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父母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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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使得出现了随迁父母这一特殊的流动人口群体。通过对16位随迁父母的深度访谈，这一群体在社会适应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模式。表现为交流媒介方面的融合、社会互动方面的分离、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同化与分离相博弈、家庭生活的分离与边缘化、医疗方面的边缘化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四种模式并存的局面。可以看出，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且家庭、子女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成为影响其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人口流动;随迁父母;社会适应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也都在加快。从家庭流动的角度看，一个家庭的流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分批的、按代际流动的过程。一般而言，家庭中的青壮年成员最先到一个陌生城市求学或就业，而后他们在迁入城市扎根，成家生子或将子女接到迁入地，最后再将其父母接到迁入地养老或照顾家庭的过程。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已经关注到了高龄人口的流动，并且在多个方面对高龄人口的流动做了说明。在现有的研究当中，随迁老人又有很多其他称谓，例如移居老人、进城老人、“老漂族”等，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研究，李珊，李敏芳、刘庆等学者从社会适应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余坤、瞿红霞等学者则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对该群体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而陈盛淦、何惠婷、刘敏、李倩等人则在城市适应方面做了探索。
　　本主题的研究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随迁父母社会适应问题”进行相关探索。以现居于C市的16位随迁父母入手，通过对其的深度访谈厘清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和社会适应模式，为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研究同时希望全社会能关注这一流动人口群体，为提高其生活水平，满足其精神需要，实现其与周围环境的良好互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努力。
　　二、概念界定
　　（一）随迁父母
　　老年人，WHO对老年人的定义为年满60周岁，一些发达国家则以65岁为分界点，而我国则界定60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就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而言，流动老人很多来自农村，且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并且当下很多人在50岁左右便有了孙辈，因此该群体中很多人并不能称之为老人，所以学界将这一群体界定为关随迁老人并不准确。因此，本研究将该群体定义为随迁父母。
　　随迁父母，指那些年龄超过50岁，跟随子女离开原住地，与子女在流入地生活超过半年，且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在本研究中，特指不拥有C市地区户籍的人。
　　（二）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指当个人进入新的社会环境中后对这个社会环境的适应情况，也包括适应新社会环境的过程、状态和结果，即认为社会适应是一个双维度的、动态的、与新的社会环境互动的概念。
　　本研究借用Danckworrt的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交流媒介（语言），社会互动，教育和培训（教育观念），家庭生活（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家庭人同安等），医疗，精神生活探究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情况。当然，Danckworrt对社会适应的界定仍然处于分析层面，可以看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范畴的操作化指标存在着交叉，因此，在访谈过程中并不严格区分。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本研究对随迁父母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老人的基本人口特征、家庭特征、老人的客观描述以及老人的主观感受等。全部16位访谈对象中，有10位是跟随儿子来到C市，有6位是跟随女儿来到C市的。
　　谈到来C市的原因时，有6位表示是来照顾孙辈的，有4位是来照顾子女，3位因健康原因或其他原因来常养老，2位是跟随子女一同来C市务工，还有1位是来照顾怀孕的儿媳，这与《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告（2016）》显示的老年人流动的原因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访谈对象的年龄结构，女性迁移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50-60之间，而男性则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且女性独自流动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照养功能上發挥着重要作用。
　　在身体健康方面，总的来说16位访谈对象都能自理，但他们中的12位也表示自己或者老伴的身体有些“小毛病”，主要是中老年常见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从原居住地看，有6位访谈对象来自江苏省其他地区，有4位则来自临近江苏的浙江、安徽等地，其他6位则分别来自河北、吉林、湖北、四川、山东、福建。当问及访谈对象多久回去一次时，有7位表示半年1次，5位表示1年1次，还有3位表示有时间就会回去看看，也有1位老人表示来到C市后就没回去过，而且老伴也不在了，自己身体也不好，也不打算回去了。
　　访谈对象的子女中，有4位未婚，有7位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子女都已在C市买房定居，工作稳定。
　　三、随迁父母社会适应现状分析
　　Danckwortt在其文化适应理论中提到关于社会适应范畴的六项指标：交流媒介，社会互动，教育和培训，家庭生活，医疗，精神生活。本节将从这六个方面分别探讨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并且结合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的双维度模型，对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归类与简要分析。
　　（一）交流媒介的适应
　　随迁父母来到一个新的社区，首要面对的就是语言交流问题，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都有其方言。可以说，方言是他们身上重要的文化烙印，语言交流的顺畅与否是随迁父母在陌生环境中与他人交流以及社会适应的前提。
　　其实在访谈之前，猜想由于随迁父母大多来自农村，且文化水平不如年轻人，加之C市所处吴语系方言区，方言生涩难懂，预估方言可能会成为随迁父母交流的很大障碍。然而访谈结果却截然相反。
　　在16位受访者中，只有3位表示存在轻微的语言障碍，但是也都表示，只要说慢点，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并且除了1位已经学会当地方言，其余所有人都表示交流时多使用普通话。 　　当前，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超过80%，且受访的随迁父母都接受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加之C市是一个人口迁入的城市，普通话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而独具特色的当地方言，在交流媒介中的地位也就日渐削弱。因此，从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出发，在交流媒介方面，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呈现出融合的模式。
　　（二）社会互动的适应
　　社会互动表现为随迁父母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礼仪。在访谈中，随迁父母的交往对象很多，但是成为朋友的很少。在接受访问的16位访谈对象中，只有4位表示在C市有自己的朋友，且有朋友的老人与朋友之间都是有相当高的关联程度和同质性，体现为他们的老乡、同事、一起接孩子的朋友等。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与之对应，随迁父母来到的是一个“陌生社会”，因此，想要建立起有人情、来往和规则的“自己人”关系，有很大的难度。即呈现出一种只想保留自身的人际交往又不愿与当地人建立新的联系的分离模式。
　　（三）教育和培训的适应
　　当被问及有关教育的话题时，那些带孙辈的受访对象都表达了自己的感触，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在教育观念上和自己的子女存在极大的分歧，但是自己却不敢也不愿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以看出两代人在教育观念上存在巨大的分歧。随迁父母在行为上选择了摒弃自己的原有观念与行为方式，但内心却不认同;而其子女则完全与当地人并无它异。如果用Berry的双维度模型来归纳，似乎呈现出一种同化与分离相博弈的局面，且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同化。
　　（四）家庭生活的适应
　　家庭生活方面则从饮食习惯、居住满意度、家庭认同感、家庭成员的互动（包括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四个方面对受访者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结果，他们其中有7位承认自己的饮食习惯做出来不同程度的调整，有12位表示对居住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习惯，有10位不认为这是自己家，而在谈到有关家庭互动（婆媳关系、祖孙关系、家庭地位等）的话题时，受访者的反应千差万别。
　　可以看出，随迁父母在家庭生活方面存在诸多的矛盾，且在饮食习惯上表现出明显的分离模式;而在其他方面则呈现出了边缘化的特征。
　　（五）医疗的适应
　　我国的医疗制度十分复杂，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的现象短时间内仍然难以改变，且受访者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医疗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在访谈中，就医难、就医贵成为了影响受访者就医的主要阻碍。
　　可以看出，随迁父母在医疗方面呈现出极度的边缘化，既享受不到原有的待遇、又享受不到当地的待遇，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
　　（六）精神生活的适应
　　在16位受访者中，有3位表示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在老家时更加丰富了，有2位表示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没有太大的变化，剩余的11位则表示他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不如在原居住地，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娱乐活动。
　　由此可见，随迁父母的精神生活显现出极度不同的几种状态，融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的模式并存。在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子女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原住地的生活习惯对于随迁父母的精神生活的适应有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探索16位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展示了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以下便是总结与讨论：
　　第一，随迁父母在交流媒介上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既不使用原住地方言，又不使用C市方言，而是使用普通话，且使C市本地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普通话占据主要地位，从Berry的双维度模型分析，表现出融合的适应模式。
　　第二，在社会互动方面，随迁父母群体呈现出一种只想保留自身的人际交往又不愿与当地人建立新的联系的分离模式。且可以发现，其交往对象的同质性成为影响其社会互动的主要因素。
　　第三，在教育方面，随迁父母保留有自己的观念，但在行动上却屈从于子女，呈现出一种同化与分离相博弈的局面。两代人的观念上的冲突与家庭地位的转变，成为左右该模式的关键。
　　第四，在家庭生活方面，随迁父母的适应模式则显得极为复杂，从饮食习惯上大多处于分离模式;在居住满意度、家庭认同感、家庭成员的互动方面则表现出了边缘化的特点。随迁父母显然摒弃了原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但却在家庭生活的有些方面也难以适应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充满矛盾。
　　第五，在医疗方面，随迁父母显然处于一个被制度“遗忘”的状态，他们有时既享受不到原居住地的医疗保障，又享受不到迁入地的医疗保障。实实在在的在一种边缘化的模式之中。
　　第六，在精神生活方面，受家庭、子女和个人成长史的影响，不同的人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适应模式，可以说融合、分离、同化、边缘化并存。
　　综上所述，随迁父母的社会适应状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家庭、子女和个人成长史成为影响其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
　　六、对相关问题的進一步探索与思考
　　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而随迁父母这一流动群体的数量也将持续增加，他们对于陌生环境的适应所触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将日益凸显。没有归属感、没有认同感、保障制度的缺失将成为阻止其再社会化的障碍。
　　作为一个需要再社会化的群体，随迁父母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很难有精力去主动完成这一社会化过程。然而，这样一个为了孩子无悔付出一生的群体，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予以更多关注与关心，让他们拥有一个祥和的晚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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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嵇仁豪（1994-），江苏盐城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17级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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