的需求，进而促进其成长。“推力”表现在农业企业化经营的收入效应形成了现代农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物质基础，推动现代农民的成长。此外，由于农业企业化经营是农民、企业、政府的三方契约，农业的企业化经营还会对与农业企业化经营相关的其他服务人员产生正的外部性影响。由此可见，推进农业企业化经营，对现代农民及各种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形成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农民的选择性就业推动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农民在面对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时，在农与非农两部门之间通过权衡各自收益，最终选择在更高收益的部门就业。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了管理型农民、技术型农民、农业生产工人的成长，现代农民在成长起来的同时，具备了可以进行占优抉择的筹码，即具有了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职业选择能力。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契约方式租入，其对企业的贡献与回报成正比[55]。换言之，当较高人力资本进入农业企业时，企业在给予较高人力资本报酬的同时，必然要求农业从业人员对企业经营产生更大贡献。而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和经营活动中，也尽量以较少的劳动耗费来取得尽可能多的生产经营成果。农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人力资本要求高回报的压力与动力下，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和各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吸引优秀农业人才，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更加注重其市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规模效应的提升。因而，伴随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和农业部门的现代化，现代农民的选择性就业最终促进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推动了农业的企业化经营。
3.企业化经营下农业就业条件的形成——农与非农就业工资差距的收敛。农业企业化转变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得农业收益率显著增长，农业部门的就业因此具有竞争力。当农业部门逐渐成长为具有较高收益的现代部门，农业劳动力扣除转移成本后的非农就业收入低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时，劳动力便转而选择农业部门就业。理性农民在面对扩展的就业集合时，通过农与非农就业收益的对比来决定是否选择农业就业，这一选择必然促成农业人力资本的“溢价”——相对于农业普通劳动力，具有较高农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工资将得到显著增长，农与非农就业工资的差距逐渐收敛直至趋同。伴随这一“溢价”条件的达到，现代农民的选择性就业成为可能。这其中，取得较高职业报酬和收入的实质是人力资本在农业部门得到了溢价补偿，也体现了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只有如此，农业人才才能就业或者留任于与农业部门。
因此，非农就业工资差距的收敛或趋同将成为农民选择农业就业的门槛条件，甚至农业部门产生的更高工资收益将会促使各类人才优先选择在农业部门就业。在农业企业化经营下，农业工资与非农工资差距收敛这一条件达到之时，拥有较高选择能力的农民，可在不同就业机会下自主选择，从事农业可获得与其他部门一样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现代农民与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者的区别不再是收益的不同，而是产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伴随农与非农就业工资趋同这一就业条件的达到，能够胜任农业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现代农民由此生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以就业选择集合为视角和逻辑起点，通过对现代农民的形成以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清晰展现出现代农民的生成逻辑和形成路径。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的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和代际优化，形成现代农民能力提升的内在路径。农业人口人力资本的深化和就业能力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和农业生产组织变迁，为农业发展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和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了现代农民的成长，而农业企业的契约化性质，要求各个投入要素包括农业人力资本获得报酬的最大化。在此压力下，农业企业不断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以获得最大收益，企业化程度最终得以提高，农业于是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工资率的现代部门，农与非农的就业工资水平发生收敛，农民选择农业就业的条件就此形成。 （二）政策建议
选择集视角下助推现代农民生成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扩展农民就业选择集合，提高农民选择能力，促进农民择业条件转变。具体的政策设计如下：
1.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工业化，深入市场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以扩展农民就业选择集合，促进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从而助推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农民生成这一基本前提的实现。
2.建立健全农民培训教育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加大农民的教育投入，最终目的在于以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来提高其就业能力。
3.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企业化经营，注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扶持农业企业，增加农业吸引力，助推农业选择条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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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Farme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ons of Employment Options
ZHANG Tongpu1，GUO Jianxi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Xi’an 710065;
2.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origin of traditional peasants and modern farm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the author identifies the natures of the two and finds there are different collections of employment options for the two groups.Modern farmers have a collection of employment options composed of multiple choice opportunities.Under this perspective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hoice opportunity，choice ability and selection condition，the linkag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the following three elements have been revealed，namely，the improvemen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farmers，the intergene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under the preferential transfer of labor and the enterpr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selective employment.Thus the evolutionary rules and formation paths of modern farmers have been demonstrated.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farmers，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heir employment collection，increase farmers’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for selective employment，improve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enterprization to transform farmers’ employment conditions in agriculture field.
Key words：modern farmer;traditional peasant;collection of options; farmers’employability
（责任编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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