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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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3—2005年中国当代美学界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展开的一场争论，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当代美学界在西方后现代美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所产生的，它有力地推动了实践美学主导流派的发展，把实践美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实践美学流派。在争论中，新实践美学从许多方面引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立场、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中，新实践美学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优秀遗产结合起来，争论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关键词]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争论;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4-0075-05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betwee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ZHANG Yu-neng1， ZHANG Gong2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From 1993 to 2005， the debate betwee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s a turning historical event， which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The debate betwee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came into being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post-modern aesthetic trend of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t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ading schools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pushed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merged a new schoo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During the debate， new practical aesthetics quoted and expounded Marxis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works from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the viewpoints， positions and methods of the founding works of Marxist aesthetics，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of 1844， which demonstrated the openness and vital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n the debate betwee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the new practical aesthetic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aesthetics with the excellent heri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and the debate further promot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Key words：practical aesthetics;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debate; great significance
1993—2005年中國当代美学界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次争论，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主导流派实践美学的发展，使得实践美学发展到了新阶段，从而产生了新实践美学流派，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放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准备了良好的氛围，造就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多元共存的格局，给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争论使实践美学发展到新阶段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当代美学界在西方后现代美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所产生的，它有力地推动了实践美学主导流派的发展，把实践美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实践美学流派。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展开以来，以李泽厚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美学逐步在中国当代美学中成了主导流派。然而，实践美学的一些问题也随着凸显出来。比如，实践美学把“实践”概念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因而从物质生产的“实践”到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之间的过渡就成了实践美学难以自圆其说的死结;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或者“人类学主体论美学”，主要的学术资源是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康德美学，而且在康德的时代所谓的“人类学”也只是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刚刚兴起，所以，李泽厚的一些关于“人类学本体论”“主体论哲学”等方面的思考，确实是存在不够周全的地方，如杨春时一口气提出的十大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李泽厚提出的许多关于美学的概念、设想等等也实在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如“积淀说”“形象思维”“主体性”等等，再如实践美学的范畴体系的建构等等。当时，除了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对实践美学，特别是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采取否定和超越的态度，仍然有不少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认为实践美学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可是它的哲学基础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的，也是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的，李泽厚先生的一些阐释并不是一种不可移易的固定模式，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并且吸取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一些资源加以发展的。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传统实践美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先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传统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创造论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突创”“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武汉大学哲学系刘纲纪先生明确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山东大学中文系周来祥先生提出了“美的辩证和谐论”，为新实践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传统实践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邓晓芒和易中天的“新实践论美学”、徐碧辉的“实践生存论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等等。这些新实践美学的流派，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资源，在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推动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发展，从而使得传统实践美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形成了上述新实践美学的具体派别。这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一次全面清算、反思传统实践美学的争论，传统实践美学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体系上的完善和发展，也就不会产生新实践美学的流派。
上述新实践美学的具体派别，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具体回应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批评的角度、思路上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修正和完善传统实践美学的思想资源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通之处入手，有的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哲学和美学可资借鉴的思想来思考，有的是从李泽厚先生20世纪90年代美学思想的变化发展进一步阐发。
就新实践美学而言，它与传统实践美学的不同之处，或者“新”的主要表现就在于：第一，对“实践”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把“实践”规定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感性的、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活动。第二，重新阐释了“实践”的结构、过程、类型、功能、双向对象化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关系。第三，重新阐释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第四，以“实践的自由”为中心，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实践美学的美学范畴体系。第五，力图建构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相统一的新实践美学体系。第六，明确了新实践美学应该建构自己的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认知美学等分支美学。
总而言之，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促进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反思和前进，把实践美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实践美学的一些具体的派别，对于中国当代美学主导流派实践美学的进一步修正、完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争论中涌现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实践美学流派。
二、争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开放性和生命力
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中，为了论证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实践美学的坚持者、拥护者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中在早期已经成为实践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论著，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尤其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展开了持久的、热烈的学习和研究，在争论中，新实践美学从许多方面引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立场、方法。
新实践美学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在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推陈出新”，反思批判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把以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遮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展现出来;二是“返本开新”，在争论中，新实践美学“回到马克思”，重新阐释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概念，比如“实践”“人的本质”等等。
众所周知，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或者能动的反映论，而没有本体论，因为它认为“本体论”是资产阶级哲学的理论观点。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界和美学界流行很广，基本上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因此，实际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学基本上是以认识论或者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认识论美学，与西方近代“认识论转向”以后的认识论美学相一致，从而被后实践美学派认为是一种没有本体论的美学，甚至还停留在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水平上，没有与时俱进，因此认定实践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或者近代形态的美学。为此，新实践美学首先批判了来自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左倾”的错误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并且明确规定了“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就是人的“类存在”的本质和本质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人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当作了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并以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来规定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思想意识的形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本体论，而且其本体论是一种包含着自然本体论前提的社会本体论或者人类本体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进一步把人类的生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生产，认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是人类生产与动物生产的根本区别[1]21，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本体论就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是把人类存在、社会存在的本原和方式归于人类的自由自觉的物质生产劳动，因此，才有“劳动生产了美”或者“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1]18。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往往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称为“实践美学”的根本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归结为人类的以物质生產为中心的社会实践。这样，新实践美学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中，从反思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左倾”的错误观点之中，重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本体论哲学基础，做到了“推陈出新”。还有像“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左倾”的错误观点中，往往就是指的“阶级性”，从而被后实践美学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狭隘的美学命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有三个相关的命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504，《巴黎手稿》中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20，《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8。因此，“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并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左倾”的错误观点所理解的仅仅是狭隘的阶级性的命题，而是包含着“人的需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个由内向外的层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也是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 从“返本开新”来看，新实践美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结合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最新成果，重新解释了“实践”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把社会实践主要规定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了，而且还论述了语言的物质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24这就表明，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已经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包含在实践概念之中了，而且在语言哲学还未兴起的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语言的物质性和实践性，也就包含着把语言（语言、言语、话语）包含在“实践”概念之内的潜在意思了。到了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阿尔都塞那里“实践”概念甚至包含着“理论实践”的概念，因此，他的学生福柯把“实践”扩展到“话语实践”或者“话语生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哲学中兴起了一派“以言行事”的观点，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认为命名就是一种“以言行事”的实践。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根据的基础上，通过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和论述，新实践美学就重新把“实践”界定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感性的、现实的、双向对象化活动”。这就是一种“返本开新”。再比如，社会实践的“双向对象化”的问题。传统实践美学主要强调了“自然的人化”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可是，对于“人的自然化”相对注意不够，尽管李泽厚先生后来也提出了“人的自然化”问题。实际上，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双向对象化”的过程。与人关系不密切、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的、荒野的自然界是不可能与人构成审美关系的，只有在长期实践中与人关系密切的、能够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化的自然”才可能与人构成审美关系，也才可能具有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对象。但是，人毕竟是大自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不能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以主宰者的姿态对待自然，那样同样不可能形成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都曾经反反复复地论述过人对自然的这种双重关系，阐述过社会实践是一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因此，新实践美学就应该既看到“人化的自然”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看到“人的自然化”对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这也是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因此，只有“回到马克思”，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才能够科学、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从而开拓出实践美学的新局面。
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返本开新”，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点、立场、方法的指导下，实践美学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开创实践美学的崭新天地。这也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三、争论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中，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修辞美学、生存美学等等，在论证自己学术观点和思想的合理性、优越性时，往往都非常注意自己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力图以此来证明实践美学的非本土性。比如，有人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美学”“人类学本体论”主要来自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在这样的形势中，实践美学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当然应该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因此，新实践美学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优秀遗产结合起来。这一点，在新实践美学构建其美学范畴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传统的实践美学，如20世纪六十年代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教材《美学概论》中虽然也注意到了美学范畴体系的建构，但是，从新时期正式出版和大量使用的实际状况来看，该书主要贯彻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在美学范畴的阐述和教学上，分散地列举了美、崇高、幽默、滑稽、悲剧性、喜剧性等几个美学范畴，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新实践美学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中深感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的美学范畴体系的重要性，而且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中国化，充分吸取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的精华，来建构新实践美学的美学范畴体系。
新实践美学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以“实践的自由”为核心来建构美学范畴体系，其把“实践的自由”分为四个维度：自由、准自由、不自由、反自由，以四个美学范畴分别对应这四个维度：自由—柔美（优美），准自由—刚美（崇高），不自由—幽默和滑稽，反自由—丑。对应于“实践自由”和“实践准自由”的柔美和刚美直接运用了清代美学家姚鼐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并且也对应于西方美学的“优美”和“崇高”，柔美又分为优美、优雅、秀美，刚美又分为大美、崇高、壮美。对应于“实践反自由”的丑，被分为“阴丑”和“阳丑”，“阳丑”包括畸形、鄙陋、卑劣，“阴丑”包括怪异、怪诞、荒诞。对应于“实践不自由”的有幽默（外丑内美）和滑稽（内丑外美），幽默又分为机智、谐谑、戏仿，滑稽又分为，讽刺、讥诮、反讽。而悲剧性是刚美（崇高）的集中表现，喜剧性是幽默和滑稽的集中表现。新实践美学的这个美学范畴体系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把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美学范畴用语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阴阳互通、阴阳互变，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美学范畴体系[3]。
此外，新实践美学努力倡导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宏大目标。审美人类学是西方18—19世纪兴起的一门人文科学，德国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关注过，而且有所论述，这样也影响了晚年的马克思，他在晚年曾经转向人类学，写下了丰厚的《人类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中也包含了一些审美人类学的内容，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一种伦理型美学思想，强调“美善相乐”“和合為美”“天人合一”，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造就美好人生和美丽心灵，所以蒋孔阳先生把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称为“人生论美学思想”。新实践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力图把中西美学思想融会贯通，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相统一，建构以培养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
总而言之，新实践美学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争论的启示下，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有机结合，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
[参考文献]
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张玉能，等.新实践美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0.
[责任编辑 王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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