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魁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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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费孝通领导下的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界都具有重要影响。魁阁研究的最重要的遗产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这种社会学调查，不仅受到燕京学派强调中国社会独特特点和需通过社区研究理解中国的理论见解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还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方法、功能学派研究范式及当时社区研究风气的影响。费孝通等人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类型比较法及功能学派分析方法，采用功能学派社会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对中国多个典型的局部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对这些典型社会中的社会事实、个体与群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与剖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较为深刻且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社会研究与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继承与发扬魁阁精神，特别是运用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国，对中国现代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进步仍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魁阁;社会学调查;社会学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史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086-10
　　作者简介：刘翔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北京 100026 ）
　　二十世纪初中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吴文藻、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二战”期间以费孝通为中心的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以下简称“魁阁”）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经历坎坷反复的发展至今，仍然面临着理解中国社会和社会学中国化的艰巨任务，而细致地审视魁阁遗产对于我们完成这两项任务非常有帮助，特别是魁阁研究所体现的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对现代中国社会学发展仍有着重要意义。魁阁研究在功能学派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调查资料，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运行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为中国建立与验证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学学科体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社会学重建40余年来，已有大量重返魁阁的调查研究，但魁阁的理论启示并未得到足够的挖掘。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加快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深入梳理魁阁的理论渊源与理论方法，以期获得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灵感与启示。
　　魁阁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一）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明起源，文化历史也呈现出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轨迹，而且保持了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有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形态。然而，数千年来，由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与统治者的引导，中国学者的兴趣大都集中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对社会研究并没有太多兴趣，因而数千年来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发展与变迁等都缺乏适合的理论理解和解释。
　　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引入逐渐让中国学者意识到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自严复起，一些学者不断推介西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论著，翻译介绍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大批留学生奔赴欧美留学，带回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与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许多从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获得社会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等学位的社会科学学者回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著名大学建立专业院系，从事社会科学教学与中国社会研究，从而大幅推动了中国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变迁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国学者一方面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解剖、分析中国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社会调查、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从而形成了大量有關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近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从1840年起，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就受到以西方为代表的近现代经济的冲击，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逐渐开始近代化（现代化）。这种经济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业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对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变迁。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逐渐衰落，乡村士绅阶层逐渐向城市聚集，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长距离运输与物流的发展带来的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生产与贸易的兴盛等，这些都对农村社会阶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产生了重要冲击。
　　（三）魁阁集团的形成与活动
　　魁阁集团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产生的。在这期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是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调查研究。云南大学于1938年成立了社会学系，1939年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以云大教授的名义聘请费孝通主持研究室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由于1940年昆明遭到日机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里去。他们租下了当地三层楼的魁星阁做为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魁阁由吴文藻建立，费孝通实际主持，主要人员包括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许烺光、李有义等。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他们选择某一研究内容和调查地点，采用人类学方法展开社会学田野调查，记录、分析该社区的社会事实。按照研究内容进行区分，可将魁阁时期主要代表性著作归纳如下：农业，《禄村农田》《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其他传统产业，《易村手工业》;商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昆厂劳工》《个旧矿工》《内地女工》;少数民族社会，《芒市边区的摆》;传统社会，《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政治社会，《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呈贡基层权力结构》。这些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然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四）现代社区研究风气
　　社区研究在二十世纪初蔚然成风，成为当时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吴文藻在1935年出版的《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对当时的西方社区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把当时的西方社区研究传统归结为社会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五种，并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有理论性和独到见解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8页。换言之，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在近代社区研究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大力推动了当时的社区研究水平。近代社区研究的兴起始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此为建立与调整针对性的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和参照标准。在此以前，人们对各地社会差异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政府也没有主动考虑过发展经济社会政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与人民的自觉认识，因而对于社会的调查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而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各地政府也希望获得对地方经济社会的深入了解，中国学者也希望借此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引进西方社区研究方法、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也成为当时社会学家重要的研究内容。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等机构组织了大量经济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魁阁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一）魁阁的学术渊源
　　魁阁核心人物费孝通曾师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求学与后来的工作期间均受到吴文藻的重要影响，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而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期间，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又深受其功能学派的影响。魁阁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既深受吴文藻及燕京学派的影响，也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民族志、社区研究的影响，使得魁阁研究呈现出鲜明特色。
　　吴文藻是燕京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燕京学派就是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以其为中心形成的。燕京学派的研究目的也体现在吴文藻的一系列论著中，即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收录了吴文藻当时的重要论述，结集为《论社会学中国化》。该文集收录了1940年吴文藻为《社会学丛刊》所作的“总序”，在“总序”中，他提出 “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参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由此看来，“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构成了该学派的“概念格局”。吴文藻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
　　燕京学派的代表性成果体现于他们编纂的《社会学丛刊》，《社会学丛刊》共出版甲、乙两集各五种，甲集依次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弗思的《人文类型》（费孝通译）、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乙集依次为：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此外，“燕京学派”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当时在国外学术界颇有影响，但翻译到中国学术界则较晚。这些成果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魁阁时期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看出魁阁与燕京学派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
　　费孝通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也许是吴文藻特意安排的马戎：《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15页。。民族志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是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人类学家对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民族志试图通过全面的观察与记录，展现对一个民族、社会的全面了解。这种方法具有鲜明的整体论研究特点，即通过对该社会的各个具体侧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并将这些侧面进行整合以形成对该社会全面准确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民族志一般是西方人类学家对非西方民族特别是不开化的原始部落种族进行深入了解的研究方法，西方学者当时也倾向于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受此影响，中国学者也愿意通过这些方式向西方学术界展示中国社会的面貌。但这种研究方法更为常见的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这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如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就是民族志的研究典范之作。
　　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人类学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功能学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馬林诺夫斯基认为学者应当首先深入研究某种文化的功能、性质、演进历程，而后才能改造这种文化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功能学派反对早先文化播化论和进化论的观点，试图用功能来解释所有文化现象，如风俗、事务、观念或信仰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从而鼓励支持对中国这种有别于西方的传统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深入理解，避免从一开始就把理论基础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调上。
　　吴文藻对功能学派做过深入的介绍，总结了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并以马林诺夫斯基的《蛮族的性生活》、理查德的《野蛮部落的饥饿与工作》和斐斯的《新西兰毛利族的原始经济》为例介绍了功能学派的方法论。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9-233页。
　　功能学派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紧密围绕社会结构的特征、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发展进行的。因而，探讨各种不同社会中制度、风俗习惯等的功能，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早期的功能学派主要是研究原始部落社会，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很容易转换到对中国各种不同形态社会进行研究。功能学派的研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燕京学派和魁阁集团学者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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